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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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十六；掷弹筒弹三十六；步机枪弹一万六千六百五十；战马十二；望远镜七；平射炮镜一；钢盔四十二；钟表十；军用尺一；皮鞋、军衣、军帽、雨衣、手套、饭盒、水壶、油布、帆布、擦枪油、皮箱、子弹壳……
在沙窝村，刘大爷负了伤，不过，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则去救火。当时，刘大爷他们正在一户人家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院子里的牲口棚烧起来了，于是，有个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什么，厢房却震垮了，把一伙人全埋在里面，刘大爷的肩膀和脚都受了伤，给抬了出来。
伤员都被送到村外空地上，等担架队。刘大爷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乎乎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回答：“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啊！刘大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这到底是谁被烧糊涂了？
再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起来——敢情这位是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四十军三十九师穿的还是原来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刘大爷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还说当初台儿庄战役时；马法五带着他们在临沂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大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地方干部带着担架队赶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可是，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把刘大爷甩到沟底，脑袋也摔破了，卫生员赶紧跑来抢救，勤务队长也气得直骂。原来，这俩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加上装运的东西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侯，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拣其它一些战利品（一般是衣物、粮秣之类），这应该算做是物质鼓励吧。说到这事，刘大爷有点个人体会，他说：河北人爱面子，一般不大好意思拣破烂“发洋财”，要先由干部搞个评比，戴朵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山东老百姓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群众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工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不过，这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当然，也总有手脚苯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拣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就漫山遍野去拣东西，有个姓付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甘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老付选了个洗脸盆，满意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二百斤电线；来部队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亡命的。
因此，骑兵团战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写实了，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毕竟不是所有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手榴弹和子弹也是不报或少报，除作为战斗储备以外，还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总不能让别人白帮忙吧。缴获的伪币也不写在战报里，专门有个帐本登记移交，先前打回隆镇时，骑兵团缴了五筐银圆和许多财宝，有根一尺多长的金条，行署还摆出来展览过。
骑兵团沙窝一仗，把三十九师打痛了，他们过不了黄河，就退了回去。后来，王瘦吾（四十军参谋长）到国民政府告状，说伪四十军本来准备南下“反正”投奔他，被八路军挡了路。这完全是造谣吹嘘。当时，连马法五（原四十军军长、三十九师师长）打了无数个电报都喊不动部队，三十九师怎么可能听他王参谋长的。这王瘦吾，原来是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曾经摆过“火牛阵”对付鬼子的装甲部队。他学习古人的办法，在牛身上绑炸药和油布、牛屁股上挂鞭炮，再往日军的队伍里赶，思路的确很不错。可是，人家田单的“火牛”是用木棍把脖子连在一起的（这样“牛阵”就不能拐弯，只能直着冲），王司令读书不认真，忘了这一条，结果鞭炮一响，那些单个的牛就到处乱跑，反倒把自己的防线炸得个人仰马翻，“火牛”司令也就出名了。
说王瘦吾造谣，还因为庞炳勋二十四集团军下辖的伪第二十七军（杜淑）、伪新五军（孙殿英）也跟随四十军南下了，他们总不会也是来“反正”的吧。
于是，骑兵团首先参加卫南战役，和四分区部队一起打滑县、攻瓦岗集，歼灭了杜淑的独一旅，把伪军撵了回去。接着，又赶往鲁南，配合五分区反击李仙洲。
两个月里，骑兵们奔袭荷泽、定陶，抢占魏楼黄河大堤，雨夜血战，阻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而就在这时候，日军也在山东开始了大扫荡，于是，八路军、日伪军和李仙洲顽军三方在山东相互开打。八路军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打日军第5混成旅团（内田旅团）、伪军吴化文、厉文礼以及顽军秦启荣；而李仙洲则应对日军第59师团（细川忠康）和八路军鲁南、冀鲁豫军区，结果，秦启荣被打死，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也差不多快被打光，只好退出陇海路，到皖北去了。这场混战，被称为“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场战役之后，于（学忠）走、李（仙洲）退，鲁省境内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八路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而冀鲁豫中心区也与湖西区（微山湖以西）连成了一片，从此可以专心对付日伪（用罗荣桓的话说就是“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抗日政权建设和后勤供应立刻变得顺利多了。记得有一首歌谣唱：一九四三年，局势大改变……说的就是这个战略分水岭。
这次战役，刘大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7团团长、11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反顽战役已接近了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主动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由于当时部队还有其他作战任务，杨得志司令就答应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正在鲁西活动的昆张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昆张支队有五个中队四百人左右，并且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昆张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后张楼，觉得这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他决定由三连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制高点；一连先截击出来的敌人，并防止敌人突围逃跑，等昆张支队到来后作为二梯队进攻。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四五十个伪军看见八路，赶紧往回跑。骑兵追到离据点二百多米外，才看见地埂上都长满了十多公分高的红柳茬子，象刀插在地上一样，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只好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最后，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而先前出来的敌人也没追上，被他们跑回去了。
三连突击到阵前二十多米，敌人据点就在五 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象墙一样陡，战士们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昆张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据点里的高房大院，八路军占住了两个角；却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他们和据点里伪军一起作困兽之斗，不断进行反扑。骑兵团没有携带破墙的工具，好不容易找到两个竹耙子做了架梯子，又太短了，离房顶差一大截，因此只能和敌人僵持着。
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鲁南炸弹局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象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搞生产的时候他一天能耕二亩地），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当时没响，赵指导员拣起来准备扔回去，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曾玉良团长和通信员大鹏上去救护他，这时，敌人又突然投来好几颗手榴弹，在我们院子里连续爆炸，造成多人伤亡，大鹏的脚被炸伤，而曾玉良胸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昆张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立刻组织部队撤退，他最后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作好思想工作”。
一个多小时之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一二九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年仅29岁。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44年9月，军区要求把战功卓越的烈士集中安葬在万古烈士陵园，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的棺木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万古集。
曾团长临终前命令部队撤退是十分明智的。否则，以骑兵们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就会坚持再打下去，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增援的敌人就上来了，八路军将会被围困。
一个爱护士兵的指挥员，用他生命垂危时的最后一道命令，减少了部下的损失。
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刘大爷也提前出院归队。当时，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会上，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万怀臣（原一连长）升任副团长。
在后张楼，曾玉良团长牺牲了，孙步月却又一次逃脱，沙区的人民闻讯愤恨不已。
过了不久，刘大爷护送一批缴获的油墨和纸张到滑县去（四分区的《先锋报》办在滑县，并且，分区党政机关材料的印刷也这里进行），当地干部很热情，刘大爷晚上就住在报社里。这儿本来是个财主大院，鬼子来了以后，老财主跑了，留下他的儿子女儿当共产党抗日。于是，财主家的三少爷聂元昂当了政府干部，就把自己房子贡献出来当公家的办公机构。聂元昂留分头、穿皮鞋，身着人们从没见过的翻领衬衫，打扮十分洋派，刘大爷因此对他的印象很深（这位少爷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贴大字报挺厉害的）。
到底是财主的宅院，家里有汽油发电机，屋里还有电灯，亮堂堂地把刘大爷他们兴奋得睡不着觉。晚上，四分区的宣传部长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后，当即就在报社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什么的。这位宣传部长也是滑县人，刘大爷在沙区垦荒救灾时就认识他，只是当时没想到，以后他当了总理又当总书记，搞得名气那么大。
说起来，孙步月确实十分凶悍，从42年，冀鲁豫军民就一直想要消灭他，几年内，光是四分区（后改为九分区）的部队对孙匪核心据点（郭小寨）的围困攻击就不下十次，可是总也打不下来。就这么着，新帐累旧帐，仇恨越积越深，到最后，其他敌伪份子都知道八路军是真的跟孙步月急眼了，谁靠近他谁就会倒霉，于是都不敢和他打交道，把他当瘟神了。45年，冀鲁豫军区动员七、八、九分区集中六千兵力（其中有四个主力团），围攻郭小寨的一千守敌，如此大的阵仗，整整打了三天，浚、滑、内黄三县的各路伪军楞是装作不知道。孙步月拼命拍电报求援也没人理睬他，这真可谓是人鬼共弃。
不过，后张楼一仗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在肯定了骑兵团战斗意志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是“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阻碍地所断绝；二，战斗过程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作战时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各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刘大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昆张支队，后来是一纵五十八团，在解放战争中曾获刘邓首长全军通令嘉奖，成为了战功显赫、独当一面的王牌团。可在43年，他们还只是本事有限的地方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的底子也多是正规八路。比如昆张支队，就是以115师教三旅（旅长杨勇）的四个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们原属于鲁西军区。大扫荡之后，敌人切断了鲁西和鲁南的联系，使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孤悬于山东各军区之外，于是，42年底这两个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从罗荣桓手下划归刘邓首长指挥。129师骑兵团进入冀鲁豫之后，就时常和昆张支队协作。当时，冀鲁豫军区的各部队多是115师系列的，干部也以中央红军的为主，而曾玉良、况玉纯和昆张支队的吴忠却都来自四方面军红三十军，而且，况政委当军部政治秘书时，比他小八岁的红小鬼吴忠，正担任团政治干事，俩人很熟悉。骑兵团的其他干部和吴忠相处得也很好，一则是因为吴支队长年纪轻；二则是由于他总是笑嘻嘻的，很爱说话，让人觉得挺随和的。
43年的时候，和骑兵团相比，昆张支队还是“土八路”。之所以说是八路，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正式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老蒋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最高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军，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帐了）。
当然，县一级政府也可以授权组织“特务大队”，但这是更“土”的队伍，甚至不属于正式部队，只好算做游击队、义勇军，还够不上“土八路”的资格。
“土八路”是八路军的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也不指望老蒋政府授衔、发饷，番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