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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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决定，每个教派的创始人都应该到人间找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他们立即行动，四处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孔子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并没有离座欢迎这位圣人，而是请孔子坐下，谈起古代的教义，以及这些教义当今如何被蔑视，如何被执行的情况。老人在言谈之中表现出极其熟悉古代的信条，并具有深刻的判断。这使孔子极其高兴，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孔子准备走了。但孔子起身要走的时候，老人却没有起身相送。孔子找到一无所获的老子和如来佛，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建议他们去拜访这位坐着的哲人，看看他对他们两人的教义是否一样精通。老子极为兴奋地看到，这位老人对道教的熟悉几乎不亚于老子本人，其口才与热情也堪称典范。与孔子一样，老子也发现尽管这位老人态度上极其尊敬，却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轮到如来佛，他也碰到了同样惊奇而可喜的成功。老人还是没有起身，但他对佛教内在含义的洞察，却是多年未见的。
这三位宗教的创始人相聚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这位极其难得而又令人赞赏的老者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他不仅可以分别介绍“三教”，而且可以证明“三教合一”。为此，他们三个一起又来到老人面前。他们解释了上次拜访他的目的，老者的智慧又是如何激起他们崇高的愿望，并说希望他来振兴这三个宗教，使之最终付诸实践。这位老者仍然坐在那里，恭敬而又专心地聆听，然后回答说：“尊敬的圣人们，你们的善行比天高、比海深，你们的计划既深刻，而又充满智慧，令人敬佩。但你们不幸选错了去完成这项伟大改革的代理人。我的确仔细研读过《道德经》和其他经籍，并且也的确多少有点明白它们是崇高的、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你们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注意到：我上身是人，下身却是石头。我擅长于从各种不同观点来讨论人的各种责任，但因为我自身的不幸，就永远无法把其中任何一点付诸实践。”孔子、老子和如来佛深深地叹息了一下，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作努力，去找向人展示这三个宗教的教义的凡人了。
常有人把如今中国的状况比之于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帝国。毫无疑问，中国如今的道德状态，远远高于那时候的古罗马帝国，但在中国，正如在古罗马，宗教信仰几近崩溃。我们可以像吉本＇注＇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说中国：对普通人而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是一样具有欺骗性；而对政治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可以利用。中国皇帝与古罗马皇帝一样，可以说“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和神”！儒学正是这样，混合着多神论和泛神论，把这个帝国带到目前这种状况。
我们已经认真地说过，有一样东西要比纯粹的无神论更坏，那就是漠不关心无神论的对与不对。在中国，多神论与无神论是骰子上相对的两个侧面，不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两者都对，根本没感到有什么矛盾。
中国人本性上就对最为深奥的精神原理绝对冷漠，这是中国人心灵中最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灵，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需要
儒学经典是一张航海图，中国的许多统治者正是靠它来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这是人类绘制的最好的航海图。在已故的卫三畏博士、理雅各博士等人说来，儒学经典的作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如有神助。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中国人是如何成功地驾驶了自己的航船，驶进了什么海域，此时此刻又在朝哪个方向航行——既然中国如今与这么多西方国家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上述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标准，每一项都极富含义；如果验证中包含所有这些标准，那么，对这个社会真正特点的检验，便是准确无误的。它们其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在讨论引起我们注意的中国人的各种素质时，上述各项都已有所附带说明，尽管不全面，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各项标准的不同比例。中国人素质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许多问题只能略去不谈。选出来谈的各种素质，只不过是些可以连成线的点，而线可用来勾画整个轮廓。还应该增加很多别的素质，这样才能完整地再现出中国人。
我们在例证中国人的各种素质时就曾引用过许多很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他们如同一副骨架上的骨头，只有这些骨头放到了它们该呆的地方，才能看得出整个框架结构。这些骨头不可忽视，除非或可证明它们根本不是骨头，而只是巴黎的石膏模拟像。确实可以反对说，每根零散的骨头都放错了地方，还有会极大影响总体结果的大骨头也没放对。这是一个完全公正的批评，我们不仅同意，还要特地这样说明：不可能从选出的素质去得出对中国人的完整理解，这就好比仅通过对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还不足以正确了解人的轮廓一样。但我们必须同时提醒读者，我们的判断不是匆忙得出的，我们观察到的大量事例远远超过我们所引用的。而且，我们在许多事例中所持的非常肯定的观点，也是被许多事实充分证实了的。经历过中国北方风沙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耳朵、鼻孔。头发和衣服上全是尘土，风沙遮天蔽日，时常不得不用灯，有时中午也要点灯。人们也许会在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出错，但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描述却很对。不过，观察自然现象与道德现象截然不同：自然现象本身会迫使每个人注意，而道德现象只有那些具有良好机遇并且敏于观察的人，才会注意到。
事实上，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个人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却忽视另一面，他的判断就一定会出错，并且还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把两个显然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已属不易，却常常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中国，把问题的一面完全看清，就已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两个面了。
我们已经谈过儒学高尚的道德属性。我们愿意相信，儒学造就了一批道德高尚的人。那是人们对如此美好的道德体系所应有的期望。但它是否造就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呢？从下面三个问题中就可从中发现人的真实素质：其一，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其二，他与他同伴的关系如何？其三，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可以对他的性格进行准确定位。阅读到此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些测试题的答案。如今的中国人对己对人都无真诚可言，对他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们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忍耐。务实和乐天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杰出。他们真正缺少的是品格和良心。有些中国官员禁不起贿赂，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国人能顶住压力，不举荐自己不称职的亲戚去任职呢？请想象一下这种压力的“内部结果”，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害怕，对此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下实践理论上的道德，中国人是作何想法的呢？看到依附关系和裙带关系在中国行政、军事和商业中发挥的作用，还会奇怪中国的看门人和警察不忠于职守吗？
想要了解中国人真实的道德状况，的确可以通过中国人的帮助去了解，尽管中国人时时准备掩盖自己的和朋友们的缺点，却会十分坦率地承认民族性格的弱点。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令我们想起卡莱尔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一书中的一段对话，很显然，他十分欣赏这段对话。这位君王手下有个督学，很受宠信。胖特烈大帝总爱跟他谈话。“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怎么样啊？”这位君王有一天问他，“你的教育事业怎么样啊？”“当然，还不坏，陛下，近年好多了。”苏尔泽先生回答说。“近年，为什么这样说？”“陛下，过去总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校规就很严格；但如今我们意识到人生来是善的，而不是恶的，便在学校采用了较为宽容的手法。”“人性善！”腓特烈大帝摇了摇他那苍老的头颅，苦笑着说，“唉，亲爱的苏尔泽，我看你是不了解这些该死的人类。”＇注＇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景色迷人的地方，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点，总会发现破旧与可憎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致，尽管人们说照片是“公正而又无情”，但中国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取景框之中。＇注＇
除了中国，世上没有哪个国家举目都是象征幸福的“福”字。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的确全在表面。我们相信这是个公正的批评，就像有人认为在亚洲没有真正幸福的家庭一样。
在思索中国社会理论以及如何将理论变为事实时，我们时常想起跨越河流的主干公路边的石碑。树立这些石碑的目的，是为了把修建桥梁的人们的名字保存在“永恒的记忆”之中。但相隔不远就有六块破损程度不同的石碑。我们对历朝历代的这些纪念物极感兴趣，便问起为之立碑的桥梁。“哦，那个，”我们被告知，“多少代人之前就没了——谁也不知道啥时候！”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旅行，有一股逆风阻止了前行。我们便上岸漫游，发现农民正在忙于种田。那是五月份，乡间景色极美。任何一个旅行者都会赞美说，是精耕细作和不知疲倦的勤劳把广阔天地变得像花园一样。但与这些农民稍作交谈，就知道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严冬。去年，洪涝和干旱毁了全部庄稼，当地所有村庄里的人都快饿死了——不仅如此，他们现在就在挨饿。知县拨下来一点救济，但不够，零零星星，却还被无耻地盘剥了不少，穷人对此一筹莫展，这种情况还是一如既往。而这些情况，表面上看不出来。那一年，别的地方年景很好，粮食丰收，人们安居乐业。《京报》和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也没有报道这些事实。但是，忽视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事实。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在挨饿，别人知道不知道都一样。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无法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事前预先推论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回事；仔细考察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则又是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也同样可见于“徒有虚名的基督教国家”。也许读者会感到失望，没有发现我们对这个事实作更为明确的阐发，也没有系统的比较。我们也曾这样想过，但不得不放弃了。笔者除了自己国家之外，对其他西方国家的了解极其有限，不足以担此重任。让每一个读者自己边读边比较，让他们尽量不受“爱国主义偏见”的影响，永远都不要把中国人看死。若作了这样一种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假定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面对着遥远过去的黑夜。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事实，请读者深思：这是如何造成的呢？
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所需甚少。只需要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谁又曾在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在一位几年前去世的英国作家传记的结尾处，他妻子这样写道：“外界一定称他为作家、牧师、社会活动家；但只有在家里每日与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爱处，必然是除去面纱的；但用不到那样做，我也可以说如果在人间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爱——纯洁、热烈，长达三十六年——从未把爱从其神圣高度降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姿势或者一个自私的举动，无论处于生病还是健康，无论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如果这份爱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没有永远过去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今生和来世都享受这份爱的女子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注＇是一位‘最真实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这种美好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记载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人生，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不为人们所知。每位读者肯定至少知道一个一心为别人利益的例子，有的读者则有幸亲历更多。如何解释这些人生，这些人是受到什么鼓舞的呢？我们不愿胡乱猜疑，但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把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力量，能够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样的人物，那一定是一个比任何或所有道家寓言故事中的记载还要非凡的奇迹。没有一种人类制度可以逃脱规律，其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注＇儒学的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再不会有新的成果了。他们已经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国提供的一切之后，最友好的批评家也只能无可奈何而又不无悲哀地下这样一个结论：“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三种互相对立的理论。其一，没有必要改革。无疑，这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尽管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某些外国人，远距离看中国与中国人而产生幻觉，他们也这样认为。其二，改革不可能。这是不少极其了解中国的人所下的悲观结论，他们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针对庞大的中国的彻底改革，其毫无希望，如同要用电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们看来，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一样毫无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上述所述未能说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里也再说无益了。其三，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来改革，井且毫不奇怪。人们对这一点持有好几种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协调的回答。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彻底脱胎换骨吗？那些能够觉悟到这是改革的必须之举的政治家，肯定会接受这种彻底的变革。最近《京报》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这样设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富有才干的人去巡察了，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注＇中的训示，显然是希望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感化人们。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办法（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没什么结果，却是改善当时道德的常用处方。一旦无法奏效，总是只有再来一次。长期的实践表明它必定失败，事情只会发生表面上的变化，而结果却无一例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