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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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属待遇）。
更为得意的是，“预备女婿”居然送给老丈人一套呢子将官服！
八路军穿的是国军军服，但自从39年“整风”和“肃托”运动以后，就再没有干部敢穿军官服了。冬天开大会的时候，穿呢子将官服的勤务员递开水、穿灰布士兵棉袄的首长做报告，是当时一道独特有趣的风景。
在插花楼消灭时锡九纵队以后，刘大爷去七团帮忙操办庆功宴。他们的总务处长喝高了，大概觉得骑兵坐在马上大冷天被小风吹得凉嗖嗖，十分可怜，于是就把刚缴获的时锡九的呢子礼服送给了“骑兵团的炊事员”。人家时锡九司令可是国军的少将，这套军服刘排长穿上也不合适，于是又转手送给了未来的老丈人。
乡下老头突然得到这么一套行头，兴奋得不得了，每天打扮齐整在村里逛来逛去，见了村长都爱理不理的，一副大干部的模样。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大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然不能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大姑娘就纠住高奎先不放，说是高排长先前答应她的。
刘大爷回忆说，贺娟子其实是个很能干的女孩，就是太泼辣了一点，高奎先这么个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愣是被她收拾得没了脾气。于是战友们纷纷给老高出主意：“看起来这女子挺拥护八路军的，干脆你代表部队收编她得了”。高奎先也是穷急无路，只好施展甜言蜜语，而贺娟子或许觉得既然当不了军人、当个军属也还可以将就，这么一来，俩人就好上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组织上有可能会不支持。高奎先和刘大爷一样都是38年入伍的老八路，几年来从河北、山东转战河南，算得上是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了。这批抗战之初就进入主力部队、历经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战斗骨干到44年底已留存不多，上级领导平时对他们也很关心，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可是没想到，45年1月，分区一个批示传下来，除了同意红军出身的四连连长周开树的婚事，其他的十几对鸳鸯都被亮了红灯。
刘排长高排长们有点发懵，但他们毕竟是久经训练的军人，虽然感觉莫名其妙依然还是坚决执行，周开树觉得自己被弄得挺“例外”，心里一烦也不乐意结婚了。
女人们可就没这个觉悟。刘大爷的那一位以为是她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直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是不得了，直接跑去团部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对象王海素也十分坐蜡，面对气乎乎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哭……
多年以后刘大爷才明白，当时，他们这些人是不可能被批准成家的。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难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30％的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不仅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还要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
可当时刘大爷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许考虑回家卖豆腐的事情；他还知道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至于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刘排长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紧急赴滑县作战，刘大爷终于能够借打仗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大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妹妹。
骑兵驻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象步兵一样集合。每当开拔令下达之后，通常是由各连队从各自驻地出发，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九个连加一个团部，一千二百匹战马、六七十辆大车，人马欢腾的，总是惹得老百姓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沿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或者是“四连二排！报告情况”……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政治处从主任副主任、到总支书记特派员以及股长干事们，个个都不好惹。他们笑嘻嘻的时候没啥事，但若是有谁军容不整、军纪不严，借了老乡针线忘记还、损坏东西没赔偿，那可就要倒霉了——刘大爷说，平时跟团长营长打打闹闹的人多了，可他就没见过有谁敢和政治处开玩笑。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前面，可走了三十多里地，刘大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一排早晨临出发时，寄住在附近的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部队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家都束手无措，一直到副连长王元力赶来才解决问题。
王元力在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缴获过鬼子军刀（参见前文），但在拼刺刀时他的脸部也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怕他的模样，泼辣的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侦察分队出去摸情况。侦察兵们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么，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三百来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象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根据地”瓦岗寨（就是当年程咬金的地盘），日军伪军来了他打、共军国军来了他也打，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就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遇上县大队，两边就打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老兵痞，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五六百人，却是第一次打正规战，民兵越打心中越没底，赶紧向八路军求援，还把情况说得挺严重。
就这么些个土匪，还不够骑兵团塞牙缝的。二营三营没动手，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抓了二百多俘虏。骑兵们不觉得这一仗有多大意思，县大队却兴高采烈，他们自己夺了三十多条枪，还想讨要老八路缴获的三挺机枪和两百枝步枪。骑兵团表示要先请示军分区才能决定，民兵立刻说“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何庄”。
“我们骑马你们步行，能赶上么？”
“没问题，刚才在冰天雪地里趴了半天，现在跑路正好可以暖和暖和”
何庄离焦虎集战场三十多里地，卫南县大队跟着骑兵一路狂奔（这支游击武装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卫南县基干团，冀鲁豫独2旅4团， 8纵22旅64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178师532团，是参加和平解放成都的部队）。
刘大爷这时还弄不清等一会要和谁打仗，县大队的人边跑边说：“到何庄还能打谁？王泰恭呗！这个坏东西，我们早想收拾他了”。
王泰恭是国民党滑县县长，还是所谓“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他的独立一支队下属三个团和一个训练大队（团），大本营就在何庄。
骑兵团急匆匆赶到何庄附近，却看见好些步兵蹲坐在路边啃干粮，步兵见到骑兵就笑：“四条腿的现在才来啊，回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一问才知道是新四路：“你们怎么在这里吃上了？仗是不是打完了啊？”
“打没打完都一样，人家十六团包圆了”
原来，最先到达的十六团已经趁敌人防备松懈，收拾掉王泰恭的骑兵队和迫击炮连，把寨门堵上并包围了整个村子，另一支“主攻部队”新四路来晚了一步，只好在路边休息啃干粮了。
新四路没事干，骑兵团就更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十六团团长杜海林（1964年的少将，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对况玉纯直打哈哈，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况玉纯和李庭桂去找领导汇报情况，分区张国华政委听说卫南县大队也跟着跑来了，十分感动，就吩咐把缴获李小孩的那些枪都给了他们，并命令县大队归骑兵团指挥，任务是围点打援，消灭王泰恭部顽军。
骑兵们埋伏在冯付集到何庄之间的路上，准备打伏击。
冯付集驻扎着王泰恭部第三团和训练大队，其中训练大队长王三祝是王泰恭的儿子。本来估计小王不会丢下老王不管的，谁知道等到凌晨两点，也没看见冯付集方向的援军出来。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训练大队住在冯付集里面，而三团并不集中宿营，稀稀拉拉分散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从夜里十一点到现在，没见他们有什么大动静。
敌人不出动，八路就干脆直接攻坚了。二连和四连打冯付集的王三祝，其他连队负责对付周边分散居住的三团。
凌晨四点左右战斗打响，四连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寨墙，可进村以后却遇到了难题。冯付集里面只有两个小碉堡和一个矮炮楼，其它的建筑全是民房，敌人到处乱跑，刘大爷他们就挨着屋子搜索。训练队的官兵穿的是便装，把武器丢掉以后还真分辨不出是兵还是民，加上这里是国民党顽固派经营多年的老窝，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他们不敢对八路军讲实话、还帮着掩护顽军官兵。
明知道有敌人，却不晓得是哪一个，只好看见脸蛋白净、身材肥胖的就先抓起来。一路搜查过去，搞到天快亮才逮了十多个人。一帮人正忙活着，况玉纯团长突然从后面跑过来，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原来，况团长看见部队打进去一段时间了，就带着警卫员进村来看情况，没想到正好和漏网的顽军碰了头，对方看见穿军装的就开枪，团长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幸亏况玉纯有经验，没有往回跑而是翻过院墙向前冲，这才遇到了正在“观察脸蛋和身材”的刘排长。
挨了一顿骂，刘大爷慌了，赶紧回头重新搜索，这回无论胖瘦，看见年轻的通通关起来再说。
天亮以后，骑兵们解决了战斗。各连清点战果，共缴获机枪12挺、长短枪600余支；伤亡方面，除况团长的警卫员牺牲外，三连也阵亡一个战士，另外还有十七人受伤。
刘大爷正忙着和指导员蔡修仁甄别俘虏，听见战士们讲一排长不见了，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井里面有具八路军尸体。大家心里咯噔一下，捞起来一看，果然是高奎先。高排长的身上没有伤，显然是淹死的，但那口井并不深，当时也没人听见他呼救，所以估计是夜里癫痫病发作，失足摔落下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王泰恭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都被击毙，王部顽军也被全歼。这一仗打得挺容易，但大家却不大高兴得起来。
骑兵返回长垣，在离驻地三十多里外的路口，四连的战士们忽然发现了贺娟子的身影。谁也没想到她会跑出来这么远，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
贺娟子张望了一阵，没有找到高奎先，就径直拦住了王元力的马头，王副连长只得老实承认：“死了，埋在滑县了”。
这一次，泼辣的贺娟子没哭没闹，她只是盯着王元力，一字一顿地说：“你害死了他，是你！”
这之后，贺娟子就回家乡去了。王元力十分郁闷，见人就唠叨：“怎么能说是我害了老高呢？这妮子讲话没道理嘛”。
战友们劝慰王连长：“她那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多年以后，刘大爷分析道：女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贺娟子照顾过生病的高奎先，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未婚夫有可能犯病，所以才会在部队出发前努力阻止他参战。可惜，王连长和高排长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即使意识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高奎先的死和贺娟子的离去带给“定亲干部”们很大打击，刘大爷当时的感觉是：自己一旦见到了那个妹妹，也许就会顾不上什么纪律立刻成亲了。
但是，组织上也显然考虑到了这种心理状态，立刻采取了措施。
骑兵团没有回到原驻地，先是驻扎在卫南，然后就转到滑县、封丘……刘大爷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赵村，也再没有见到过那个“妹妹”。这之后转战各地，战场越来越远，刘大爷也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直到1953年，他才意外得知那女孩竟然一直没有出嫁。
“妹妹”和老刘曾经订过婚约，这在农村是很严肃的事情。虽然当时不能结婚，但部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刘大爷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机会进行说明。于是，在村里，女方家长为了避免重蹈大女儿的尴尬，坚决禁止小女儿“越轨”；后来，解放区的地方组织又因为她是“军属”，更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保护”……这使得这位不幸的女子一直背负着莫须有的虚名、做着无望的等待。直到 53年刘大爷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己已经结婚的情况，这才使得这女子有可能得到解脱。
几十年过去了，刘大爷最终也不知道那曾经订过亲的“未婚妻”的归属是什么样。
“当了一回陈世美，害人呵……”，记得说到此事时，刘大爷自嘲地笑了笑。在那笑容里，马甲隐约地看到了些许歉意。
可是，怎样才能真正表达出这其中的歉意呢？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