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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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中心口号,主要是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宣传在灾荒时期,八路军不增添老百姓的负担,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这边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地主,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乡长、保甲长,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但是,日本人的赏赐,使一些汉奸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武工队一手搞宣传、一手拿枪,对这种“坏中坏”,当然是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刘大爷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自然最拿手。
但是,有一次执行任务,可真叫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士痛心了。那是在刘大爷的老家南宫县,乡里有一个混混痞子,从来就偷拿骗吃、不走正道,原先参加过会道门,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帮着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这小子也知道八路军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不好找。一天夜里,武工队打听到他在某村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门,把他给堵上了。
一进屋,刘大爷就楞住了,这小寡妇是他堂姐!原先,她可是家乡有名的漂亮人啊,懂礼貌爱面子,刘大爷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都是她送的,几年不见,她怎么竟和这混混痞子搅在一起了呢?
小寡妇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刘大爷,立刻就不吭声了。八路把汉奸拉到村口,抬手就崩了,其他人还在讨论怎么处理小寡妇,刘大爷铁青着脸说“放人!”。队长虽然不是本地人,不了解情况,但他经验丰富,看见老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那女人给放了。
第二天,队长把队伍带到刘大爷的家乡,让他回去看看。当时,家里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说“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孩子死的屈,阴魂回家了呢”。又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武工队立刻就把那家伙抓了来,说是要枪毙,老刘大爷做好人求情,八路军于是警告说“先记上一笔,再搞破坏就严惩”。保长儿子失魂落魄,连说“再也不敢了”。
在家聊家常的时候,刘大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俩老人家想了想,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她那是饿的……”。
的确,在那个年月,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么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开呢?
经常协助八路军行动的地方干部,有一位冯大姐(其实是她丈夫姓冯,她是“老冯家的”),是个很刚强的中年妇女,能说会道,办事既果断又有条理。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危险、条件多艰难,她毫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参加了抗日组织,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尸体,父子俩搂在一起,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据说参选区干部的时候,冯大姐还创造了一个记录。当时是搞“投豆选举”,候选人坐在前面,后面桌子上放一个碗,投票人列队从背后走过,中意谁就在相应的碗里投一颗豆子。结果,其他人的碗里还是空的,而冯大姐碗里的豆却已经盛不下了。
然而,这么一个能力出众、深受群众敬佩的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各级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带外孙,当家庭妇女,没提任何要求,非常满足。
冯大姐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这使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许多战友都非常羡慕她),或许,经过了战争的女人才明白,安宁的生活,是她们最大的愿望。刘大爷的那位堂姐无疑也是期望安宁的,但她走错了路,她不够坚强,她不知道,丧失了尊严的生活,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宁的。有时候,追求安宁和追求荣耀,同样需要坚强的意志。
刘大爷从武工队回到骑兵团,已是43年开春。刚进团部报到,况政委和李主任就猛夸奖他,原来,军区的报纸上登载了他的英雄事迹。
有段时期,武工队在枣强县活动,大扫荡之后,刘大爷在这里养过伤,对当地的感情很深。这里的群众也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想办法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大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傻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过不下去。群众们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保不住人……”。
刘大爷闻讯气炸了,立刻向地方干部申请除掉米氏兄弟(当时,除奸目标要区以上干部决定,部队战士不能随便杀人)。米家兄弟天黑后都住在炮楼里,刘大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动手。第二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刘大爷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迎面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经过民兵指认清楚,刘大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他就完蛋了。米先恩只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周围其他人都是老百姓),可自始至终,那跟班都吓傻了没敢动。刘大爷缴了他的枪,大声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到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决定动手。观察地形以后,安排刘大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区干部带几个人到集市上去,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赶着一驾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乱七八糟一些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在后面远远跟着的区干部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他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么?”。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区干部借机就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大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战斗开始了。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挺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刘大爷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刘大爷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俩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大爷,老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嚎一声,被刘大爷枪毙了。这时候,咱们的老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蹲在路边抱着脑袋,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在大白天的大胆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后立刻点篝火报信,哪个村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里。
本来,刘大爷他们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要想个办法。
于是,那天半夜里,所有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懵了,哪里还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去枣强县活动,武工队里有一个宣传干部,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他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大爷吹捧了一番。老刘先前并不知道,回到部队这才看了文章。虽然得意,心里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真正喜悦的是,上级任命刘大爷担任二连二排长。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么才能当好排长?刘排长回答: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这经验还真是学来的。轮训的时候,有一次学习组织连续爆破,学员这边轮流当排长,对面坡上就是几个教员站在那里,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突然把旗一挥,说:“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大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从团部出来,遇到周开树,这才知道他调到骑兵团了。四连长李树茂受伤以后身体一直很虚弱,骑在马上都坐不稳,周开树就担任四连副连长,协助他工作。(周开树14岁参加红军,外号“周二虎”,在冀南八路军中也算有名的人物。他后来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任营长,解放战争中牺牲,当时,刚新婚第4天)。
回到二连,战友们都很高兴,刘大爷办完正事就去看自己的战马。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赶紧过来把他拉到一边解释,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保卫部的特派员正在连里呢。
保卫部特派员?刘大爷知道他们是干政治审查、防奸、保密教育的,专门处理违纪违法、叛逃、破坏事件。骑兵团是红军团队,政治素质顶刮刮,很少麻烦他们。现在,保卫部派人来干什么?而且,从刚才见到的生面孔来看,这次来的保卫干事还不少呢!
指导员,出啥事了?
演义小说中经常叙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或许,实情正是这样。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到了43年开春,粮食更紧张了。
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党政军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区委和行暑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征集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可是,征集粮食,谈何容易。大扫荡之后,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量减少,即使是在八路军能够活动的区域,敌人也建立了密密麻麻的封锁线。到处是炮楼,到处是一丈深、一丈宽的路沟,小伙子空手翻越深沟都困难,更别提负重通过封锁线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弄百把斤粮食进来都是奇迹。在征粮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强调坚壁清野,八路军得不到的,也不能让鬼子抢了去。
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政权都缺粮。日伪占领的经济区比较广,日子好过些,加上日本人也狠,发现贪污、囤积粮食的人,无论当官的当兵的或是大小商人,一律严惩,所以,基本能保证伪军士兵每个月有四十斤口粮。国民党也有军粮渠道,但他们大官贪污以后小官接着贪,层层刮,到当兵的头上就没多少了,于是就哗变。从42年到43年,华北国民党军纷纷叛变,特别是43年春,吴化文(伪第三方面军)、孙殿英(伪第二十四集团军)、荣子恒(伪第十五军)军心大乱,接连投敌,主要原因都出在粮食上。
比如伪二十七军的杜淑,原是国民党的师长,杂牌部队。国民党不按章程发军饷,而是每个月出五万块大洋,承包给他,再另外按人头划拨军粮。杜淑手下有三千人,报了七千人的编制领粮食,还要贪污。他们和八路军搞摩擦的时候,士兵饿得跑不动,等到被打败了,商行仓库里却堆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