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8胡适评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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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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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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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播种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楼，
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旧梦》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国六年的一月里，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到了北京大学，这个老头儿就是蔡元培。他当时要物色一个文科学长，他的朋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杂志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时候刚出了十五个月。
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们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地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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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九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
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几条好汉，他们是：胡适之、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
北大新添进了新血轮，北大开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个教授轮流编辑，想开始为中国奠定“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那一两年间，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胡适首先看到这一点，他立刻把消极意味的“八不主义”改成了肯定语气，他告诉人们：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非常明显的，这四行句子的的精义所在已经不止于文字方面了，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民国七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写《易卜生主义》，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他借着西方近代一个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笔，借着简明有力的白话文字，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在那篇长文里，他鼓吹“说老实话”，攻击“腐败家庭”、攻击“死板板”的法律、攻击“处处反乎人情”的虚伪宗教、攻击“许多陈腐的旧习惯”——道德、攻击社会对特立独行的“捣乱分子”的压迫、攻击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击了这么多传统的丑脸，所用的，只不过是一个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杆新枪。
很快的，非常明显的，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远虑的革命领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这“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在民国九年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还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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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难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道杀出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发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七个月后，军阀捕去了陈独秀，胡适接办这杂志，那时正是安福盛行和会分赃的时代，知识分子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和无政府。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在三十一号的《每周评论》里，他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这是胡适第一次走出书斋来谈政治，可是谈得非常碍眼，北方的社会主义者、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骂他，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思想的训练不同，看问题的方法自然两样，胡适着重的是一点一滴的解放、具体的问题、必要时的存疑和个人的独立思考的机会。胡适选择了一种non——punitivereaction，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他劝人不要为了“目的热”就导出“方法盲”，因此，他浇了别人的凉水。他也知道自己惹人讨厌，于是他自比做了一只乌鸦，孤独地唱了一个小曲儿：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老鸦》其实谈政治对他是一件苦差使，他宁愿写一篇一万字的李觏的学说，也不愿写二百字的社论，可是既然谈了，就不容易停手，从此便开了胡适谈政治的局面。但他谈政治的表现却经常是轻人之所重而生人之所轻，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却说我们真正该打倒的“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应该走演进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民国十八年，他的《人权论集》中的文字给他带来另外一种麻烦，一度党部曾请政府警戒他，闹得极不愉快，他只好引用鹦鹉救火的故事来告别上海。其实鹦鹉是招人喜欢的，既然连鹦鹉都不能做，他只好再做一次乌鸦。
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老实话”，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uneasy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统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他说他
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鸽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一号）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的，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为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误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能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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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事业的重要基础当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资，但也是最缓慢的投资。可叹的是，这几十年来，谋国之士都不能忍受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