江湖中国-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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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讲尊严，首先是面子。做人越传统，就越讲面子。

　　做秀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尊严多半很有面子，这很好理解。

　　但是，并非尊严越多则面子越多，“有面子”不与“有尊严”呈正比。最有尊严，不一定最有面子；最有面子，不一定最有尊严。譬如，某文人不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然不会飞黄腾达，于是在众人眼里没什么“面子”；但反过来，做人却很有尊严。因为不仰人鼻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则德国的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一同在花园散步，恰逢公爵路过，歌德立刻停下，伫立路边——脱帽弯腰、鞠躬；而贝多芬却不屑一顾，顾自继续谈笑风生，成鲜明对照。这个故事，若置于中国语境来诠释，便是：歌德有面子而无尊严，贝多芬面子小而尊严大。后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西方化、令中国人意外的结尾：当贝多芬旁若无人时，公爵居然退向路边伫立，向贝多芬脱帽致敬。这也许令中国读者不免吃惊，其实这是西方人借故宣扬人格独立的精神。《艾子》说：鬼，专欺负怕鬼的；同样的道理，奴隶主奴役甘愿做奴隶的。中国古代有不少贝多芬式的人物。譬如，道家宗师庄子，一世不愿为官，自甘清贫，浪迹江湖。在庄子眼里，自由就是逍遥，做官就是奴役。然而，社会主流与之不同，捐官买官晋爵，对下耀武扬威，自忖“很有面子”；对上却低三下四，人看“面子全无”。此时，讲尊严是一种奢望。此处是面子来尊严去，二者分离的。古代所谓“官痞”、“衙棍”，即有面子无尊严之人。

　　再说，百姓当中也有家境贫寒者，执意套取“份子”大张旗鼓地办喜事，学着富人讲排场。一番心机下，终于得以大操大办，面子固然有了，别人不定真看你高一筹。毕竟排场是别人给的，龙虾鲍鱼是大家凑钱买的，彩电冰箱是某人送的……不是你有本事。就算有面子，也是表面的，与自己的尊严无关。甚至是对尊严的揶揄。

　　面子这东西总是以一种假冒的“尊严”陶醉自己，自己跟自己做秀，明知道一切是假的，但是却很满足。这种“掩耳盗铃”的症状，经常导致面子与尊严决裂。死要面子，放弃尊严。那些极端爱面子者不免带“白日梦”症状，游离于精神分裂患者和常人之间。

　　观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高度江湖化的日常生活。譬如，应酬、做人情、走过场和逢场作戏，假面子多于真面子。即便真面子，通常也掺和些许水分，变作几分真几分假。中国人但凡说面子，无形之中都有水分。而不掺水分的人，是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实在人”、“老实人”。

　　《红楼梦》有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中国文化有特点，它不透明，就像伦敦雾。雾里行走，须有导盲系统，做人须有拨云见日的功夫。譬如面子这东西，假戏真做，飘如浮云，真假莫辨。读者不妨自忖每次面临“面子”的语境，是否能做到“世事洞明”，是否每说“面子”都体悟到自己和他人各有“里子”内藏。“面子”的复杂，就是一直与“里子”纠缠不清。

　　“里子”即利益，银子、欲望、权力、地位。面子在外，里子在内。面子可说得天花乱坠，而里子说不得，戳破就不好了。面子与里子相对存在，面子在嘴边，里子在心底。所谓拨云见日，就是拨开面子看里子，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当中包含双重诉求：面子最大化和里子最大化，又涉及双方的均衡。一旦涉及面子，潜意识要谨慎自省：这只是面子不是里子，千万别上当啊！于是，就有了逢场作戏，大家相互恭维，虚的面子到处送，实的里子到处抢。

　　“透过面子抓里子”，是中国人做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做中国人，不管其他方面多么成熟，如果这关过不去，肯定就不成熟，显得傻乎乎的，稚气未脱，听不懂别人逢场作戏的潜台词。不懂套话背后的双关语，不懂暗含的指令或威胁，不懂装疯卖傻，跟在别人后面傻笑。一晚上别人谈些什么，一字儿未听懂。面子上的逢场作戏，几乎相当于黑话，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打暗帮忙，明捧暗贬，直至搅得天昏地暗。中国人若把面子当真，肯定遭人家嘲笑，昏头昏脑，幼稚可笑，被人骂作“白痴”、“十三点”、“木瓜”、“笨蛋”、缺心眼儿……与此截然相反，成熟的心智是跟着你们玩儿，俗语说：“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场面如何玩法，空话怎么分辨，背地里怎么回事，一清二楚。透过面子抓里子，正是混世江湖之道。

　　这就是面子的表面性、做秀性，它瞄准下面的“里子”，做大面子，为里子服务。

　　自我形象

　　在中国，“做面子”是树立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譬如，青年人结婚时租借豪华轿车作排场，豪华轿车不属于自己，婚礼借来风光一下。它让结婚者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真实角色和地位，在梦乡中进入向往的境界。此时，结婚者努力以豪华形象示人，俨然处在向往的那种富有状态，因而“很有面子”。时下流行的豪华婚仪，但凡以“一辈子只一次”名义满足新人的虚荣心。在这种语境下，面子即个人形象，个人形象即面子，二者同义。新人类们所谓“展现个人形象”，是古人“有面子”说辞的现代版。在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看来，说“面子”既传统又老土。

　　另一种例子，初出茅庐的商人与新客户谈判，有些人会借一部豪华轿车赴约，希望新客户认为自己很有实力，以使谈判天平倾向自己。反之亦然，经同一文化熏陶的新客户也可能如法炮制，也借豪华轿车赴约。于是，二人演一出假凤虚凰“二人转”，直落得双方头次见面便云里雾里。江湖商人比普通人更狠之处，是他愿赌服输的性格，宁愿承受虚假交易的风险和竹篮打水的亏本，也要冒险争主动占先机，以求暴利。虚增个人形象，并非预谋诈骗。只有少数人真正从事诈骗，对多数好大喜功者来说，做面子只是一种默认的文化游戏，即“演戏”，也称逢场作戏。“演戏”是面子体制的派生物，当然也是礼教的派生物，它极力演出那种自己向往、以为别人也向往的样子，那种风度和气质，那种派头和实力，其逼真的程度，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不由得他人不信。至于对手，信不信则由己，这种逢场作戏的游戏，中国人习以为常。

　　两人演对手戏，如此假凤虚凰，巫山云雨中还能从事商业合作，便是对游戏参与者的智慧考验。所以，成熟的中国人一般显得很聪明，比外国人聪明，尤其比发达国家的老百姓聪明。令人惊奇的是，去欧洲旅行的友人一概认为欧洲人很笨，中国人比较聪明，当然限于普通人，不说哲学家和科学家。但是，所有的友人都不明白，笨欧洲何以比聪明中国富裕，人均GDP高20～30倍。聪明人折腾半天，比笨人贫穷，这在逻辑上不好理解。普通中国人之所以显得聪明，是因为社会文化和制度语境比欧洲复杂，要应付的压力多，其中之一便是面子语境。复杂语境孕育了一批小聪明，毫无意义穷讲究。越穷越讲究，规矩则越多。

　　不少男人随身揣两包烟，好烟请客，坏烟自用。形象固然“好”，但是消耗了面子制度的支付成本，使人不堪重负。“文革”期间，成年男子流行穿一种衬衣领子，只有领子没有衣袖，原因是省布料省钱。因为多数人很穷，喜爱干净衬衣的样子，买不起大量衬衣。自从发明了“衣领子”，就可以给人“天天换衬衣”的印象。

　　什么是自我形象？乔治•；米德互动论心理学认为，自己的主观评价和群体对自己的评价，经过互动交流被整合成一个感性意象，就是自己的形象。从根本上说，自我形象关注别人对他的评价，也关注自我评价，是两种评价互动融会的产物。在江湖文化中，面子的属性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形象。江湖人的形象就是面子。

　　命根子

　　爱面子与不爱面子的差别，在于是否把面子当生活目的。对爱面子的人，面子就是生活最终目的，不容挫伤、侵犯，更不许剥夺。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生命的价值就在一张脸。脸不能弄脏，谁弄脏我的脸，我跟谁拼命。背后反映的是世俗人生的价值观，主要是江湖世界和家族社会的价值观。当然，中国也有许多不太爱面子的人，他们遇上爱面子的人，若有事相求，则只好逢场作戏，曲意逢迎。假装自己也爱面子，迎合对方，捧对方，让对方欢心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面子是生活目的，当然只限于爱面子的人，尤以江湖人为重。过去，家族主义者是爱面子的主角，不过当今，家族主义时代已然过去，面子文化的主要继承人是江湖。面子是江湖的生命价值，是混江湖的主要目标之一。让江湖人丢面子是一种禁忌，面子丢大了不亚于挖祖坟，他追到阴曹地府也跟你没完。

　　“命根子”的含义，相当于现代逻辑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意思？逻辑上，目的和手段是一对相对概念，可以相互转化。一个目的，在另一条件下可能变成另一个手段。譬如，就业的目的是挣钱，而挣钱的目的是生活，生存是就业的最终目的，这组成一个目的手段链。以此可以类推，存在一长条逻辑链，直至一个目的，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即这个目的不需要其他理由来解释，它自身就是最终和唯一的理由，那么它就是最终目的。譬如生存就是终极目的，不需要解释，是人生的公理。类似说，爱面子就无法用任何原因解释，假如我们问爱面子的人：“你为什么爱面子？”多半回答不出。即便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回答，爱面子就是爱面子呗，还问为什么？对他来说，背后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我，二位一体。

　　若理性解读，何以面子是爱面子者的终极目的呢？答案是，它是尊严的载体，是儒教制度下的尊严价值形态。而尊严于人性之重要，不需要解释原因。依照亚伯拉罕•；马斯洛说法，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面子既附着于尊严，所以爱面子也没有原因，是基本需要的体现。

　　所谓终极价值等同于生命价值的观点，有一个显著特征，如果受到伤害，将不惜一切抗争。如无力抗争，可能选择死亡。严重的丢面子，可能导致自杀。“文革”期间，作家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皆遭到侮辱性批斗——“阴阳头”、殴打、“喷气式”、戴高帽……种种野蛮残忍羞辱之后，他们自杀了。这个事实，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从传统语境去解读，就是彻底伤了面子。羞辱摧毁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消解了生存的意义。三位艺术家自杀，折射了面子中包含的尊严的毁灭。面子与尊严，密不可分，故而当作命根子。

　　这一类例子可分出几种层次，显出微妙不同之处，凸显面子文化的形式主义精髓。

　　更有甚者，有些例子表现出面子与尊严分离，不因尊严毁灭而自杀，却因面子被毁灭而自杀，显示面子的价值高于尊严。面子比尊严重要，因为它是个人在传统社会和江湖社会中主要的角色形式，面子是群体角色的准入证，个人必须依靠角色跻身群体，有些人损尊严倒无所谓，损面子却翻脸了。因为你动了他的“奶酪”，危害了他的生存。譬如，儿子被保安员错怪偷车，母亲遭父亲责骂，母子双双自杀的例子，显示面子与尊严的微妙差别：面子看重名义，尊严看重实质。若站在理性主义角度说，没有事实证据而遭人诬陷，个人应该奋力抗争，讨回公道。但在传统面子制度上，面子是一张漂亮窗户纸，薄如蝉翼，伤害就是捅破了，即使被冤枉的也不可挽回，唯一死了之。这里面反映了一种“贞节”式的人生观，是一种主观的“洁癖”心态。不论一个人面子在逢场作戏场合何等风光，他的面子防线仍很脆弱，一旦被指责不管是事实还是冤枉，都是被玷污了。面子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是做人的底线。面子都没有了，还活什么？

　　中国人的婚前性关系是尊严与面子分离另一个典型例子。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在传统文化中以“奸”字定义。但是它的惩罚程序，并非发生在性行为之时，而是败露之日。换言之，不论有多大恶果，皆非出于自律，而是他律。自律和他律的机制差异，便将尊严与面子分离，因为尊严的核心是自尊，面子的核心是他律。

　　“文革”时，有位女学生跟人相好怀了孕，后来大腹隆起终被发现，羞愧难当，服敌敌畏自杀了。若以面子观点琢磨这件事，可以悟出中国人有关“面子”的微妙信息。婚前性行为本身并不让她感觉“没面子”，也就是说，在良心上没任何问题。恰恰怀孕被人发现后，就觉得丢脸了，死活要自杀。这个差异反映了“面子”的舆论依赖，而无关事实本身，也和自我评价无关。如果不怀孕，或者怀孕后偷偷堕胎，没人知道，那么婚前性行为就不关乎面子，就不可能导致自杀。所以，不是婚前性行为杀死了她，而是面子杀死了她。而面子背后，是别人的口水杀死了她。

　　“面子”还有“脸”，都属周围人群给予的评价或舆论。“脸”，就是熟人群体授予她的角色身份，是她一生获得别人尊重的源泉。源头断了，只得一死。

　　资信

　　以上四点都说面子可做人生目的，现在再说近代面子的新蜕变，新面子也可以做手段。两人之间做面子游戏，相互哄抬、追捧、炒作以达到其他目的，这是在晚清民国以后的新机制，而现今十分流行，几乎超过“命根子”的原生态。

　　有个普通故事展示了面子工具化的特点，是作者考察的一个案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近郊有一家农场尚未通自来水，其近邻啤酒厂有自来水大管。因为是邻居，老场长穿一身劳动服，骑着自家破自行车越过2公里菜地就往啤酒厂求情去了，声称要找厂长。不想，没进大门就被门卫拦住，上下打量盘问一番，经过折腾终于来到厂办公室，还是被厂办主任婉拒。

　　场长郁闷几日，遇到一位“师爷”支锦囊妙计。“师爷”道：谈不谈得成是另外一回事，能不能谈是一回事，奥妙是面子。骑自行车进人家大厂，不仅自己没面子，也不给别人面子，大家没面子自然没生意。场长茅塞顿开，专程绕道市区，买了一身名贵西服，租了一辆豪华轿车，径直驶进啤酒厂。这一回，面子文化产生有趣的结果，居然连门卫也不阻拦，“啪”地一声敬礼。得意之间来到办公楼，厂领导热情相迎，谈判尚未开，厂长就笑嘻嘻地“大家邻居，好说好说”，实际上等于应承了。

　　这个故事说明，做面子可以代替谈判，或者中国的谈判遇有障碍，须以面子开道。有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这个案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每日在中国各地上演不同版本。在商界，面子相当于一种商业资信，显示身份尊贵和实力雄厚。譬如借款10万元，有面子的人连借条都可以不打，没面子的人想借都借不来。即便借，也要办繁琐手续。至于面子资信大小，取决于个人面子大小。商界是中国面子文化发源地之一。明清以来，在“重农抑商”制度中发育起来的商界，命中注定地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除了交易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