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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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东北匪话。他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就将就听着。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说我们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不仅痛骂他还要揍他。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大家于是再没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
俘虏中还有个治安军军官是刘大爷的亲戚，从小就知书达理、聪明好学，是同辈人学习的榜样，属于显得特别有出息的那一类。所以刘大爷现在和他一照面，不由得大吃一惊，特别地想不通，这么懂道理的一个人怎么就当了汉奸呢。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俩人再见面，才知道这个亲戚原本是敌工干部，到治安军去搞兵运，结果兵运没成功自己反倒被八路军抓了。这人解放后在铁路部门工作，运动中差点被整死。
“元城战役”，129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部队损失很大。南李庄战斗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近500人，结果，回来的不到200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地重大伤亡，已经使战士的精神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一连指导员）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
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早死早投胎。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策略，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人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战役，陈再道司令也算是竭尽全力，拼了老本。特别是最后一场战斗攻打刘马寨，他更是把能找到的人马都调来了，结果，数下来，参战部队居然有二十三个团的番号。阵地上一开打，从步枪、机枪、迫击炮，到鸟铳、土炮、鞭炮桶，什么响声都有，动静之大，把鬼子们吓得不轻。从这以后，敌人在元城大名一带老实了不少。
刘马寨战斗，给刘大爷的印象是热闹。从没有见过打一个中等寨子，能遇到那么多司令员和团长，搞得连排长们一路忙着敬礼，手举在脑袋边上，半天都放不下来，战士们瞧着哈哈笑。也有调皮的，骑马在前面跑，瞅空子乱喊一声“首长！”，后面的排长们也就赶紧稀里糊涂地敬礼……都被弄神经了。
打刘马寨的时候，刘大爷他们发现，和骑兵团一样，八路军各部队都已经严重减员，但好在，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人数虽然少了，但战斗力并没有太减弱，也都还保持着各自部队的传统和习惯。战斗结束后，各部队开拔，路上，有的团队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而骑兵团过去就很少唱歌（骑兵行军间距大，唱起歌来既费力气又吃灰尘），这次也没唱。陈再道看见不高兴了，把团长叫去批评，说“打了胜仗怎么反而没士气了”？曾团长解释“不是没士气，是太疲劳了”。陈司令也就没再说什么。
骑兵团的确太疲劳了，从“五一”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部队一时缓不过劲来。
南李庄也使骑兵团伤了元气，“红军团”里的红军不多了。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一仗下来，伺候战马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
其实，南李庄战斗之所以艰难，有个原因是敌人已有所准备。在这之前，大名的日军已经预料到我们有可能进攻南李庄（只是没想到我军会改在拂晓时动手），并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因此，南李庄的电话线一断，各路敌军就立刻主动驰援，而庄内的守备部队也防守得格外坚决。这就造成了战斗攻坚时间比我们预料的长，而敌人增援又来得比我们预料的快。
从八路军方面来看，这场战斗，在指挥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后来，有人“翻旧帐”也提到过这事）。一是，在参战部队互不隶属、互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不设立前敌指挥部。在战斗中，部队主官都顶到了一线，职务最高的司令员又下到各个阵地跑，这虽然起到了鼓舞士气的效果，但也因为缺少统一调度，导致了各自为战，局面失控；二，对于既有攻击任务又有阻击打援任务的战役，应该准备总预备队。而在南李庄，指挥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显然是过于相信“突袭”的效果，对战场情况变化预料不足；再就是，如果把独立团的部队拆开，让他们协同两个主力团作战，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不至于被敌人一冲就散了。
但客观地说，陈再道司令也有他的难处。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是从杨勇司令员那里“借”来的，人家是115师序列的部队。而独立团呢，又是政委出身的桂干生司令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宝贝，他们几个月前还是游击队，因此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独当一面，树立“正规军”的形象（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脾气大，但桂司令员待人却很和气，对发动群众很有一套。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陈再道还早，极受大家的尊敬。后来，他调到新四军去工作，在行军途中与日军遭遇，牺牲了）。因此，细算下来，在南李庄战斗中，陈再道能够下死命令的，也只有骑兵团了。
文革中，有人“翻旧帐”。刘大爷对此并不同意，他始终认为陈再道是很能打仗的，虽然，元城战役在指挥上有些毛病，但毕竟是打赢了。当时，在“大扫荡”之后，有许多地方的领导怕“惹火上身”，采取了声东击西、能躲就躲的办法，生怕把鬼子引来。而陈再道，敢在自己的地盘亮出主力打硬仗，而且一打就是两个月，这真是有胆量、有气魄！
只是，名将也是磨练出来的。名将的经验，原本是从一次次“小失误”中逐渐积累形成，而名将的威名背后，更有着许多悲壮的英魂。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烈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这样啊。
元城战役结束后，陈再道司令到骑兵团看望战士们，他表扬了部队的顽强战斗精神，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顽强战斗的咬牙精神。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敌人拼消耗，我们难受，敌人也不好过，谁能咬牙坚持住，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此以后，“咬牙”和“消耗”就成了每次开会发言说得最多的词语。
42年底，骑兵团开始休整，根据刘伯承师长的要求，加强学习。干部们开始学着用电话机，战士们则训练放联络哨，还新来了两个译电员，小电台也经常滴滴答答地响起来了……象过去那样只顾闷着头自己打仗、不懂得加强联络协作的习惯，赶不上趟了。
部队出发休整之前，帮当地老百姓干了两天农活。在当时，群众支前，地方政府要记录“误工”数量，然后再组织干部和民兵予以劳力补偿（一般是用一补二），因此，八路军在有空的时候，也尽可能帮当地百姓干活，这项工作，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大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战勤也得了嘉奖，这里有一份嘉奖令记录，言简意赅，照抄如下：
“此次冀鲁豫前线作战，获得歼灭敌人三个团（？）的伟大胜利，实与我冀鲁豫后方人民及党政民全体干部之及时组织、动员供应前线分不开。据本府视察所及，元城很多负责干部，亲自组织群众，带领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连绵的秋雨，抢救伤员；其他方面，如运输供应、后方医院等工作亦有不少贡献。此种高度为战争服务之精神，深值全区干部和广大人民学习。今后应不断提高并继续发扬此种精神，以争取抗日爱国战争之胜利”。
这命令是嘉奖元城抗日民主政府的，签署人是杨秀峰，他是晋冀鲁豫边区主席。当时，冀南地区的抗战，在名义上要归晋冀鲁豫的“参议会”管理。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有个老中医“遇春先生”（这可能是雅号吧），慷慨解囊，联合“万盛有”药店，配制了大量伤药支援部队，大义疏财，受到了政府表彰。再有，就是汪朝臣、汪朝服俩老汉了。
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老大叫汪朝忠）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他们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不等换班就直接跑到肉搏战场中去了，他一边喊着“不要砍我”一边往下面背四连的受伤战士，一个多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担架员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汪朝忠受伤，汪朝服被刺刀捅死。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大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刘大爷在打扫战场时拣到了一件皮衣，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不过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刘大爷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当时，他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老刘还挺得意。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在一起，联欢的时候，那边一位班长送给刘大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刘大爷虽然不大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他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就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老刘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当时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大爷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每个班都有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象刘大爷这样的班长，也是大马刀、三八枪、二十响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当时张鲁集那里正遇到各路政工干部云集开会，而张鲁集又恰巧是回民区，领导们一商量，骑兵团除干部配枪以外，全部短枪上缴，另拨出机枪五挺、战马三十匹，支援回民支队。
这时候，正巧有许多从延安回来的各游击区领导路过冀南，因为元城战役后这一带比较安全，于是都在此停留片刻。骑兵团也就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刘大爷记得有个女同志讲的特别精彩，而且人家还是豫鄂边挺进纵队的政委，叫陈少敏（他当时想不到，自己解放后会在陈大姐手下工作好些年）。又过了几天，轮到马本斋司令做报告，并且，党政领导也同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回民支队的事迹，号召向马本斋的英雄母亲学习。大家很受教育。
“只几天的时间，见到了一位女英雄，又听到了另一位女英雄的事迹。咱们当男子汉的，不勇敢顽强不行啊”！
不过，骑兵团的战斗减员现象终究是个大问题。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招来一些人就能补得上的，况且冀鲁豫这地方不比西北，青壮年中有乘骑基础的人较少（会赶马车的都不多，就更别说骑马打仗了）。上级领导经过通盘考虑，进行了一些调整。
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新任政治处主任李庭桂。这个李主任挺有才气的，一到部队就编了首《铁骑兵战歌》，以连为单位，组织大合唱比赛，歌声飞扬之中，还搞运动会，比赛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文体活动，他都邀请各级领导参加，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小孩子跟着队伍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主任还随即创办了《铁骑报》（这份小报后来影响很大），宣传部队里的好人好事，开展各项评比，首长们看到朝夕相处的铁骑健儿的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也就格外高兴。
合并过来的新七旅骑兵连（编为第五连），文娱基础也很好，特别是他们的秧歌队，能歌善舞、扮相英俊，新任的供给处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带头翩翩起舞，大家原先都没怎么见过这个，顿时乐得不行。接下来，政治处又挑选文娱骨干，组织团的秧歌队，这下子，更是锣鼓喧天了。
不久，四分区的骑兵人员也并入了129师骑兵团，编为特务连。这部分骑兵有的是原冀中军区骑兵团团部的，有的是冀中其他部队的人员，他们的部队经过“大扫荡”之后损失了，幸存人员由南进支队收容，现在大约共有七十多人。和他们一起来的，有训练参谋边乔（后任骑兵团副参谋长，47年牺牲）。
边乔是骑兵专科的毕业生，在东北军干过，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刘大爷记得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好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