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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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公路往西，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大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说早上有辆汽车从聊城方向开往东阿，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刘大爷看这老头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扶上马，带回来见团长。战士们一听情况都嚷嚷起来“鬼子真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侯跑过来，报告说：“有一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团长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他命令三连护卫伤员、俘虏，四连带着全团的战马，退回路北隐蔽；留下一连二连负责设伏。刘大爷劝王小楼村的那老头回去躲躲，可他死活不肯，非要看八路打鬼子。刘大爷只好陪着老头蹲在路边。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伏击阵地没弄好，二连还正在找东西设路障呢，大家就听到汽车马达的声音了。参谋长徐国夫急了，他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枪架在了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是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卡车一下子就歪倒到路沟里；翻了。八路军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藏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我们的人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散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我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在汽车边上嚷嚷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这时候，王永元（那位二连的老连长）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出去，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8月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了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汽车给围住了。
说起来，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楞是背靠着背和咱们拼刺刀，不死不歇气。在车门边上卧着个鬼子军曹，伤得不能动了，八路军跑到跟前，他就拉了手雷……可咱们的战士也是好样的！四班副马德元，腿部中弹，带着伤还砍了俩鬼子，他可是个沧州汉子、真正的武林高手。
况玉纯主任带着二连的其他人，追向躲在乱坟岗里的四个敌人。况主任的警卫员李茂林很机灵，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先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见距离太近，掷弹筒没法打，转身想跑，被五班的战士给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警卫员小李拎着歪把子机枪找一排长王元力，想用自己的战利品换人家刚缴获的日本军刀，可王排长不干。小李气哭了，跟在他后面不肯离开，不停地唠叨“凭什么你能有两把军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就一把刀也没有……”。王元力被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给他了。刘大爷说，那把日本军刀真不错，刀把上还镶着三颗星呢。
半个来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是，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8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7名老红军。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但是，这场战斗在鲁西地区的影响很大。因为，自38年聊城失守、县长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在鲁西北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和日军交战。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都说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的队伍，骑兵团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
当天，骑兵团越过公路，在小冯村安葬了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也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头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领着老百姓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安排到各自家里精心照顾，住上房、吃水果，老头子自己还和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刘大爷说，老百姓的热情不仅让八路军感动，就连那些伪军俘虏都惭愧得哭起来了。
由于担心敌人报复，骑兵团很快就转移了。果然，第二天，鬼子出动了二十五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他们在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39年底，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从而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浪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骑墙派”石友三，由于他的势力范围和八路军开拓敌后根据地的活动区域有所重叠，这个“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迫不及待地勾结日伪力量，破坏抗战、积极反共。
刚开始的时候，我党以争取教育为主，对他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40年2月，当山西的局势有所缓和以后，刘、邓首长就适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严惩石友三。
八路军集中了17个团，分成左、右、中央三个纵队，统一由宋任穷指挥。骑兵团随中央纵队，从3月到7月，陈再道司令员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部精锐嫡系6500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 “百团大战”，而骑兵团则继续追剿敌伪石友三残部。虽然没能直接参加“百团大战”，但刘大爷还是很得意地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真是一呼百应、威震四方，不仅打懵了日本鬼子，就连国民党的高树勋、孙良诚、赵云祥和邵鸿基都吓坏了，他们不敢再招惹八路军的队伍，“第一次反共浪潮”也就草草收场。
这期间，政治部主任况玉纯升任团政委，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叫曾玉良。曾团长是河南人，西路军失败后跟着程世才到新疆，在迪化接受苏联顾问的正规训练（他和新四军的骑兵团长周纯麟是喀什第四十八团骑兵连的正副连长，40年开着苏联卡车一起回延安）。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也是老熟人了，在红三十军的时候，他俩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军部书记官（况书记是37年讨饭回延安的），再度共事，俩人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刘大爷说，曾团长对骑兵管理真的很有一套。他一到部队，就派人上德州，连劝带吓唬地把个有名的兽医请来当医官，专门调理战马。骑兵团原来的队列不大整齐，曾团长带着从头练，什么样的情况下战马行进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不能有差错。骑兵们过去吆喝战马都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喊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神仙驴叫一声“驾！”，骑兵团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军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口令了。
曾团长对骑兵武器配备很重视，长短枪、机枪火力布置，讲起来头头是道。打石友三的特务旅，部队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的高射机枪，他高兴得不得了，连夜改装了一辆“机枪车”，用大骡子拉着上战场。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机枪子弹用完了，侦察员把石友三的军需主任抓来，那家伙交代，这种机枪就只有这么一挺，子弹也没有库存。曾团长气坏了，骂那军需主任工作不负责任，“这么好的枪怎么能不多准备些弹药，你这个军需官是干什么吃的……”。
为报复“百团大战”，41年，日军从华东抽调第17、第37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敌人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据点造成囚笼，围困住我抗日军民。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多次组织了击破敌交通线、破坏封锁沟墙的战斗。
年初的时候，骑兵团夜袭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连队带上梯子，下马攻坚，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可打了一晚上也没拿下来。八路军本来想炸掉炮楼的，但地方上的同志却不同意，说是据点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打怕了，跑回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事后，曾团长召集骨干开会谈看法（刘大爷这时已经是副班长，属于骨干了），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么？”。团长却认为“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却富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间距拉大，500匹战马能排出十多里地去，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的，敌人不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根本不敢出门。老百姓于是就趁机破路。有时，如果地形合适，骑兵团就隐蔽，由民兵先把敌人引出来，骑兵部队再截断退路，掩杀一番，把伪军赶回县城去……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5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120多里，毙伤日伪军200多人，而我几无伤亡。
反“囚笼政策”取得初步胜利后，团首长认为，我们不能仅在鬼子“囚笼”里面折腾，还应该发挥自己快速机动的特点，打到敌人后方去。因此，在上级的支持下，骑兵团实施了向日军所谓“治安模范区”的奔袭。
吴官屯位于山东高唐县城东北30里，是济南至德州铁路的重要警戒哨位。这个据点驻扎有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他原先是在阳谷县城卖烧饼的商人（嘿嘿，武大的同事哦），这家伙很贪财，当了军官仍惦记着扩大产业，居然在据点里开手工作坊。李队长虽然生意精通，军事上却很外行，因此，排兵布阵就只好请教老街坊王光照，什么都听老王的。
老王原先是教书先生，现在是县城伪军大队的副队长，但他还有个身份——共产党唐北县委统战股长。于是，这事情就好办了。
当天晚上，王光照借故到了吴官屯据点。夜里12点，骑兵二连从寨墙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正门口等老王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立刻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20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赚开大门，骑兵一涌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放火烧了两个据点，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咱们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到河北清河县了。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忽然发现旁边的平房中有个小作坊，他急忙命令战士们把屋子里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小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这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有了皮革工厂，曾玉良还觉得不过瘾。军队嘛，总要弄个兵工厂才行啊！说来也巧，没过多久，还真让他打听到了哪里有造手榴弹的设备，于是，骑兵再度出动，抢鬼子汉奸的东西去……
转眼到了40年下半年，有一次，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徐国夫于40年8月调新八旅22团任职，由王永元继任参谋长），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事。
王参谋长正比比划划地描述石头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 王永元顿时傻眼了，他不知道呵。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参谋万怀臣了解过这事，他说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还能造手雷，冀县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现在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算了”。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那个厂子位于武城县的武官寨，设备是日本货，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工厂归汉奸郭金城所有（郭某还是啥“东亚同盟自治军”的中将，这个组织挺怪的，以后再述），又由于郭金城打牌输了钱，把厂子给抵押了，济南的当铺老板就派他侄子来炸药厂当掌柜，守着等郭金城克扣军饷还帐。
武官寨是个比较大的集镇，据点里驻着24名日军，还有郭金城伪军一个营（200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装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咱们要打个“巧”的。
接到命令，部队连夜出发。第一、二、三连赶到武官寨东南五公里外的地方，把个小村子秘密控制起来，许进不许出。四连则直扑东北方向，袭击三十公里外的郑家庄日军征收所（那地方位于故城县和武城县之间，靠着运河边，有鬼子的物资站）。果然，一大早，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赶往郑家庄，骑兵四连带着鬼子到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在村子里守战马，充当预备队。二、三连的战士则溜溜达达地进了武官寨。原来，曾团长早就算好今天是武官寨赶双集的日子，大家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都上大街赶集。
突击组的同志把青菜、粮食、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十分热闹。刘大爷也在突击组，他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装成换粮食的，可偏巧有个大婶子非要仔细查验他商品的成色，刘大爷不肯（黄豆下面埋着手榴弹呢），还被她骂了几句。那边的刘金魁更狼狈，有个卖馍的擅自动手去拆他的柴火捆，差点没把机枪抖露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跟头，几乎闹得要打架……
寨门外热闹，寨门上更热闹。由于鬼子小队出动扫荡，守寨的伪军按规定不许出门，据点大门关着，八路军也就进不去。于是，曾团长命令两个伪军去把门叫开。这俩伪军本是负责管理炸药厂库房的，因为贪钱，时常监守自盗（冀县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这当然也就让我地方政府抓住了把柄。头天晚上，他俩就被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通过一番思想教育，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决心帮助八路、坚决抗日。俩伪军士兵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认真的家伙，就是不肯开门，门里门外的伪军就吵起来了。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伪军也跑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逗科，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说话，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俩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和气生财。
曾团长本来就挺着急的，他担心集市上的八路军等久了恐怕要露馅，看见门开了个缝，马上发暗号动手。参谋长王永元（装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扮江湖郎中）站在伪军旁边，撞开大门、掏出短枪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