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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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摞成语形容之，譬如“敲山震虎”，或“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茶壶煮饺子，心里明白”。与“碍于情面”的消极性相比，“台阶”的态度趋于积极，开始着手战略反攻。它把事情分成两面，一个面子，一个里子，分头处理，争取互不妨碍。当两人冲突发生时，或者自身面子与里子矛盾时，寻找一个变通的理由，力争既解决事情也保全面子。无论谁对谁错，损面子都不对。面子比金钱重要，讨债人必须避免使对方又赔钱，又丢脸。故而，上策是既追债又留面子，下策才是不惜面子硬行追债。这个下策导致对方损失的最大化，钱也没了，面子也没了。这样做人，未免太狠毒。所以追债的博弈，一定要寻求最优化策略组合，建立优化的均衡，自己能拿到钱，对方能拿到面子。这样一个圆滑的均衡，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台阶”。
表现和宣泄自我
面子之滥觞，提供了一个心理空间，即一个弗洛伊德式发泄豁口，让礼教压力下循规蹈矩、生性压抑的中国人，在合法场合充分释放个性利比多，突显自我的形象，满足平日难得之优越感。表现自我是人类天性，各民族表现途径不一样。中国人选择面子，用面子炫耀自我，是其特色。面子是中国人自我表现的形式，深具形式主义色彩。
论及众多面子术语，数“有面子”最能体现自我呈现的愿望。“有面子”是人生终极目标，背后没有其他目的，从而体验自我价值的升华。这是终极意义层面的心理游戏。故而，“有面子”时常伴随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表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照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标准，可视是一种“高峰体验”——瞬间的满足感、成就感和自我肯定。
“有面子”的追求是永恒的，但“有面子”的价值判断具有时尚性，随人不同，随时代不同。“文革”时期有面子的时尚是“老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今日有面子的时尚是名服、名车、豪华别墅……某些底层平民通过奋斗成为大款、大腕，便急于返乡炫耀卖弄，俗语谓之“衣锦还乡”。在中国，“衣锦还乡”不仅是成语，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诉说中国式飞黄腾达的梦想。在这里，“衣锦”实非漂亮衣服，而是面子的借代用语。面子的荣耀，高于锦衣玉食、宝马香车。
再说中国人“小气”和“慷慨”之争，也隐藏面子显摆派头的秘密机制，“慷慨”不过是“爱面子”的同义词。节俭本是美德，但以江湖观之，节俭不符合核心价值观“义气”。以“义气”标准看来，节俭就是小气、抠门……小气，被人瞧不起，让人没面子，人前抬不起头。日常生活中被人说小气，大大没面子，周围人当笑话传播。纵览生活，人们愿意与义气者相处，而不愿与小气者为伍。是故，一旦节俭和义气不期而遇，决不能因贫穷、节俭丢失面子，因而必须勉强做面子、撑面子、光面子，克服小气节俭习性，掩盖贫穷家底。所以，义气先于节俭。而面子，则是协调二者的机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某人到乡下看望同学，同学尽管生活窘迫，仍然偷偷向亲戚借来30元钱，买了螃蟹、黄鱼摆了一桌酒，以表达慷慨之情。虽吃得自己心疼，但是客人开心。做面子实际上担当一个反向调节机制，若要有面子，务须掩饰贫寒，跟节俭本性较劲，“打肿脸充胖子”，摆阔装大方。在私人交往上尽量出手慷慨，心里流血，脸上留笑。这是江湖规矩，也是私人关系交往的写照。
反过来看，不论真节俭或真小气，只要你表现慷慨，出手大方，都很有面子。有面子就有人缘，有人缘就有资源，路路通。所以越穷，就越要摆阔，就越需显慷慨，方有翻身一日。某日读报，一则故事反证了这一规律。有个贪官对老婆说，有个“张经理”很义气，出手大方，值得一交，打算帮他，将来肯定不会吃亏。老婆深表赞同。后面故事老生常谈，毋庸赘言。关键的事实是，“张经理”不过是负债累累生意人，是假大方。我们身边的“张经理”们多是资不抵债或资金短缺的主儿。他既不是大方，也不是义气，所谓“义气”的假象无非下手够狠，一锤子敲死对手，不想夜长梦多。一锤敲得死，方能“吃小亏占大便宜”。若一锤敲不死，反而心惊肉跳，只怕扔进更多。假使行贿不套利，商人不行拔一毛利天下之事，何慷慨之有？张经理行为的内涵，是经营面子提升自我形象，从而达到背后的目的。
以“有面子”凸显自我形象，是面子的特有作用，是中国人自我实现路径的特色。谈论这一中国特色，自然要对比西方之“自我实现”，探讨中西社会体制下不同的自我概念。
中国的“有面子”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实现”的根本区别，来自面子与自我概念的区别。虽然中国古代观念有“己”之概念，但“己”不同于“自我”。现代中国的“自我”概念，源于西方文化。论自我，若从心理学定义，是人格的自我意识，是他全部性格组成的整体；论面子，还从心理学定义，仅是人格的一部分，是舆论与自我评价两股交汇生成的自我意象。另外，从社会学诠释，面子是儒教制度下的个人角色。以面子为工具，儒教体制对个体角色进行程式化、格式化修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套符合儒教价值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是费孝通所称的“礼俗”①。在这个空间中，个人的真实本性消失，按照礼俗规矩扮演角色，言行拘泥于《周礼》、《仪礼》精神编纂的各种剧本，譬如各种世俗化“蒙学”、“家训”、“家风”和“规矩”。
扮演角色，生成的外部形象，就是我们的面子。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本身不见了，留下的是我们的面子。面子是“我们”的影子和痕迹。
有面子与西方人自我实现有何区别？
在西方心理学体系中，谈自我实现最多的是亚伯拉罕•；马斯洛。早年，笔者曾依照马斯洛学说调查中国社会“自我实现”的人物，结果意外地发现，作为价值观的自我实现，在中国下层社会基本不存在。不仅人物不存在，价值观也基本不存在。“自我实现、“自我设计”的“粉丝”（fans），多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大学师生。学生们在校期间，通常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实现、自我设计意愿，一旦踏入社会，旋即发现社会根本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土壤。作者跟踪调查这批人，多数投身社会后便改弦更张，回归传统轨道发展。反潮流的弄潮儿，最终多顺应潮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浪漫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人一旦踏入社会，就要应酬世情，融入江湖规则。江湖混久了，大抵被磨得没了个性、没了脾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遑论凸显自我价值。自我价值是幼稚代名词。江湖路上，成功标准是“混出模样，给大家看看”，关系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无关自我真实。自我愿望，自我个性，无关紧要。
江湖社会不鼓励个性，不鼓励自我实现，反而鼓励个性融进既有秩序。切合规矩、遵循价值被称为“有面子”，受大家褒扬、羡慕。由此，但凡人性表现的欲望，可以通过面子工具加以包装，间接地宣泄出来。因为有面子，所以受人夸奖。这就是面子突出自我形象的奥秘。
代用个人资信
“有面子”是一种交往本钱，即互动资源，面子越大越有人缘，人气越旺。这是江湖中的硬道理。
在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一带是面子之乡，讲面子风气鼎盛，堪称中国一品。民营企业家擅长撑门面，门脸光鲜羡人，厂房富丽堂皇；大门口立着雇来的民工，头戴大盖帽，身着笔挺制服，气派不逊于当街执法的公务人员。恭请地方实力大员题写厂名，意在炫耀背后保护伞。通常走进办公区域，主人与名人大腕合影的巨幅相片悬挂于显耀处，令蓬荜生辉。主人离厂外出办事，热衷驾二手豪华轿车，毕竟外人不知，又省钱又有面子。曾几何时，来自香港、台湾的翻新二手豪华轿车大行其道，在一弹丸之地，大奔、宝马、凯迪拉克川流不息，令内地商人到此瞠目结舌。
假若有读者以为这纯粹炫耀面子，便大错特错了。比面子虚荣心更重要的，是以面子生财，吃小亏占大便宜，其中亦不乏骗术。豪华轿车是谈生意的障眼法，商人未开谈判先看气派。门面做得好，客户被蒙了，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也稀里糊涂、多多少少掺杂对主人实力的相信，便乐于与之交易。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找有实力的做生意乃是天经地义。撑门面可以一举两得，做人既风光，生意又做得好。
一次，一个沿海小市（姑隐其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山区寻求商机。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境内群山逶迤、山路崎岖，情状不逊于蜀道之难。从沿海到山区，交通工具自然以飞机最适宜，可避免舟车劳顿。然而徒步进山城，爱面子的老板们深恐当地民众不信自己是大老板。“震慑”，对于爱面子的人，以及对于讲面子的江湖文化，那是需要的效果。既然说白了，撑门面不乏骗术成分，不如干脆多榨些油水。在充门面思想主导下，老板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凯迪拉克、林肯、奔驰、宝马组成的豪华车队（主要是二手车），颠簸辛劳、浩浩荡荡开进山城。霎时间，整个山城被镇住了，万人空巷，民议沸腾，达到了老板们的预期效果。宾主数日言欢，商人们在山城买下大片土地，签下一摞摞意向书，暗地狂喜而归。
在商业法系尚未健全之时，有面子不仅省去资信审查的麻烦，甚而虚提资信，产生“泡沫经济”效应。
在商界，类似例子不绝于耳。有位商人驾驶宝马轿车去有关部门办出境手续，办事员顾自忙于审视文件，头也不抬撂下一句：“回去补办担保！”，忽又抬头看见豪华车，忙改口道“开宝马来的啊，那就不用了”。这是当地的一件真人真事。驾驶豪华车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担保，至少在这等小事上是担保。在办事员看来，这么大的款儿，总不至于放着家当不顾，潜逃不归。
在深受江湖习俗浸染之民间社会，或江湖化社会，面子作为一种资源，与其他资源——权、钱、关系、信息等可以相互转化。譬如，面子可以变成关系；反过来，拥有关系也滋生面子。面子可以生成钱财和权力，如上例交易和借贷资信；反过来，有钱有势也很有面子，受不少人羡慕。
基于这种相互转化特性，面子实际蜕变为一种工具，从尊严价值蜕化为敲门砖和垫脚石，被彻底工具化了，凭借面子可达到实惠目的。
面子之能够成为工具，背后基于一个社会原理：
面子在江湖社会，或江湖化后的传统社会里，代表社会地位的相对优势。
在一个大量遗存“上下有别”等级的社会秩序里，地位优势是一种活跃因素，它能主动带来收益优势。面子是生活质量的温度计，是江湖“混”得好歹的指针。一人混得好不好？看面子便知。是故，面子变成群起效尤追逐的目标，有时导致供不应求，稀缺之下有人需要交易，用金钱来买面子，用财物换面子——譬如捐官，或捐慈善，面子的交易性油然而生。
面子是一共同体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因而是一种相对稀缺资源。公共资源一旦匮乏，人们只能用高价购买，这个交易过程导致面子工具化。
关系网络自治
面子的第四种作用，就是维持传统社会形态——关系社会、民间会党和家族社会的自治，帮助这类共同体建立个体约束机制，减少行为出轨，维护秩序。它的特点是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从个人内心做起。
中国处在一个后传统时代，也称转型时代，一面宪政制度迅速崛起，一面传统习俗的惯例制度依然起作用。在中国比较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群落——家族、宗族、乡村、街坊、行业圈、关系网，乃至江湖行会、行帮、教门……一切尽以“面对面”交往为基础，社会学称之“初级群体”，俗话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此处，“初级群体”是理解关系社会的重要概念，它是关系网这一现象的属性。关系网，是“初级群体”之一种，其他种类还有帮派、邻里、乡党、家族等等。
最典型的初级群体是“面对面”交往依托的群体——家族、宗族、街坊、熟人或乡亲等。离开了“面对面”的感性交流，纯粹依靠公文、法令、书信等抽象媒体，面子便无所依托。试想，没有人热衷于对着陌生人或公共场合讲面子，那是对牛弹琴。面子，是小圈子的面子。面子的根本诉求，在于寻求熟人面前的心理优势——“我比你行”，或者“我比他行”……共同体将这种优势给予他，既是讲面子人的得意，同时也意味着对周围人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甲影响乙的同时，乙也影响了甲，最终要建立一个均衡，达到秩序自治。面子做秀的过程是互动的，每个人讲面子的同时，社会也按照一定规矩塑造了他，使每个人都融入规则。个人得到面子，社会得到秩序。面子促进关系社会的自治。
关系社会是“无为而治”的松散人事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中心，没有警察法官，全靠本人自觉守法，自愿维护秩序。以现代宪政学的观点看，关系社会也遵循一种“自由秩序”原理，遵循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秩序。这类似于道家的政治概念“无为而治”。
关系网的性质可以“无为而治”，不需要专人维护，秩序自然天成。在无暴力胁迫下，当事人之愿意维护关系网秩序，就其原因有二：一靠利，二靠面子。说利益，维护关系规则，等于维护自己财路，但凡劳动、雇用、生意、为官等，一概依靠人缘。面子是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讲面子就是进入角色，不讲面子就是拒绝角色。进入角色就是遵守规则，弘扬共享价值观。一旦个人照此执行，众人面前就很有面子。大家羡慕发财，你发财了；大家羡慕轿车别墅，你有了；大家谈美女，你娶了……如此，面子制度客观上等于一种快乐工具，有面子等于快乐，群体借快乐规范了个人行为。这就像大自然，借性欲诱使人们生育，使人们毕生辛劳。面子实为一种“面子欲”，人们欲罢不能。
人称国人素质差，作者不完全苟同，也不完全反对。但是有一点需要留意，显露坏习惯大多不当着熟人面，即尽量不在熟人面前没面子。作者尝跟踪调查询问，答案还是“不好意思”，或“没有面子”。在熟人面前随地吐痰、墙角溺尿，“顺”人兜里的香烟、打火机、食品、商品……被人知道后很脸红。但是，一旦没有熟人在旁，这一切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尤其江湖化的男人来说，又是如此自然而然，俨然旁若无人。
在熟人交往中，面子诉求对个人具有约束力。所以，在民间生活，面子文化变成一种约束，防止行为出轨。面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苦行。反过来，作为奖赏，它带给个人满足和荣耀，不管是真实荣耀还是虚拟荣耀。一旦虚拟化，就变成鲁迅式的阿Q。从这种层面说，面子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元素，是可言说、可执行的通俗道德，而不是书本上的抽象道德。
于是，在众多的小事上，面子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