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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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公众对弗洛依德学说的兴趣产生出不少过于简单的还原主义格言。生活就是一系列身份危机。更进一层，什么事情都是性。我们每个人暗中都在受到相互冲突的诸种力量的折磨。精神力学的前面是一个危险地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那里受到一些超人力量的冲击。那些力量是潜意识的，因此，一个人有可能正处在可怕的身份危机之中而不自知。惟一的希望，是去找一位专治这种毛病的专家，即一位陌生人，与他进行交谈。在那样的环境下，有充分自信，能够保持愉快心情而且可以很好地适应的男人或者女人，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有，按照通常见到的典型的心理病例，那也是处于一种让人痛心的迷惘状态。
那个年代出品的电影，可以证实上述看法。在30年代的电影中，保罗·詹森（Paul Jensen）指出，善恶分明，好人坏人一看便知，解决冲突的办法简单，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然而，战后的那些电影，却大量充斥着悲观厌世的情绪、罪恶、绝望、操纵，以及害怕〃被某种外来的渗透力量剥夺走个性、个人特点和独立的恐惧〃。〃当自我犯罪、假定犯罪、不确定犯罪、协同犯罪和基于情况证据的误导犯罪等等所有罪恶全都在银幕上展现出来时〃，的确，我们的自信，甚至我们的自我认识，全都破灭了。精神病医生看出我们的这些精神缺陷，但却无法帮助我们，因为在那些电影中，精神病医生常常就是一些怪人。权力当局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伤害，可是，电影中的官僚却常常为虎作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没完没了的人格危机总是同一个人与无人性的大官僚不愉快的接触经验联系在一起。后者所以引起前者，是因为官僚们总是在搞阴谋，有意摧毁我们的个性。唐·西格尔（Don Siegel）在1956年推出的一部名为《偷盗身体者的入侵》（TheInvasion of theBody Snatchers）的影片，恰当地反映了公众的那种不安情绪。他在影片中设置了一系列严重威胁，让人们不知所措。一个人无法相信朋友和邻居，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亲人，因为周围的人都不是你以为那样的人。一个人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因为人格是如此脆弱，他或她也许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结果，这种软弱受到一个罪恶阴谋的操纵。阴谋经过伪装，以值得信任的某种权威的面目出现，但是却背叛了人们的信任。阴谋的实施者，是一些不露面的、无人性的、不知姓名的人，然而，他们却可以偷走一个人的灵魂。于是，躲避这种可怕危险的惟一办法便只有提高警惕，也就是说，成天疑神疑鬼。
按照影片中描写的情节，西格尔影片的片名似乎不十分确切。那个阴谋偷走一个人的身体，但会慷慨地还那人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躯壳。说得更确切些，策划阴谋的人偷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个性，而还给他们的是一个空壳什么也没有。
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措施，正是在这样一个最不适宜的时刻推了出来。回顾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便不难明白，那时为什么有那样多的美国人会把加氟措施视作勾走我们灵魂的一系列罪恶企图中的又一个新花招。反对加氟政策的人常常会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集团中有不露面的科学家、非人性的科学机构、美国铝业公司、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公共卫生署。无怪乎，反对加氟的人常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一种无权的失落感，总要寻找机会攻击他们认为拥有权势的人〃。约翰·基尔希特（John Kirscht）进一步认为，在一系列问题面前，反对加氟的人通常都十分悲观，甚至感到绝望。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对这种看法也表示有保留的赞同，他说，反对加氟的情绪同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感到无能为力有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添加氟化物才会被视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一种〃抹煞个性使之成为均质一团〃的企图，一个〃不许个人为自己负责〃的〃无耻典型〃。于是，反对加氟政策，便自然成为〃一种精神反抗行为〃。加氟争端后来发生了不少变化，然而，上面说到的那种情绪却一直延续至今。1990年2月，具有保守倾向的专栏作者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Kilpatrick）提醒他的读者，〃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比医学问题更深）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个人自由的问题。不管把加氟政策当作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说了些什么，那种做法都是对隐私权的一种公然侵犯，具体说来，即侵犯了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是否要服用那种药品的权利。〃他以极富感情色彩的笔触写道：〃倘若必须在失去一颗臼齿和失去一种自由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宁愿失去臼齿。〃这种个人自由意识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于对第二个问题亦即安全问题也产生了极大的猜忌。如果一个人持有某个无人性的大官僚集团正在企图摧毁我们的个性的看法，那么，氟化物假定具有的毒性就不仅仅是偶尔会有的副作用而已。事实上，那是一种凶残的武器，一种明知是毒药并有意用它来毒害人的毒药。阿诺德·格林考察反对加氟的人的想法，清理出他们的如下一条思路：（1）有毒药就有投毒人，也就是说，存在着具有某种罪恶企图的罪魁祸首（指官僚们企图消灭我们的个性）；（2）坏人总要采取欺骗和伪装的手法以达到他或她的罪恶目的；（3）下毒的结果是把受害者置于投毒者的控制之下；（4）受害者无法查明毒药的来源（因为投毒者躲在不露面的无人性的官僚的后面）。对氟化物是毒药的指控，一旦同个人自由与无人性的官僚对抗的问题联系起来，马上就变得像是那么回事了。按照格林的解释，〃对这种毒药象征说法十分敏感而且容易产生同感的那些人觉得，在生活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域，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权和人格完整性正在受到严重侵犯。当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时，他们有一种隐约存在着某种阴谋的意识。〃
存在着这样的敏感心理，那还意味着，氟化物是否有效的问题就再也不是可以通过实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成了一个道义问题，而且分歧十分大，简直是南辕北辙。要么，反对加氟化物的人神经过敏，因为他们无法应付20世纪生活的复杂多变；要么，赞成加氟化物的人就是某种邪恶势力的代理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科学的文化动力学
科学会受到什么影响？对失去一个人个性的担心既然如此强烈，那么，那样一种恐惧会使人们对支持添加氟化物的科学知识不管不顾吗？那种恐惧甚至能够压过主张添加氟化物的那些科学权威吗？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恐惧和科学知识并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反对加氟化物的思潮通过两个文化过程磨掉了支持加氟化物科学的棱角，使之变得中庸起来。这两个过程，我分别称之为〃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和〃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
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掀起公民投票运动期间，反对加氟一方最重要的领导人是一位科学地位不容置疑的专业化学家。反对加氟的人不假思索地便相信了他的科学权威，然而，他们〃几乎全都不肯承认……科学机构是关于添加氟化物问题的最好的权威……从总体上看，投票反对加氟的人似乎更多地是接受了反对加氟的少数离经叛道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影响，而不大重视参加在某些组织中主张加氟的医学界和科学界群体的意见。〃同样，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1953年举行的公民投票活动中，最有影响的反对人士当中就有一位当地的内科医生，他不时向该市主管公共卫生的官员发难，经常在群众集会上与那位官员进行辩论。
在全国一级，有约翰·利尔（John Lear）以〃科学编辑〃头衔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份杂志品味不低，你很难怀疑它是右翼歇斯底里的讲坛。不过，利尔对加氟政策的猛烈抨击，在仅发表两篇文章以后就收场了，仿佛他的两篇便抵得过主张加氟的那许许多多的文章。1961年，《科学》杂志发表了罗伯特·罗达尔（Robert Rodale）寄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认为，在添加氟化物问题上，科学权威已大致对等地分裂成两派：不错，站在主张加氟一方的有公共卫生署和美国牙科协会，但是，这并非说明站在反对加氟一方的就没有能力非常强而且十分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后者已经拿出了可以证明加氟措施具有潜在危害的证据。因此，在关于加氟问题的公民投票中，投票人不过是在两个持相反观点的科学流派之间作出选择而已。
在此期间，那些提倡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人，尤其是牙科医生，在出面为加氟措施公开进行担保方面，却又常常表现得劲头不足，这大概是他们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的缘故。由于正面宣传的力度不够，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科学专家们真的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即出现了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因此，马丁等人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虽然持异议的科学家人数不多，他们却乐意出来公开讲话，……因而他们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要比他们处在隔离状态下所能起的作用大得多。〃这种现象，即很少一部分科学权威竟会比大多数科学权威具有大得多的号召力，在公民投票的活动中是特别能起作用的。由于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是要改变久存的现状，只要有一二位科学家说这种改变是不明智的，那就足以促使大多数犹豫不决的投票人投票反对这种改变。此外，尽管流行病学家、牙科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全都从专业角度对加氟的好处确信不疑，一直在支持加氟政策，但是，有关的科学知识中哪怕只有一丁点不确定性，便能抵销前者的影响，起到制衡作用。主张加氟的人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的提案，就氟化物的有效性和毒性反复进行说明；因为，那些吹毛求疵的反对者根本就没有打算以某种方式来解决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不解决那些问题，让加氟问题本身悬而不决，正是反对者所希望的：既然有不确定性，就必须慎重行事；不确定性拖延不决，就必须始终慎重干脆，什么也别做！
值得注意的是，加氟反对派中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譬如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他们总是躲躲闪闪不肯明确说氟化物具有毒性。如果他们说出来，本来是可以把他们的看法当作认真的假说对待的。相反，他们攻击加氟化物政策，言词总是含糊不清。他们说什么氟化物可能有毒性，它也许有害，它的作用有可能具有危险或者有潜在的不利因素。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绕来绕去，最后总是重弹老调：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还应该再进行一些研究工作；可能有会新的证据出现。
于是，公共卫生当局不得不承认，他们不能担保，在任何地方都绝对不会有任何人出现中毒反应。正如本杰明·保罗所指出的，要证明一个否定命题是非常困难的：〃对骨骼或肾脏没有损害，因为至今没有检查出有那种损害。这样的反驳并不能完全排除在将来仍有发现那种损害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就是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它其实是在把两类科学推理方法放在一起作对比。实验科学或者说试管科学是要发现和证明因果关系。因为这一类方法可以人为安排实验条件而且有关实验可以重复，所以它的结论常常是坚实可信的。然而，流行病学本来就源自另一类科学推理方法，即统计学方法。在这一类方法中，充其量只能出现高水平的概率。即使流行病学方法处理的是大数人群，要达到百分之百肯定的绝对结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人们要求肯定，但他们只是得到了概率。对于那些正在为添加氟化物得不到绝对安全保证担心的男男女女，当公共卫生当局老实地承认尚存在着少许不确定性时，那当然会被看成是推卸责任。人们知道的那种不确定性纵然只来自极少的摄入剂量，然而，就是那样一点剂量，已足以消除人们对支持添加氟化物的统计学结论的全部信任。最后，我要提一下布赖恩·马丁对我所分析争执的另一方所作的阐述。我详细介绍了反对加氟化物的人对待科学权威和科学知识的态度，而马丁则对支持加氟化物的人如何对待反对方的论点进行了剖析。譬如说，他认为他们攻击对方带有偏见，而且他们串通起来弄虚作假。我虽然不同意他的权力理论，然而却欣赏他关于〃争夺信誉的斗争〃的论述。科学和意义
倘若投票人能够把经验的东西与无形的东西截然分割开来思考，那或许是件好事，但也不一定。也就是说，在遇到科学知识问题时，用科学标准来判断；在遇到善与恶对抗的问题时，才用道德标准来判断。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斯勒、本杰明·保罗和哈维·萨珀尔斯基就是这样希望的。他们在一一列举出反对加氟的人在一场关于现实问题的激烈争议中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以后，建造了一个三问题模型来说明美国加氟争议的现实状况。那个模型包括三个部分，两个部分属于科学问题，一个部分是现实问题，那已经意味着应当把科学问题从现实问题分离出来加以考虑。他们的三问题模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氟化物争论发生后不久，两位莫斯勒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提出了那三个问题。保罗的1961年的文章，在发表该模型的同时，还介绍了《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为研究加氟问题公民投票出版的一个专辑。萨珀尔斯基的文章刊登在《科学》上，就像是宣告关于加氟问题的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将要告一段落，该文读起来好似关于该研究课题的权威性总结。
然而，要把与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科学问题清理出来，毕竟不会如此轻松。例如，有效性问题就是主张加氟者的难以攻破的诉由，因为它有坚实的经验依据。然而，氟化物虽然能减少龋齿，但是科学业已证实龋齿既不会传染，也不会致命，那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健康属于个人私事，那是早已为尊重个人自由的美国信条所确认了的。于是，一条有力的科学解释就这样在更强有力的一种文化辩解面前变得相形见绌了。再来看科学的安全性问题：氟化物有毒吗？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定的那个小组委员会于最近提交出关于氟化物的报告之前，早就有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科学资料。可是，正如阿诺德·格林所指出的，由于有一种罪恶阴谋和精神反抗的意识在火上加油，为维护个人尊严而与失去人性的官僚对抗的冲突是如此强烈，那种冲突已经同安全性的科学问题混杂在一起，以致许多老百姓都推定氟化物是毒药。有这样的武断，当然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一条推理思路自由是宝贵的，官僚们是冷酷的，等等。然而这样的文化论点并不孤立。相反，有两种现存的科学现象在为它加油鼓劲。第一种现象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反对加氟的人当中，少数具有科学身份的人会比赞成加氟的他们的全部同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些人即使是无名之辈，平庸之才，没有声誉，甚至在科学界只是极少数，这都无妨。真正要紧的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科学身份把这些文化上的争执带进了科学事务，他们在用科学的语言声称氟化物是有毒性。第二种现象是科学不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