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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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出面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刚收编的两个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他的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吉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陈玉怀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但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我地方政权的建设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愣打了三十大棍才放掉（幸亏陈玉怀不知道王永元是八路军，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可怜兮兮地来找骑兵团，战士们一看老连长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上马要去报仇。当时，邓永耀政委刚牺牲不久，战士们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于是各连都嘈嘈起来，谁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当时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师部机关护卫，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排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团长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再加上自己也觉得应该教训教训反动地方组织，于是提出派两个连出击，适可而止。新上任的政委王振祥看见拦不住，只好建议由他自己带队，率二连和团部的斥侯分队去打一下，快去快回，团长和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大爷也参加了这次出击，跟随政委连夜急行四十多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门口有寨门、壕沟，里面有平房和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吉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乘马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刘大爷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刘大爷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
刘大爷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这之后，不一会功夫，他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大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进去了，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陈玉怀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当，让骑兵团两个多小时就消灭了，这土匪豪强闻讯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使得骑兵二连威名远扬，老百姓传言“八路军骑兵的战马都会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当然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将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刘大爷他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他可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也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整顿了。
39年3月，得胜回朝的刘大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马上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留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抬上，跟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原“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先遣纵队进行改编，哎呀！连他们的招牌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往太行山区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个紧张。可是，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科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啊。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过了一会，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骂“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师长、邓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称赞骑兵团不愧是红军主力团队。接下来，邓政委讲话，先说明整军的必要性，然后宣布任免命令：团长梁俊亭调回师部、政委王振祥改任团长（3个多月后也调回师部），宣布新任政委、新任副团长、新任参谋长、新任政治部主任、新任政治部副主任……邓政委指出，在整军中，要着重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号召大家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作风整顿好。
整军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大家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后来实际为40％）；三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
整军刚开始，后勤就跟不上（地方上准备不足），一些战士和战马生病了。于是，整军又再增加一个内容——整顿供给、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大家磨豆腐、种菜，帮助老百姓搞生产。马甲我找到了当时的一段宣传动员文字，转抄如下：
学习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整顿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42年4月牺牲）发言，他坐在门槛上捉摸了半天，这才发言：“首长说得真好，一清二楚，咱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说得好……”。发言结束，大家一起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刚才这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廖冠贤），活象个降妖道士，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政治部主任况玉纯有办法（况玉纯原是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1、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2、战士之间认老乡、拜把兄弟，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3、阶级观念弱化、党员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私自帮独立大队打陈玉怀也属于“流氓习气”）。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开小灶，请吃请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这都属于贪污腐化）；另一方面，个别干部打骂士兵（这主要是指几个四方面军来的老红军。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牛羊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就把牛羊赶走了，不让人民群众的牲口回家，弄得房东大娘很生气。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配合步兵部队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冲进鬼子据点，敌人溃败开跑了，步兵又追不上。可是这边，骑兵团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你说，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服从命令，对此，刘大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不知道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战马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大家没意见，军马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步兵紧，骑兵松”。之所以说骑兵松松垮垮，是指骑兵出早操不象步兵那么认真。在战斗比较频繁的时期，如果一大清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真打仗的时候，马匹也许就不那么活跃了。但是，在整军期间，邓政委明确要求骑兵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四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战士，刘、邓首长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仍然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这里先说段题外话：如果与《亮剑》里面的李云龙独立团相比较，同在129师系列，骑兵团各方面的资历比独立团强得多了。可是，梁俊亭团长2月份保护师首长立下汗马功劳，3月份立马就给换了，还弄得个全团整顿。而李云龙独立团呢，骑兵团的毛病他们不仅全有，并且还严重得多，居然还能够安然无事、“功过抵消”，这岂不是太不把咱们邓小平政委放在眼里了。
尤其是李云龙一再宣扬的的“部队主官决定论”以及“主官性格决定论”，简直是太开玩笑了。在抗日游击战中，咱们的政委、政治部之所以重要，就是防着有谁想搞这一套，李云龙如果敢这么瞎咧咧地“亮剑”，早就被拉下来扯领章了。没有党组织的支持，别说打县城，就是带走几杆枪都困难。邓政委打仗的水平咱们且不论，可他老人家可是搞兵运的老资格了，眼睛里能容得下这沙子么。
书归正传。经过近四个月整军，骑兵团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政治素质提高了。刘大爷不久后就入了党，他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也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作战勇敢，而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党的指挥。
其次是部队战术水平提高了，整军后期，团里调来了一些干部骨干，结合以往战斗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同时，团队按战马的毛色重新编制，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其余的马归四连（“花马连”）。这样，人马经过重新组合，不仅部队形象好看了，原来的班组里面的哥们弟兄、老乡死党也就各自散伙了。
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在新领导班子（团长黄家景、政委廖冠贤、参谋长徐国夫）的带领下，准备再次出征。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特意前来送行，在大会上，刘师长宣布：骑兵团下一阶段的新任务是，协助先遣纵队，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于是，大家呼口号、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接着，部队穿越平汉路，向山东聊城进发……
19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完成了在山西黎城县的整军。但就在这段时间，冀南根据地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经过反复的扫荡，于39年春季以后，逐渐占领了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并控制了主要交通道路，这使得八路军先前的活动地域大为缩小。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团即使回到冀南，也难以再有实施运动作战的适当空间。
斗争形势复杂，环境也变得愈加艰苦。129师领导决定派骑兵团开赴日军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接受命令之后，骑兵团日宿夜行，穿越敌人层层封锁的平汉线，到达山东聊城地区。这时候，共产党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群众组织基础，骑兵部队迅疾驰骋于鲁西各地，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在开辟鲁西北根据地的头几个月里，骑兵作战的目标不是伪军就是地方会道门，总是找不到直接打击日本鬼子的合适机会，这不免让大家都感觉有些遗憾。
39年12月，骑兵团挺进到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进攻伪李连祥部的两个围寨，并全歼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抓了些俘虏，缴获了300多支枪，战果还算不错。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准备从荏平返回聊城七集镇休整。中午，当部队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时，发现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团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斥侯侦察。于是，刘大爷他们七八匹马就立刻分头行动了。
顺着公路往西，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大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说早上有辆汽车从聊城方向开往东阿，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