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8胡适评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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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间，我那叁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麽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分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叁五年以後，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麽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他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麽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後，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需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沈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可是神州的“健者”那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麽“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叁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後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作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後，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麽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着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麽不写点别的？为什麽专门写关於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纪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叁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麽，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後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外之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麽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麽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叁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六一年十月十日夜深。
〔附记〕这封信中关於我父亲那一部分，由於吴焕章先生提供出文件，我已修正我的看法。我在“李敖自传”（“千秋评论”第二十一期）中说：“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後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给胡适的信以後，重读一下我那篇自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魔鬼们坐了冤狱。地狱里都是冤气。
魔鬼们不耐烦了，他们需要一位辩护士。
释迦牟尼佛怕了，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人选。
文殊菩萨说：“我太聪明了。不干这傻事！”普贤菩萨说：“我太老了，不愿意走动。”观音菩萨说：“我大慈悲，不忍进冤狱平反。”弥勒菩萨说：“我太胖了，我想做做官。”最后，地藏菩萨只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一到地狱，立刻被阎王收买，整天装聋作哑，卖痴卖呆。
地狱的冤气更浓了！魔鬼们更不耐烦了！
释迦牟尼佛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将地藏菩萨撤职查办，另谋人选。
这时候，正好“黄泉社”拍来电报，说阳间有胡适乙名，劫数已至，遽归道山，何不请他来补遗缺？
释迦览奏，觉得有理。但他问道：
“听说胡适是无神论者，死后漆黑一团，身相不属四大，心性难归六尘，这等好汉，如何能为吾人所用？”
左右大臣面面相觑，列子里闪出唐僧，合十顶礼，献策道：
“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与孙行者颇熟，何不派孙行者一行，以示天朝怜才之意？况中国大陆上清算胡适，密锣紧鼓，捉拿‘胡适的幽灵'。胡适有‘幽灵'在，足证其精神不死，虽为无神论者，庸何伤乎？”
释迦大喜，立派孙行者携亲笔函，敦聘播种者胡适到地狱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diaboli），向那十八层顶上胡帝胡天的阎王老爷吹吹风。
孙行者按下云头，火眼金睛，老早望见胡适先生一道阴魂冉冉而来。行者趋前，迎面唱个大喏，笑道：
“博士久违！想当年你写《孙行者与张君劢》，害得我好苦！如今他老头子竟不先你而来，还在阳间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可恶可恶。你在阳间不信宗教，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不知尊意如何？”
胡适先生正被那些新闻人物哭得难过，见孙行者拿出聘书，立即欣然同意。
于是，地狱的魔鬼们齐声欢呼。
于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五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出版），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执笔的有陈立峰、毛子水、梁实秋、叶公超、徐复观、黎东方、胡秋原、李敖、蒋复璁、王洪钧、余光中十一人。其中我这一篇又惹了麻烦，请看下面的附录。
附录
文章忌刻薄（刘星）
胡适先生逝世，文星杂志为了表示悼念，特别出了一本追思特大专号，用意至为可贵。主编先生并能以他熟稔的人事关系，向国内各权威的名流学者迅速地拉稿，因而汇集了不少篇有价值的宏文，并复蒐集了胡先生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诗及其最后遗作。此一优异表现，值得喝彩。
唯其中之李敖先生的《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一文，令人看了颇不舒服。故不论此文的涵义如何，即仅就标题言，便甚刺眼；而文中所述似有责怪胡先生生前未能多做诤言之意。其实就把这意思明说好了，又何必提出阎王、观音、释迦等神祗而在胡先生死后，尖酸而刻薄地加以冷讽热嘲呢？很多人都深感到：李先生这篇毫不幽默而富有恶意的“游戏文字”，实不配与那几位的文章并列。《文星》主编先生在《编辑室报告》里，表明该杂志的态度时说：“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一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让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此固然为每一个刊物所应持有的基本原则，但如李敖先生这种无益于世道人心，污辱一代学者的文章，怎可能称为“高论”呢？我奇怪为什么要把这座“讲台”借与这种人，容他胡说八道？
我们并没有“崇拜偶像”的观念，我们愿极公正地说：胡适先生也许不是一位圣人、完人；但他是一位贤人、伟人。他是有很大成就和贡献的学者，终其一生，其治学和处世的态度，都可作为国人的楷模；最后并以年老体衰，多病之身“鞠躬尽瘁”于工作岗位，我们又何忍心苛责于胡先生呢？他实在是非但没有对不起国家民族，而相反地还是国家之瑰宝及民族之光荣。
因此我觉得李敖先生实在缺乏儒者的气质及士人的仪态，“刻薄”为文章之大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才是。（《新闻报》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
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