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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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机枪原本是没有副射手的）。团长的命令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接着，骑兵团在道沟的侧面列好战斗队形。
过了不多久，鬼子骑兵来了，足有一个大队。敌人一看见这边是同行，兴奋啊，哗啦一下，与我军平行列队，当官的哇啦哇啦一叫唤，三列横队就开过来了。那招势，是要比咱们土八路正规得多。
敌人马队从徐步行进换快步行进，冲击力逐渐起来了，可八路这边还没动作，老老实实地站着。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拣便宜了，“杀给给！”准备冲锋。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大喊：“打！打！打！”，这边道沟里的机枪、那边七旅的步兵扯开伪装开火了。
子弹象刮风一样的扫过去，前面的敌人几乎全部被打倒了。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躲避，后面的马匹顿时拌在一起，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了。
“乘马射击！徐步走！”现在，该我们启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术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调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据说，合围结束后，敌人在大营（南宫与武城之间的一个镇）开总结会的时候，鬼子的骑兵官被他们的司令骂得够戗——马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天黑的时候，大队人马绕到了卫河边，计划从这里突破第三层包围。一般，鬼子的最后一道封锁都设置在村镇和交通路口，而这附近的河滩路口，叫做军营村。斥候前卫回来报告说，村里没有发现敌人，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军营村实际上象个寨子，有寨墙，还有东西两个寨门。当时，寨门马马乎乎地掩着，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上级命令传下来：部队不进村，从寨墙外的小道下河滩，骑兵团也由前卫改做后卫。
奔波疲劳了一天的人们相互搀扶着，在特务团的协助下陆续过河，首长们也在商量，突破封锁后，党政军各机关如何分开行动、部队如何组织保卫……
刘大爷和刘金魁在西寨墙外站着。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机关的同志从身边走过。苦战了一天的刘金魁依然兴致勃勃，故事段子俏皮话说个没完。
聊着聊着，刘金魁突然说：“喂，大刘啊，你说这村子里真的没有鬼子么？”
“应该没有吧”
“不对啊，我怎么看那房顶上，黑乎乎的东西旁边，象是有面日本旗呀？”
听刘金魁说房顶上有日本旗，刘大爷也赶忙转过头张望。只见寨里面的一个房顶上，堆着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巧现在起风了，把旁边一块布片吹得飘了起来。因为天黑，也不大看得清是什么，也许是件衣服？也许……不过，还真是有点象是鬼子的膏药旗。
刘金魁提议去看看。刘大爷前后望了望没见着连长，又心想别报告错了惹人笑话，就没再吭声，和刘金魁一起往西寨门走。刚走到跟前，就听村子里头乒乒乓乓地响枪了，有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门里跑出来，嘴里喊着“日本鬼子！村里有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这里原本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三辆轻型坦克）和一个警戒小队，应该有五十来人。天快黑的时候，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战车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联络官在村里看守油料。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我们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都跑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可气的是，先前斥候兵询问情况时，他们也没说实话）。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一些人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还粒米未近，确实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敲门推门。结果，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即就被打倒几个。
日本鬼子也够凶狠，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就往河滩打（正是在那个挂旗子的房顶，那堆“黑乎乎的东西”其实是老百姓家装谷草的木柜子，被用来当掩体工事），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地面上，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大爷把一张大床立起来，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刘金魁刚上去就栽下来了，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他伸出手，在刘大爷的胸口前挠了几下，就咽气了。刘大爷说，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入党也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懂的事情也挺多。
刘大爷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下去了，大腿根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牵着战马已经悄悄绕到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终于干掉了机枪。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地面上的鬼子给消灭了。
刘大爷坐在地上捂着大腿，他被自己的伤势吓坏了。李医官跑过来（当时，治马和治人都是他负责），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说“放心，重要的东西都在”。刘大爷这才松了口气。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伤势虽然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了，刘大爷只好横趴在马上跟着行军。第二天，军区、行署和区党委组织召开了“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会后，刘大爷被转到了军区医院，然后又过了几天，医院把他交给枣强县地方组织，于是他在几个村庄间来回转移，隐蔽养伤。
那时侯，日伪政权在地方各村都设保甲长，负责组织劳役。但由于税收和治安的事情比较难办，所以，伪“华北自治会”又在几个村之间或重要地方设立了“维持会”，加强管理力量。保甲长是“选举”产生的，多是普通村民，“维持会”是委任的，多是地方名人。他们在表面上“合法”地帮鬼子办事，在背地里又帮助八路军开展工作，所以也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在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大扫荡期间，“维持会”就完全倒向了日伪一边。
在这个阶段，鬼子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叫嚣着要把华北变成“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他们对抗日基础较好的根据地后方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铁壁合围中心区损失惨重、一片狼籍，八路军伤员也只有转移到较“灰色”的地区休养。可是，枣强县南部这里也是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敌人来回搜索，晚上，连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局势十分危险。
伤员由村里的“基本户”负责照顾，医院的卫生员隔天来换药，交通联络员也时常送来生活必需品。在村庄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保甲长都是拖家带口的本地土著，自然也不愿意得罪八路，他晚上悄悄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说一句“人多嘴杂，凡事小心些”就走了。
养伤两个多月，为了安全，经常换地方，有时住老百姓家、有时住在堆杂物的破房子里。八路军卫生员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疼出一身汗来。刘大爷说，干脆你把药留下，以后我自己慢慢弄吧，医生说不行这是我的任务。就这么着，一来二去，伤口渐渐地好了。
骑兵团的人也来探望过伤员。看见战友，不仅刘大爷高兴，老乡们也很高兴。骑兵团可是八路军主力的象征啊，他们还在冀南平原，老百姓心里就有底了。政治处干事向刘大爷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要求伤员同志坚定信念、相信组织并积极宣传群众。
“四、二九”突围以后，日军主力就转到冀中方向去了。骑兵团曾玉良团长奉命带两个连穿越德石路，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转到冀县一带，白天把马隐蔽在房子里，挑水饮马，夜里去恢复群众情绪、收集突围时掉队的人员。由于敌人仍在进行小规模的扫荡合围，骑兵团如果与敌遭遇，一般都采取了不恋战、不集结、分头突围的办法，力图尽量保存实力。可即使是这样，部队也在不断地减员，并且难以获得补充（就在几个月后，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带一个骑兵班去开会，途中竟被日本骑兵队活捉了。幸亏他没有暴露身份，几天后，陈再道司令组织侦察兵把他又抢了回来）。
环境日益严酷、条件愈加恶化、敌人不断地挤压，再加上受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获胜的假象蒙蔽，有些同志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意志动摇了。个别地方组织发生涣散解体、部队也开始出现逃兵现象，分散休养的伤员有的不肯归队，甚至一些过去作战很勇敢的战士也开了小差……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团队，骨干基础坚实，情况还比较好，但况玉纯政委仍然加强了组织措施。他把连指导员改为连政委，各连增设政治副连长和支部书记，排里设政治战士（排指导员），在休养的伤员中也设立了临时党支部，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当时部队的口号是“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刘大爷也在咬紧牙关养伤，争取早日归队。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小于庄的一个破房子里睡觉，“基本户”房东大爷和交通员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有人要来抓他了。原来，村里有户人家的儿子，外号叫“文明先生”的，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么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结果，立刻就去报告了“维持会”，连他家里人也拦不住。魏二民听说了这事，马上赶过来把刘大爷转移走。
出了村走不到二里地，迎面来了一小队伪军，魏二民赶紧背着刘大爷离开公路下道沟。奇怪的是，那些伪军离他们也不过五六十米远，大白天，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刘大爷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是自治军”。
自治军就是所谓“东亚同盟自治军”，他们是伪军中成分比较复杂的一路……
——（开始跑题）——
现在我们很多人以为伪军就是“皇协军”，其实这不大准确。抗战初期，真正的“皇协军”是鬼子带来的，其成员有朝鲜人和东北（满洲）人，后来也大量招收“华籍士兵”（好象不能这么说，应该叫“被占领区籍士兵”？），这些人穿日式军服，训练得比较正规、装备好，战斗力也强一些。“皇协军”中有日军顾问、由日军提供补给、归日军指挥，是真格的二鬼子。当然，伪满洲军、伪蒙军也属于这一类，只是他们没到中原来。
下一档次的是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之流，他们穿国民党军服，名称是啥方面军、集团军的，老百姓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好，当面叫“国军”（老蒋的国军叫“中央军”），有时为抬举他们，就乱喊成“皇协军”了。再就是齐燮元的部队，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叫做“治安军”，穿黑狗皮的，电影里赔着鬼子踩地雷的就是他们。这一档次的部队一般是整建制投敌的，所以还保存有一定的战术传统和战斗力。属于伪正规军。
再下来就是“华北自治会”的五花八门的队伍，什么兴亚同盟军、同盟救国军、山西“剿共”军、东亚皇协军、和平建国军之类，而在冀南豫西这一带厮混的就是“东亚同盟自治军”了。这路人马的基础是原来的“自卫队”、“护乡团”以及会道门组织，几个领头的倒还是带兵出身，可部下就是干什么的都有了，属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那一拨。他们穿的军服也是不一定，这个大队和那个大队的不一样，比较统一的是胸口上都别着个又圆又大的铜牌牌。
自治军虽然战斗力不咋的，可是在本乡本土的，闹起来还真不好对付。出于对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考虑，八路军对他们既打又拉，并积极向他们开展“白脸红心”的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宋任穷政委的夫人坐月子，就是住在“自治军”长官（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的家里；刘志坚主任被自己的部队抢回来后，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也是在“自治军”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有意思的是，后来，“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被鬼子撤了职，八路军就去动员他再度出山，拉旧部起义，再后来，王军长真的搞过来一个团，八路军就委任他当 “冀鲁豫抗日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再再后来，抗战胜利了，前王军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去拉国民党起义……
——（好了，跑蹄结束，拉马回来）——
自治军进村转了几圈就走了，为防着再有人告密，魏二民把刘大爷背到野外乱坟堆，找了个空坟让他钻进去，晚上，他又送了席子、铺盖来，刘大爷就在坟头底下住了好些天。那里面确实挺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人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刘大爷说，人躲在里面还真是很安全。几天以后，魏二民过来说，八路军手枪队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村口毙了。刘大爷听了很高兴，但他想了想决定还是藏在坟头里，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七月初，有情报说鬼子要来枣强县搞“清乡大扫荡”了，交通站于是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到别的县。刘大爷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养伤，实在不如打仗痛快。交通员考虑了一会同意了。
夜里，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经过秘密集中，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等上了路，刘大爷才感到这两个多月形势环境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碉堡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每次过封锁线，交通员都要先去找到更夫和村干部，由群众帮助填路沟，等八路军走出一段路，打更的就敲锣报警，碉堡里的人接着噼啪乱打一阵枪，然后万事大吉。
就这样，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三天时间穿过了九道封锁线，最后一晚上到了卫河边上，夏天，水很大，可是所有的船只都被鬼子拖走了。刘大爷腿上的伤还没全好，不能游泳，住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刘大爷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他，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历经跋涉，终于回到了部队，团首长高兴，战友们也很高兴。团里减员严重（甚至第一次出现了马比人多的情况），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件让人欣喜的事。
据刘大爷回忆，1940年，是冀南根据地最风光的一年，那时侯，咱们先打石友三，再打百团大战，不仅使伪军怕得要命，就连日本鬼子也知道八路军是能打硬仗的队伍，轻易不敢出来惹我们。骑兵团更是在大平原跃马驰骋，处处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到41年就差了一些。不过，虽然鬼子把城镇都占了，还经常来围剿、扫荡，但基本上也都没捞到什么好处。鬼子来了八路就反扫荡，等战斗一结束，军队和老百姓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当时，如果把冀南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日伪控制的城镇附近（敌占区）占到两份、八路军后方（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六份是游击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