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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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区的两个团出了大风头，分区领导当然非常高兴，连着搞了好几天的庆祝活动。况玉纯副司令员跑到一营来说：这次战斗，一连突击队临机应变干得漂亮，三连预备队英勇顽强表现出色，两个连长都是好样的，要选哪个当代表去军区领奖还真不好办，哈哈哈哈。
刘连长考虑了半天，觉得自己在这次战斗中的临场指挥还不够成熟，只是因为红军连的战士素质高才最终完成了任务。晚上，他找到领导说明了整个战斗的过程、谈了自己的想法，营长张存有拍拍他的肩膀说：“知道了，睡觉去吧”。
过了些天，分区宣布授予一连连长和战士刘合根、石双友等人“战斗功臣”奖章，决定由三连长郝竞代表立功人员在万人祝捷大会上发言（郝连长在会上被评为特等功臣，并在不久后升任二营营长）。
大刘连长没能去军区开庆功大会，但他在一连驻地也玩得挺开心的。
在车固庄俘虏的那个穿米黄色短袖衬衫的“文艺人”是汪伪政府派来“采风”的摄影师，他还带了一套放电影的设备，也被骑兵缴获了，于是大家就把老百姓家的院墙刷白，请这“文艺人”来放电影。虽然只找到一卷电影拷贝、没头没尾的，电影机的喇叭也摔坏了、没有声音，但土八路们都是头一回见识这新鲜玩意，翻来覆去看了一晚上依然兴趣盎然。
那“文艺人”倒也听话，叫他放几遍就放几遍，不过，骑兵们始终也没搞懂电影里演的是啥意思。刘连长只记得有条街道上有很多人有很多店铺，而且男男女女总是围着一辆奇怪的车子，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过一会又上去又下来，不知在忙乎些什么。
直到解放以后，刘局长到首都北京出差，才弄明白那种怪车的名字原来叫做——有轨电车。
胜利前夜
四五年的七、八月份，骑兵一连在安阳东南，淇县、浚县一带活动。
楚旺战斗之后，冀鲁豫根据地扩展到了河西地区。卫河以西是日伪顽势力长期盘据的地域，鬼子兵不多（属于110师团），伪军的数量却十分庞大，庞炳勋、孙殿英、李英、王自全、程道生、侯殿卿、康伯英、郭井泉……形形色色，打着各种旗号、穿着各式服装，替日本人搜刮粮草物资、守卫交通干线。各路伪军虽然背景不同、心态各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竭力阻挠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竭力反对农村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
针对这个情况，冀鲁豫军区要求在河西地区采取有效行动，震慑敌人、拓展局面、以“打拉结合”的方式分化伪军，巩固抗日政权。为此，九分区决定派出主力部队深入敌后。
骑兵团也组建了游击分队，一连为第一分队，任务是配合民兵破坏卫河沿岸的日伪据点、破袭平汉交通线，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强的特点，军事训练以进攻战术为主、实战中强调“短促接敌、迅猛进攻”、“有利就打、打了就走”，再加上过硬的军政素质和轻便有效的武器装备，完全具备实施游击作战的经验和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骑兵也存在着不适宜化装隐蔽、分散之后难以发挥战斗效能、在敌占区筹集给养不便等问题，长期在敌后游动的困难较大。因此，通常情况下，骑兵团在敌后不分散、不长时间滞留，而是采取集中兵力远程奔袭的方式，主要担负牵制袭扰和战役支援任务。
但这一次不同了，在游击区维护政权建设、协同民兵作战，不可能大规模集中使用骑兵部队，所以，骑兵团只派出了一连和四连，分别组建为黑马、红马两个分队，对外都称骑兵团。团领导要求深入敌后的战士们积极摸索经验、做好长期游击斗争的准备。李庭桂（他现在是团长兼政委）对刘连长讲了三点意见：“一、没有人是生来就会打仗的，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二、要依靠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主动；三、情况越是复杂，越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五大要素，否则，‘五行不定，输得干净’”——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管用。
担任游击分队的两个红军连得到了补充，机枪和冲锋枪多配置了一些，另外还增加了一个通信班。一连指导员张凤翔负伤尚未归队，连里的事务只能暂时由连长一个人负责。大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琢磨过去的战斗经历，想到一点经验教训就赶紧记下来，一晚上居然写了十几页纸。就这么着，原本最头疼写字的他，从此就开始做笔记了。
河西一带是新区，这里的群众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黑马团”刚开到的时候，老百姓都躲了起来，村里不仅看不见家禽和牲口、甚至连一个青壮年也没有。老人和孩子坐在床头以惊恐的眼神看着骑兵，向他们问好打招呼没有回应、想征集粮草得到的是摇头，至于动员担架、搞后勤服务就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了。
抗战八年，当地在险恶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同志受了不少委屈，现在撑腰的八路军来了，积压的怨气发泄出来，有些人的工作方式就显得简单粗暴一些——背着大枪拎着绳子、不是要捆这个就是要枪毙那个，搞得人心惶惶——刘连长对此很看不惯，就把武工队的枪给下了，闹了个“水冲龙王庙”，地方组织赶紧派人来调解，开办了民兵骨干培训班，还处分了几个殴打老百姓的干部。
骑兵们自己十分注重群众纪律。
有一次，一连白天驻进一个村子，想要就地征集些粮草，老百姓都摇头，说是没草料也没有粮食。战士们不搜查不埋怨，高高兴兴帮老乡扫院子挑水，然后牵着战马到野外吃青草、顺便采点野菜回来。
出了村，发现麦田里聚着一群人，远远望见部队就一哄而散，接着，斥候骑兵又在一个大土坑里找到了十几头牛和驴，显然是刚才那些村民藏在这里的。骑兵就帮着喂牲口吃草，连队的马医生还给驴子治了腿，然后一一拴在村口的树上。
开饭的时候，八路军吃的是用自带的粮食伙着野菜做的菜馍，通信员吴立然帮连长打饭，一手端着疙瘩汤一手拿着馍，正走着，路边突然窜出个傻子，一把将馍馍抢走了，小吴和连长只好喝汤。那傻子脑筋不行胃口倒还不错，三两口啃完了馍又跑过来盯着大刘的碗看，刘连长干脆把菜汤也分给他一半。结果是傻小子撑了个肚儿圆、八路也觉得挺开心的。
那傻子的老娘得知这情况，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流泪、浑身哆嗦着硬拉着儿子要给大刘磕头。
天黑以后，骑兵开拔了，村民们拿着自家烙的饼子、拎着喂战马的黑豆送出村来。那些跑出去躲避的青壮年也回来了，解下拴在村口的牲口，有点害羞地诉说自己的苦衷。八路军借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从此以后，骑兵连在附近征集粮草就容易多了。
开辟新区，工作重点是变“两面负担”（既要向日伪交粮、也向抗日政府交粮）为“合理负担”。骑兵连和八路军各部在民兵的配合下频频袭扰交通线、打击日伪抢粮队，保护群众财产，这样一来，不仅使根据地的物资全部掌握在抗日民众手中，就连游击区的粮食也不能流入敌占区。45年河南夏粮大熟，可开封、洛阳等日伪中心地区却出现了物资紧缺、粮价高涨的情况，这和八路军采取的封锁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开始的时候，群众对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热心。有的小伙想当民兵，家里人却哭着喊着往回拽；部队需要征用民夫，老百姓也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了，一家老小就都围着连长排长班长，递香烟说好话、千拜托万嘱咐，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好象八路军是要拉他们去送死一样。
而八路军对群众却是有求必应。只要得知日伪军出动抢粮，或者是老百姓诉说受到了威胁，无论部队多疲劳、路途有多远，骑兵总是立即出动，对小股的敌人坚决消灭掉，如果敌人太多，就层层阻击袭扰，反正不能让敌人把抢来的东西拉走。这么打了几仗，百姓的胆子壮了，有事就向八路军报告、对日伪势力的掠夺也敢于反抗了。
淇县卫河渡口驻着三十多个伪军，还有个日本工程师（当时，日寇为维护河南到天津的水运，在豫北实施了“引黄济卫”工程），据点的头目叫马德传，每当群众经过渡口，他总是搜查盘剥、征粮索款，还嚣张地宣称：“当日本的差就按日本人的章程办，八路有意见，让他们上炮楼来说！”。于是老百姓就向骑兵诉苦，刘连长当即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行动的当天，八路军化装接近渡口，两个侦察员扮成卖山货的在据点跟前吆喝，日本婆子看见水果高兴坏了：“卡几卡几，拉西拉西”，跑出来挑柿子选梨子，她男人也在旁边看热闹。
部队准备就绪，大刘掏枪就把鬼子打倒了，十挺机枪随即架上周围房顶，八路军冲进了据点。守门的伪军根本没敢抵抗，只有那日本女人还抱着老公一个劲的哭。
刘连长站在院子里喊：“马德传，你叫八路来说话，现在我们来了！是你下炮楼还是我上去？”，那马德传连滚带爬跑到跟前，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猛抽自己嘴巴，哪里还讲得出话来。
一把火烧了检查站、又发动群众拆了炮楼（那时候八路军打下据点之后就是拆炮楼、拆城墙），骑兵们扬长而去。周边据点的伪军领教了“黑马团”的厉害：“有日本人的地方都是说拿下就拿下，咱们这里恐怕更靠不住”，从此就老实多了。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没见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说多少好听话也没用；老百姓也是最仗义的，一旦八路军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他们就能豁出来跟着共产党干。
从根据地来了宣传队、工作组，调来了民兵骨干，各乡各村成立了救国会、民兵队，河西地区的民主民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树林边、原野上，庙宇外、河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戴草帽、拿着武器的青抗先，有的在会操、有的在上政治课，个个生龙活虎、精神焕发。
有一天，骑兵经过个小村庄，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里归来，后面跟着个扎羊角小辫、挽着野菜篮子的小姑娘，八路军和他俩打招呼，这一老一小也满脸喜悦地回应。那小女孩的模样十分可爱，每当看到有战士对她做鬼脸，就蹦跳着发出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引得骑兵队伍也是欢声一片。
各村都开展了参军动员工作。群众组织踏着“咙咚呛、呛咚呛”的鼓点，扭着秧歌挨家挨户地给军属送荣誉牌和光荣花，青抗先、妇救会和儿童团的男女载歌载舞地唱着：
八路军来主力军，
谁参加来谁光荣
……
模范爹，模范娘，
快快送儿上战场
……
好丈夫，志气强，
参加八路在前方。
我在家中搞生产，
抗日军属真荣光
…………
其他群众看了十分羡慕：“现如今，参加八路真比当年中了举人秀才还荣耀哩！”。家里再有人去当民兵打鬼子，就十分支持了。
民兵队伍普遍建立起来，敌人抢粮的阴谋就更难以得逞了。45年8月，浚、汲两县的日伪军联合出动“清乡”，以往遇到这类情况，老百姓只有“跑反”，可如今不同了，各村民兵组织起来抵抗，操起洋枪土炮大抬杆子，和敌人对着干。
黑马连得知消息最先赶到，三个排轮番奔袭、不断骚扰，接着红马连到了、十六团来了、分区独立团也来了……伪军立刻崩溃，日军也丢下大车仓皇逃跑，民兵们漫山遍野地追俘虏、拣战利品，乐得合不拢嘴：“日本人是那个庙不是那座神了，小鬼子不行了！”，日本汉奸也哀叹：“八路一来，土包子也成精了”。
抗战到了45年夏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已是炉火纯青，各类战法也是得心应手，这些事例，真要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过，前几天看了萨苏军门和马伯庸亲王关于地雷战的文章，忍不住也想附和一番，所以马甲也扯一扯地雷的事。
先说说这地雷有没有伤着自己人吧。据马甲所闻，有的。
那时候，地雷战搞得红火的地方，几乎个个村都有缺胳膊少腿的人，其中不少是被自己的地雷炸的。不过，这些受伤的人可不是一般村民，他们基本上都是民兵，而且大多是民兵骨干。其实，当时的地雷最容易发生误伤事故的阶段并不是在埋在地里以后，而是在造地雷的时候。搞地雷战的都是些土生土长的农民，谁也不是从小就摆弄炸药的，被鬼子憋急了才学着制造这凶器，一不小心出了差错也在所难免。可万一真的弄响了，受伤也总是民兵自己，炸不到普通群众身上去。
虽然是长期抗战，但鬼子并不是天天进村，所以地雷也不必一年四季都挂着弦（这情况萨、马两位老大都讲过，马甲就不再罗嗦了）。需要说明的是，那些以为地雷炸死不少老百姓的说法，多半是受了电影电视的误导，其实，抗战时的民兵地雷，原本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死人都难说。
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种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每个村只发几个，如果打了胜仗立了功也能再奖励几个，总之十分难得；另一种是特大号地雷，可这玩意不仅成本高，而且容器不好找、还不容易伪装，所以用的也不多。
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崩得好能打中要害，崩得不好也就是个烧伤。因此，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面其实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之后，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丘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要说误伤，被误伤最多的其实不是人，是家禽牲口。地雷埋在土里，不管有没有警告标志、有没有挂弦，这些畜生都爱去探个究竟，放牛放羊的小孩稍不注意，它们七拱八刨就把雷给弄响了。还有就是野狗，鼻子灵敏爪子又贱，伪装得再好也经不住它折腾。后来鬼子也学聪明了，看见路上有狗满地乱扒拉，就死活也不敢往前走了。所以，游击区要搞“打狗运动”，因为这家伙晚上叫唤给鬼子报信、白天乱刨帮鬼子挖雷，不是汉奸是什么？
土地雷杀伤力不大，能炸死两三个鬼子就能当上全军区的民兵模范了，因此不能完全指望靠地雷战消灭敌人。那么，地雷的功劳是什么呢？是破坏交通、迟滞敌军。
先说到这里，下一回，我再接着讲民兵和骑兵在河西地区巧用地雷的事。
胜利了
45年的夏天，冀鲁豫边区已经发展成为共产党在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全区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南至新黄河，北到德石路。纵横千余里，人口超过二千万，除交通干线和一些孤立的大据点之外，日伪军都被驱逐到了边沿区。
从当时的总体形势来看，根据地周边环境呈“南松北紧、东缓西急”的态势。“北紧”，是指北面的冀南军区攻势作战不很顺利、受到了日伪势力的阻碍；而“西急”则是因为王树生、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刚成立不久，正在伏牛山一带与敌人酣战。
九分区的作战区域在豫北，但为了策应豫西战事，骑兵们也经常向西机动、到平汉路一侧打击日伪交通线——这本来是豫西部队的任务，但他们这时候有点忙不过来，作为兄弟部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因此，骑兵一连就在卫河航道与平汉铁路之间来回驰骋。
“卫水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