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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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刘大爷发现路边有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大概是伪军们逃跑时丢下的，他立即拣了起来。其他人都弄不清这大铁锅有什么用，可老刘自有主意。当时，骑兵团的炊事员都是用家常的普通铁锅炒菜，每次做饭都要借用好几户老百姓家的灶台和炊具，不仅麻烦而且动作慢。老刘是当过厨子的，会炒大锅菜，知道这口大锅对部队开饭有好处。

打下了插花楼，消灭了日伪军，领导们都很开心，于是就轮流会餐。老刘的这口大铁锅和他抄大锅菜的技术立刻就派上了用场，其他连队的人到四连来会餐，觉得四连上菜又好又快，实在佩服，纷纷把老刘连人带锅请去传授经验。于是老刘就从这个连吃到那个连，又从这个团吃到那个团。

缴获九二步兵炮的几个战士只吃了连、营、团三顿庆功宴，可老刘却吃了十几顿。搞得几个“功臣”直犯妒忌，嘀咕说：“咱们的两门炮还抵不过他一口锅”。

　

七团和九团的人听说骑兵团缴获了步兵炮，都来打主意，说你们骑兵用不着大炮，应该怎么怎么的。况团长回答：我们不用大炮，按规定应该上缴军分区啊，你们有想法就找领导去说吧。七团和九团没招了，三个团分属不同的军分区，他们想要这两门步兵炮恐怕没指望。

45年4月，八路军围歼滑县郭小砦据点的孙步月。七团担任主攻，把自己的宝贝大炮摆出来开打，没想到军工厂生产的炮弹质量不过关，卡在炮膛里炸了，副炮长牺牲，旁边的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负重伤，九二炮也损坏了。九分区的领导觉得很不好意思（滑县属于九分区辖区，七团是来帮忙打孙步月的），于是就把在插花楼缴获的两门炮都给了七团。七团的战士对老炮的感情很深，结果就拆了一门新炮的零件修复旧炮，使　“功臣炮”重新扬威战场。

这门“老七团标志”的九二步兵炮，现在就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它不仅凝聚了七团的抗日功绩，在它的部分零件上，也有骑兵团的功劳呢。

　

四四年十一月底，骑兵团奉命归建。

在骑兵们离开九分区的几个月里，长垣的邵鸿基部何冠三团和滑县的王泰恭先生越来越调皮了，骑兵们得回去管管他们。

四四年十一月底，骑兵团从山东返回九分区，四连担任前卫。这一趟外出作战小半年，如今要回豫北根据地了，大家都挺高兴。　

当初开拔的时候没想到会离开这么久，连长有点担心放在留守处的一窝小鸡会不会已经成了鸡骨头，指导员却挺乐观‘，计划着回去以后“打牙祭”。

　二排长大刘很久以后都还记得，在行军途中、在那个景色优美的傍晚，他们一帮年轻人——连长周开树（46年牺牲）、指导员蔡修仁（45年牺牲）、副连长王元力（45年牺牲）、一排长高奎先（45年牺牲）、三排长赵玉亭（45年牺牲）……从鸡肉的烹饪办法谈到办婚宴酒席，最后再讨论到成家过日子，个个兴高采烈。当时，这伙人中的周开树已经有“对象”了，大家一边听连长“介绍经验”，一边憧憬着美好未来。

走着走着，快到吃饭时间了，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王元力说：“你们发现没有，河北农村吃饭，端着大碗满处跑；这次到南边去，他们坐在门口吃，把好菜堆在碗口上；而在河南这里，家家吃饭关着门，吃好吃孬全看不见”。大家都说没错没错、有趣有趣。

正说着，队伍进了村。忽然看见道路两旁蹲满了吃饭的村民，面前又是碗又是碟的，一伙八路都愣了——这才出去几个月，怎么当地人吃饭就改规矩了？

原来，各村都成立了村委会，搞减租减息和“讲理运动”。以前，冬天打场垫土、通渠修路都是白干活没报酬的，现在经过协商决定：穷人出力干活，富裕人家管饭，还规定要有四碗（炖菜）四碟（炒菜）。为防止地主耍赖，干活的人都在路边吃饭，干部们来回检查：“张家的，怎么只有碗没有碟啊？”，“老李家的！你家的碗这么小，太抠门了吧”。众目睽睽之下，地主富农也顾及面子，赶紧回去补足补齐，于是碗越来越大，碟子越来越多……把骑兵们看得直乐。

正乐着，人群里出来个村干部，拉住连长问“你们是军区骑兵团的人么？”。

“是啊”。

“你们的人马都还好吧？”

“都好啊”

“那……十月间，你们去哪里了？”

“我们去南边打仗了，怎么啦？”

“前些日子，鬼子骑兵来了，听说九分区八路牺牲了一个团，不是你们就好……”

一听这话，四连的干部全惊呆了。牺牲了一个团！是哪个团？由于怕影响部队情绪，大家没敢多问，揪着心继续前进，直到第二天才知道情况。

44年8月，冀鲁豫军区主力集中到湖西作战，滑县、长垣一带我军兵力空虚，邵鸿基、何冠三和王泰恭等顽固派民团就乘机进行反扑，各村地主也闻风而动。当时，滨河（共产党在滑县、长垣交界处设的一个县）民主政权建立不久，基层干部缺乏经验，一些村委会被反动分子破坏得几乎瘫痪。　

44年10月，日军以第一一七师团和第四骑兵独立旅团为主力，对滨河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而就在这时，冀鲁豫军区又接到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以“彭雪枫”的名义发来的求援电报。为顾全大局，杨勇、苏振华首长毅然抽调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南下支援，但这样一来，也给向自己的反扫荡作战增加了困难（张震的回忆录中，对冀鲁豫军区的这个举动是很感激的）。

九分区兵力不足，为加强震慑作用，长垣县大队挂上了正规八路的牌子，对外号称“独立支队”，辖三个大队（团），其实每个大队只有三四百人。

刚升格的部队战斗意志很旺盛，他们遇见一伙穿着破破烂烂的敌人，就以为那是“皇协军”（通常，“皇协军”是拣日军旧衣服穿的），于是没做什么准备就发起了进攻。等打起来以后才发觉不对劲——对方战术娴熟枪法很准而且十分顽强，原来，这帮叫花子一样的人马是鬼子的一个步兵中队——独立支队缺乏应变经验，慌乱之间想攻冲上不去、想走又脱不了身，结果被闻讯赶来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包围，支队副司令员阵亡，一大队的两个连全部牺牲。

独立支队的失利使反围剿的局面迅速恶化，疯狂的日军随即对根据地展开大屠杀。

小渠村现在属于长垣县，但在当时，这里按根据地的范围属滨河县、按国民政府的县治属滑县。村里有共产党的村委会和民兵，而国民党顽固派也乘八路军主力南下之机频频活动，搞得老百姓既拥护村长又怕得罪保甲长。

不久之前，民团拉村民出劳役，被共产党村委会挡住了，现在鬼子来扫荡，村长根据上级指示组织群众转移，地主就跳出来捣乱。

44年10月17日清晨，敌人离得还远，村干部动员群众外出避难，老百姓却有些心存侥幸、舍不得丢下房子和家当。这时候，地主在后面嚷：“他们都是光棍，骗我们拖家带口的去挡枪子，大家不要上当！”。乡亲们一想：是啊，村委会的人都是些穷光蛋，说走就能走，站着说话不腰痛……于是就更不肯挪窝了。

民兵连劝带吓唬，好不容易哄着群众离开家，刚出村口，就遇到民团打冷枪，两下一起哄，许多人又转身抱着坛坛罐罐返回去了。

整整一个上午，民兵一边和民团打来打去，一边把老百姓往外拖。村长喊：“乡亲们，鬼子要来了，留在村里危险呀”，地主就嚷：“别听他的，八路在外面打仗，出去就是送死啊”，而村民则关紧房门，提心吊胆、半信半疑，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好……

中午，鬼子来了。地主这才开始后悔，民团也赶紧往外跑，但已经晚了——除了少数跟随村委会转移进道沟的村民全部脱险以外，大部分群众未能及时撤离。仅在小渠村周围就有六百九十多人被杀害，遇难者中有无辜群众、有民兵，也包括了那些捣乱的地主和民团队员——这就是震惊华北的“小渠惨案”。

　

实事求是地说，九分区的这次反扫荡作战打得不好，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很大（指挥这次扫荡的铃木启久是抗战期间多起大屠杀事件的制造者，他45年被苏军俘虏，50年引渡到中国，56年判徒刑20年，59年获特赦）。

日军撤走之后，邵鸿基专员无理指责八路军“保护地方不力”，国民党县长王泰恭更是要求共产党交出滑县地方政权，各路顽军也不断挑衅县大队、民兵，给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造成了很大困难。

11月底骑兵团回到九分区，驻扎在长垣县，何冠三的六支队立刻就老实了，不打不闹不挪窝。

长垣南边有日军警备队和伪军一个团，他们也躲在据点里不出来，日伪军是想吸引八路去攻打据点，再由西南（封丘方向）的日本骑兵第四旅团来合围，八路军当然不肯上当；而八路想把敌人引出据点，鬼子也不愿意干，双方就这么对峙着。

　

44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面积比43年扩大了一倍，军区腹地的清丰、内黄、濮阳、范县、观城等10个完整县（包括县城）都已被八路军所控制。长垣县和滑县虽然属于敌、我、匪、顽争夺的地带，但这里是传统的“豫北粮仓”，农业基础好、粮食产量高，老百姓生活能得到保障，供养人马上千的骑兵部队也不成问题。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还明白“革命的任务仍很艰巨”，可象刘大爷这样“扛枪打日本”的，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　“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据刘大爷说，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象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可现在不同了，战争眼看要结束，冀南、豫北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八路军战士纪律严明、待人和气、打仗勇敢、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当时，干部们找对象的不少，骑兵团的大刘排长当然也不例外，回到长垣驻地没多久，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年青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　

据刘大爷说，作为野战主力，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进入“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战士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经过42年、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共产党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生活大为改善，于是，民间先前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提上了日程。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眼热热地看着白马连红马连来去如风，自然也就给刘大爷们的“成家计划”提供了条件。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么轻松的情绪还有个大背景。经过1944年的攻势作战，冀鲁豫边区主力部队逐渐地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变为较大规模的运动战，不仅可以进行步炮协同的攻坚战，而且能够成建制的消灭敌军。经过一系列战役，抗日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原先的小块游击区已经扩展为20余万平方公里（含冀南区）的大根据地。八路军越战越强，日伪军则逐渐采取守势，鬼子兵也越来越差劲。44年10月的反扫荡，九分区虽然打得不理想，却也抓了二十七个日本俘虏，这在以前是很难办到的——缴枪投降的鬼子大多是刚入伍的补充兵，老的老小的小，年纪相差很大。老百姓因此高兴地奔走相告：日本快没人了，鬼子快完蛋了，胜利就要来到了。

鬼子什么时候完蛋？谁也说不准。但战争进行了这么多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人们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觉得自己一定能活下去了。至于胜利以后会怎么样？大家也不清楚，只是相信，赶走了鬼子就能过太平日子了！于是，就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大爷也找了对象，确切地说，是有了个未婚妻。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青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人私奔了，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婴儿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了出去，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弄得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

　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帮她，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自己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一天，刘大爷正在铡马草，那女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帮忙，突然问道：“排长，你们的毛主席是哪国人啊？”

“毛主席？中国人呀”。

“嘻嘻，别蒙人了，我在先生那里见过相片的，全是大胡子。老毛子主席怎么会是中国人”。

刘大爷愣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她是把马恩列斯的画像当成毛主席了——天啊，莫非这女子的“先生”也是搞马列主义的？刘排长顿时吓得没敢再接嘴……

　

这女子对大刘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老实说，马甲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经常到庙里来，姐妹俩就经常因为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当姐姐的跑来替妹妹做媒，大刘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

据刘大爷说，妹妹模样长得俊俏，但他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通过观察，刘大爷认定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心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自然也美观起来了，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家里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小女儿嫁了个八路帅小伙，不仅面子找回来了，还可以有一亩半地免纳公粮（军属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