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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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蹦蹦跳跳、又说又唱的，搞得热闹非凡。

　　　　小广播和她的伙伴们属于中路军的宣传队，机关、学校的小孩没经过磨练，长途行军自然就有些吃不消。每天跟着前卫部队第一批起床出发，大清早的时候，鼓动宣传、摇旗呐喊十分起劲，到中午就开始不行了、越走越慢，结果是每天傍晚，就铁定落到大刘他们后卫连的手里。

　　　　不过，虽然是“老掉队分子”，却依然精神抖擞。腿脚迈不动了、嘴皮子照样利索，叽里呱啦的大道理说开了就没个完。骑兵们戏称她是“小政委”，小吴姑娘还不同意，说是已经有首长封她为“三军总政委”了，因为从早到晚，她可以从前锋、中军、一直宣传到后卫，功劳大得不得了。

　　　　8月19日，十六团和据守延津县城的日伪军打起来了，这是中路军出发后第一次作战，跟随行进的群众有的停顿下来、有的绕道前进，负责维持秩序的一连也就更加忙碌。可这一天，到了傍晚也没有看见小吴姑娘，“难道她今天没掉队？”，大刘正纳闷，遇到了宣传队的人，伙伴们说：“她今天走不动，早就落在后面了”。刘连长一听急了，赶紧带着吴立然返回去寻找。

　　　　天色渐渐黑了，几个骑兵手里拎着长竹竿，遇见深坑就捅一捅、看到草丛也捣一捣，好不容易才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这小八路——人家头枕着背包、睡得正香呢！也难怪她犯困，每天最早一批起身行军、最后一个回到宿营地，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吴立然揪住妹妹好一顿埋怨，而“小广播”却揉着眼睛四处找她的挎包，那里面有干粮、换洗衣服、还有书本文具。旁边的老乡说，刚才有个“罢战”的伪军从这里经过，挎包准是被他偷走了。

　　　　那时候，共产党对日伪军开展了“罢战宣传运动”，办法之一是在敌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设置“罢战接待站”（也有称“罢战招待所”的），伪军只要到那里登个记就算是“罢战”成功，愿意留下的欢迎入伍、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如果上缴了枪支弹药还能得到张“收到条”，凭条子可以到县政府领取相应的奖励。日本宣布投降后，路上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拿着“罢战条”、“收到条”的返乡士兵。

　　　　在敌情复杂地域行军掉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在当时，受到胜利大反攻形势鼓舞的年轻战士似乎并不感觉到害怕，更多的是觉得新奇好玩。

　　　　甚至刘连长的心情也很放松。十六团攻打延津县城，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俘获伪军一千五百多；隔天，又顺利攻占阳武、鲁岗；8月21日，八路军围攻封丘县城，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城内十几个日本兵没有进行最后抵抗、全部自杀。有伪军交待说，开封的日军已经把武器按五枝一捆的标准集中起来、准备投降了。骑兵们于是认为：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手里只有一个团，根本挡不住八路军，开封城指日可下……

　　　　然而，就在8月21日的晚上，一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移交后卫任务、连夜赶往团部报到。

　　　　骑兵团主力正在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地区破坏新汴铁路（这条路解放后拆了）。大刘在路上就听说二营长阵亡了（其实没有牺牲，但救活以后伤残了，从此休养），接着又看见四连二排的十几个人坐在铁轨上。战士们看见老排长就哭了起来：“日本投降是假的呀，咱们这次吃亏了！”

　　　　“哭什么！你们排长呢？”

　　　　“死了”

　　　　“王连长呢？”

　　　　“也死了”

　　　　“蔡指导员……”

　　　　“死了，都死了”

　　　　接连问了七八个老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全是不幸的消息，大刘也被惊呆了。

　　　　荆隆宫位于封丘和开封之间，新汴铁路从这里经过。21日上午，骑兵团占领火车站，切断了开封（汴梁）与新乡之间的联系。下午的时候，从开封城里开出来一列铁甲车，径直停在了荆隆宫站台上，当时驻守车站的是担任前卫的四连，他们见鬼子不开枪不打炮就以为是来投降的，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糊里糊涂上前“受降”了。

　　　　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再加上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份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也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鬼子的埋伏了？”……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大刘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刮刮叫：“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这下可好了，再也不必管什么俘虏政策，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天亮以后，团长来视察阵地，工事掩体前摆放着的二十多挺机枪把领导们吓了一跳：“呦喝！两个月没见，你们变成机枪连了啊”。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没有步兵、出动了十二辆坦克，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了，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已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主要是水东军区的部队）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己形成夹击之势，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两路大军围攻开封。

　　　　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当时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驻扎着日军一个小队（也可能是日本商社的武装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然后扫清外围障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嚎叫，由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大刘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碳、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油印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的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报纸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

　　　　大伙懵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府不打了？”

　　　　刘连长跑去询问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顿时举着张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再踏征程（下）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18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8600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开封和新乡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委员长发表了那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刘大爷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可以参考一下《杜鲁门回记录》中的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需要日本鬼子帮他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18日，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电令日军负责开封防务。21日，何应钦总司令接连向日军发出命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铁路线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但问题是，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冀鲁豫这里，中路军的统帅是宋任穷、指挥南路军的是王秉章，而王宏坤则带着北路军打到河北去了（这一路战果最好，攻克了邯郸），各部队打到哪算哪、各行其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
　　　　当时，比较乐观的想法是拿下开封城。开封的日本守军主要是110师团163联队、铁道第3联队第3大队（相原部队）、战车第3师团搜索大队（柴田部队）以及一些后勤兵站，如果八路军南北夹击，一举攻克开封是完全可能的。但自从22日接到中央指示，南北两路军就在攻城还是撤走之间犹豫不决，到了8月25日，国民党部队相继赶到，我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原定的攻城计划就只能取消了。

　　　　应该说，45年8月份的时候，冀鲁豫八路军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没有做好两面作战的准备，前线的军事领导也还不具备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致使部队在敌情突变的状况下仓促撤退，显得十分被动。
　　　　在前方，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在路上，日军也疯狂实施拦阻（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大清楚，但有这么一份材料——8月28日，何应钦专门电令新乡日军：不得将平汉路战事中俘获的八路军战俘擅自释放，应移交国军管理——可见当时情况之严重）。
　　　　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77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5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只有孙殿英和杜淑没参与此事），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好在中路军的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见势不对、说走就能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迅速回到黄河北岸，这时，部队面临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抗战八年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至少黑马连一个逃兵也没有。只是，通信员吴立然在这时候失踪了。
　　　　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趁，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就由骑兵快速出击，消灭了这个保安团，敌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枪毙了）。
　　　　战斗结束后，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大刘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也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小吴参军时带来的新鞋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也永远是十八岁。刘大爷说，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沿途看见牺牲的战士倒在路边，好多都是和小吴一样的年纪，大家不知道他们临终前的情况、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自己亲人的遗骨葬于何处，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