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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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对岸的民房里住着鬼子的便衣队，敌人看见这个穿军装、带“马弁”的干部就立刻开枪，当场把俩人都撂倒了，民兵拼死才把尸体抢回来。

　

烈士的遗体在当地掩埋了，刘大爷把遗物带回濮阳，其中包括他尚未完成的稿件。豆子烈士为刘排长画的素描在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丢失了，但写在上面的文字，刘大爷始终都记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大后方比较安全，可刘大爷在濮阳却并不安心。　

这两三个月，前方部队一鼓作气，在郭小砦战斗和南乐战役中歼灭了汉奸孙步月和杨法贤。捷报传来，刘大爷觉得战友们流血打仗而自己却在后方送信，总有些不合适，再加上这时候各基干团经常跑到后方机关来要干部，有的想调他去当队长、有的想请他去当参谋，老刘不大乐意当步兵，就想着赶紧回到骑兵团去。

跑去找交通处长刘鸣九：“军邮队训练得差不多了，让我回部队吧”。

“队员的水平确实提高了，可你还有个任务，帮助魏二民把抽大烟的毛病改了”

“那你自己怎么不管？”

“我……忙嘛。你和他熟悉，这事就交给你了”

　

说刘排长和老魏熟，其实刘鸣九和魏二民更熟。刘鸣九是抗战前的老地下党（后来当过国家测绘总局局长），他给直鲁豫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当警卫员的时候，魏二民就是特委的交通员，俩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不过也许就因为彼此太了解，刘处长反而拿魏邮递员没办法。

刘处长没办法，刘排长就更没办法了。想当初，刘大爷在敌后养伤的时候被汉奸告密，是魏二民最先得到消息、赶在敌人搜查前把他背到空坟里隐蔽起来的（参见前文），老魏是救命恩人，大刘怎么可能对他下得了狠手。再说了，人家魏二民是地下交通出身，刘排长把烟具藏起来，他转眼就发现了；反过来地下党藏东西，当兵的就死活也找不到。

说实话，即便是把“烟具”都扔了也没用。魏二民的工具都是些代用品：拿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灯罩，再削根筷子当烟扦、借着茶壶嘴就抽上了……这样的玩意随时都能弄来一整套。想要釜底抽薪就得把烟膏给没收了，刘大爷十分奇怪魏二民的鸦片是从哪弄来的、平时又放在什么地方？搜查了多次也没效果，有次被问急了，老魏嘿嘿笑着解下棉衣，原来垫肩上有个假补丁，鸦片平时就藏在里面呢，于是，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实施“突然袭击”，夺过破棉袄翻了个遍，谁知道，烟膏又不知跑哪儿去了。魏二民满脸奸笑，再逼问就打死也不招了。

　

禁烟不见成效，刘大爷就晚上守着他睡觉、白天陪他散步，想帮他把烟瘾缓过去。魏二民这人见多识广，会测字算命说书唱戏抓中药治牲口分辨真假古董，还会讲各地方言，跟他一起散步聊天倒还是满有意思的。

有一天正闲逛着，前面看见一群军服厂的军嫂，魏二民就开始跌跌撞撞地装扮瞎子，女工们以为他是休养所里的残废军人，连忙丢下手里的针线活搀扶着他。老魏一本正经装得象模象样，大刘只好傻笑不言语，走到休养所门口遇到了周所长，周明生说“老魏你又在搞什么鬼？”，魏二民的眼睛立刻就睁开了，一把拽着所长跑进了医院，剩下个刘排长在后面受妇女们的批评。

那时候，八路军医院里自己也制造一些卫生用品，比如“新华香皂”、“新华牙粉”什么的，但数量不大，能得到的机会也很少，魏二民一次就给大刘捎回来两大包，面子果然不小。不过刘排长看他的精气神就知道肯定又在什么地方吸够了大烟，未免就有点生气，魏二民也不辩解，只说自己要出去一趟。

交通任务的规矩是本人不讲别人不问，当天晚上他就走了。

过了些天，老魏驾着辆横车子（一种独轮车）回来了，卸下来几罐手术麻醉用的哥罗仿，医院的同志十分高兴，魏二民却累得满脸发黑，进到屋里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抽大烟。刘大爷这回没有再阻拦他，这么多特别物资，起码要到济宁或者开封之类的日据中心地区才能弄到，不是一般人就有办法的，冒这么大风险办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好意思不让他吸烟呢。

　

禁烟行动一再受挫，刘大爷就有些灰心了，可魏二民却无所谓，依然一起散步，得意的时候还唱唱酸曲。刘大爷是在城里饭馆里干过的，什么曲子没听过，只不过自从黎城整军以后在骑兵队里就没敢再唱了，现在换了个宽松环境，一高兴起来也就犯了糊涂，于是跟着瞎哼哼。

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八路在大马路上开唱《李才能倒驴》，惹得一大群人看热闹——

祖上本是买卖人，别人夸我有才能，

有才能我果然能，四面通来八面精，

倒骡卖马贩驴子，坑蒙拐骗都能行，

三教九流有来往，八店十行样样成，

蒙古包里卖骆驼；喇嘛庙里贩羊群，

烟台卖过黄花鱼，济南贩过落花生，

云贵药材高丽参，如今又把金丹蹦，

杭州闺房卖绒花，耍着戏班上天津。

说我能来我就是能——

大买卖、干不成，小买卖、日弄人，

担韭菜、卖小葱，贩瓜子、卖花生、

剪毛煽蛋开脚店，杂货铺里满腾腾。

说我能来我就能

…………

再往下的曲词越来越那个，刘排长就不好意思再唱了，只剩下魏二民一个人还仰着脖子肆无忌惮地干嚎。周围的男男女女听得正起劲，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是那个单位的？！”。

大家扭头一看，妈呀，是后勤部的政委傅家选！顿时吓得四散逃跑。傅家选是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开国少将），谁晓得他会到休养所来看病，正巧遇上了这一幕。

第二天开党员会，魏二民首先站起来把自己的“罪行”交代一遍，然后头一低说“我犯错误了，请各位批评吧”，看样子，他出现这类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大爷也站起来承认错误，可八路军排长刚获得战斗模范荣誉不久，大家还不大好意思指责他，于是就把主要的教育方向放在了魏二民身上。

过了两天，刘大爷又去找交通处长刘鸣九要求回部队，刘处长考虑了之后终于答应了。

战争年代，聚散是经常的事情。离开军邮队的时候，刘大爷只对老魏说了句“我回去了，你以后最好把烟戒了吧”。魏二民笑笑没做声。

刘大爷知道，魏二民的大哥曾经是直鲁豫早期的党员之一，二民就是由他大哥带上革命道路的。35年，他大哥叛变投敌，魏二民就亲手把哥哥打死了——那时候，警卫员和交通员有责任处决叛徒和意志不坚定者，包括自己的首长和亲人。大义灭亲之后，魏二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长期在外搞地下交通，为开展工作他拜山东迟殿文当师傅，成为青帮“悟”字辈弟子，还在河北当过红枪会、在河南入过“相士班”（算命的），从此落下浑身的伤病、染上吸大烟的恶习、也沾惹了许多日后说不清楚的事。

魏二民的工作很出色，可在政治上却不要求上进，特别是毒瘾总是戒不掉。五十年代初他被开除公职后，跑到芜湖去找当时担任军代表的周明生，居然还是想要烟土。前休养所长把老魏赶走了，刘大爷知道以后很生气，说“一点鸦片就会杀你的头了？大不了撤职，我给他”，后来没多久，魏二民就自杀了。

　

刘大爷回到骑兵团，就急着去找新战马“公鸡”，早在军邮队的时候，连里的战友就带信来说，王元力帮他把从湖西买来的那匹混血儿马练好了。王元力这人办别的事有些二二乎乎，可调理战马绝对是一把好手，他那张满是伤疤的脸，人类见了有些害怕，可马匹见了却觉得十分亲热。

本来混血马的品质很不稳定，谁也说不准是好是坏，刘大爷一直也比较担心，现在听王元力说练好了，那肯定是不错了。果然，刚到连队，王连长见面就说“回来了？再不回来，那匹战马就不还给你了”，刘大爷把“公鸡”从马厩里带出来，慢步、常步、小步、小跑、大跑、跨越、卧倒、负重全都试了一遍，从力量、敏捷、反应到指令服从，真是无可挑剔！王元力得意地说：“怎么样？了不起吧”，也不知道是夸战马还是夸自己。

“了不起，真了不起”。刘大爷抓住缰绳不敢撒手，生怕这位连长兼训马师起了贪念，再把战马要过去。对骑兵而言，得了匹好坐骑比有个好老婆还宝贝。

　

这时候，况玉纯团长到军分区去当副司令员，周开树等一些干部也调走了，四连的工作由副营长李树茂代管着，等于是还没有连长。以前八路军提拔干部的办法挺简单，谁能打仗谁立功多就是谁了，45年整风以后有了些变化，开始注重家庭背景、历史情况、政治表现，还要看看文化水平什么的。

骑兵团总体比较单纯，红军团的底子，这些年来也没有收编“反正”的伪军、顽军，连当过土匪的都没招过，政治方面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大家表现都不错，“学历”就很重要，刘大爷早年是进过两年正规学堂的（小学），虽然没有文凭，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主要候补人选，吓得大刘赶紧声明：“我那点文化只够开豆腐店写水牌的，可别把我扯进去”。

领导也找他谈话，问他到特务连当指导员有什么意见，大刘急得跳起来：“当指导员我可不行”，“为什么？”，“我刚在军邮队犯了错误……”，接着就把自己和魏二民唱酸曲的事情坦白了，最后还说“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四连”。政委李庭桂火了：“到哪里干也由不得你，滚蛋！”，大刘就赶紧滚了。

刘大爷说，当时是真的怕当指导员，因为指导员经常要写战斗日志、鉴定评语什么的，而他那时候写字超过二十个就觉得脑袋疼。

　

在大后方干了几个月，刘排长学会了讲卫生的习惯。

早晨是骑兵们最忙的时候，给战马铡草配料、喂食饮水、刷毛整鞍、检查嚼口马蹄……事情很多。弄完这些工作，大刘就开始刷牙修面，还用“新华香皂”洗个脸，这时候，总有一帮子人围在旁边看稀奇：“大清早的，拿根小棍捅得满嘴冒泡，恶不恶心呀”，“大刘，别楞装城里人了，脸上弄得再香，一看还是个卖豆腐的”……

刘排长被大家奚落得有些丧气，幸好有李庭桂政委帮他说话。李政委是领导学生运动出身的，对刷牙洗脸挺支持：“讲卫生没错啊，学着当城里人也不错，将来我们大反攻还要打下开封济南，到大城市去”。

政委表态了，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就当城里人的前景展开讨论，最终一致认为，进城总的来说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部队遛马不方便。

　

况团长到分区以后，团里的军政工作都由李庭桂负责，李政委实际上也就是团长了。

骑兵团的几任主官领导风格各不一样：早先曾玉良团长下命令很少开会商量，他拿着根马鞭站在高处，指着人头点名派任务，一点含糊也不能有；后来况玉纯团长倒时常开个会，不过人家发言的时候他半听不听的，等讨论结束才把手一摊，说“大家讲得很好，现在听我的”，然后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好象先前的都是胡说八道一样。

李庭桂政委是抗战以后才进部队的，作战经验确实不如前几任团长，但他组织作战会议却很认真，不仅每一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听、认真记，接下来还要和大家反复讨论、比照过去的战斗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搞得特别细。这样一来，所有开会的人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得每一次会议都变成了一堂实用的战术教学课。虽然讨论时间经常被拖得很长，但形成决定之后大家都非常清楚各项任务的要求，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也都有所准备。

刘大爷说，李政委用的是笨办法，但笨办法也有大用处。

　

45年5月9日，李庭桂再次召集作战会议，他宣布：九分区决定由十六团围歼姜庄之敌，骑兵团率领高陵、卫河两个县大队，负责打击可能到来的援军。

打援？打谁？在哪里打？怎么打？方案还没有确定。

大家看了看地图，边乔参谋首先站起来说：“同志们，这一回，我们也许有机会报双村营阻击战的血仇了”。

“五一”节期间，根据地军民举行庆祝了活动，反攻的胜利鼓舞着人们，老百姓担着蔬菜、赶着猪羊，到八路军驻地慰问部队。当时骑兵团住得很分散，一营在滑县杨庄一带，二营五连在高陵县帮助群众搞生产（注：这个高陵县是抗战时期在豫北设立的行政区域，不是现在的陕西高陵），而四连则驻扎在南乐县的芦里村。虽然离敌人据点不远，但只要警戒组织得当，部队照样可以休整。　

5月9日上午，刘大爷正在村里看老乡们宰羊，王元力邀他一起去大屯村（团部所在地），大刘不乐意：“宰羊好玩呢，你们连长开会，我不去”，李树茂在马上张口就骂：“放屁！少罗嗦”。没办法，只好跟着走了。

到了团部，营长、连长、参谋、还有几位县大队的干部挤满了一屋子，刘排长就躲在犄角旮旯里。万怀臣副团长首先宣读了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副司令员赵东寰的作战命令：十六团负责围歼进犯姜庄之敌，高陵、卫河县大队配属骑兵团，在前后赵户村阻击援军，并视情况相机歼灭敌人。

姜庄位于滑县城东北，那里是“反共自卫团”贾席珍和王树林部的据点，大约驻守着一千多人。当时汤阴、淇县、浚县和滑县县城都有日伪军，如果姜庄不能迅速拿下，浚县、滑县方向的敌人就会出动增援，为此，军分区指示在前赵户村和后赵户村都设置打援阻击线，这样两边均顾，确实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李庭桂政委象往常一样拿出小本子，说了些“守如磐石、攻如猛虎”的话，就让大家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讨论发言。提到阻击战，骑兵团的干部们自然就想起了惨烈的双村营战斗，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侦察参谋边乔突然说：“这一次，孙殿英部二十二团很有可能会出来，我们可以报去年的仇了”。

“真的么？”，骑兵们全跳了起来，包括坐在角落里的刘大爷都激动地喊：“打它！打它！”。

暂八师二十二团号称孙殿英的精锐之师，素有“能攻善守，训练有素”的名声。伪十一军（原新五军）的部队多是从民团扩编的，但这个团却全部由加入“庙会道”多年的老兵组成，军校毕业的团长王鸿勋是“孙道长”的亲传徒弟，三个营长也都是孙军长的义子。该团配备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50挺、其他枪械1000余枝，是老孙的宝贝疙瘩。

44年的5月，二十二团一营死守双村营据点，其他部队拼命解围。八路军和他们打了十多个小时，指挥作战的分区胡乃超参谋长牺牲、骑兵团四个连长中阵亡两个重伤一个、参战人员损失过半、冀鲁豫二十一团几乎打残，到最后也没能把据点拿下来，这以后，二十二团就一直叫嚣他们能打八路军两个主力团。事隔一年，如今终于有机会再度交手，真可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45年5月，孙殿英的军部远在新乡，伪二十二团驻守在滑县县城，归副军长杨世贤（明卿）指挥。如果是老奸巨滑的孙麻子，在目前八路军大反攻的局势下，决不会冒着损失精锐的风险来帮助地方伪顽，但杨世贤讲义气、头脑比较简单，他有可能把最能打的部队派出来救援贾席珍。

骑兵团各连队都想报仇，争着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