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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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刻画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还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之为“柔顺”，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会不失风度地接受责备，这一点极好地说明中国人的“柔顺”天赋。这种天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是一门久已失传的艺术，或者确切地说，这种艺术从未发掘过。但是，中国人在你向他指出缺点时，会十分耐心、认真乃至真诚，还高兴地赞同补充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还会感谢你友善地对待他这个卑贱的人，并允诺，你所特别指出的那些缺点，会立刻、彻底、永远地改掉。这些好听的允诺，你十分熟悉，可它们会变成“镜花水月”。但是，尽管这些允诺在本质上是空虚的，却不可能不使你暂时息怒，如果注意一下，这就是他们的允诺所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较了。竹子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内又空洞。东风一吹，它倒向西；西风一吹，它倒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只有竹子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但一松手，它就缩了回去。单凭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许多人头上都有一种头发，有固定的长法，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一般无法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无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还有多少头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可以看做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肯定还是老样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第十章 心智混乱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那些受过不完善教育的人，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赏汉语的结构。这种欣赏在律师看来，是“事前从犯”，但中国人的欣赏已经到了最为显著的“心智混乱”的地步，他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愧疚。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很会猜测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过于稀松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着玻璃富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证明自己至少还跟着这种一闪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题，好比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中用斧头“闯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没有起作用。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纳的丝线＇注＇，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惊讶，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命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你的心智正常运作了。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他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雨时已经有点走样，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智力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折断了。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一种怪异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这样简单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词，来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殴斗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他了。”
“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你贸然地问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这样回答。同样的心智混乱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时常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常常惹恼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总是想把佐料差不多用个精光，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多的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呢？”“我没有要。”这就是他启己感到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个人结一笔帐，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事，这时，他才淡淡地说：“我还有一笔帐没结呢。”“但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这两笔帐是两回事。”同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
我们看来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误疾病的治疗，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来得便宜。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省时间，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花上这点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却是一只眼睛烂了角膜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其大其深已如一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注＇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中国的教育，肯定不是让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酉方人普遍相信有些传教士确实能证实：即使经文上有天花，自己在布道时也不会染上。在中国同样的现象却十分怪异。中国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狗也不是在追狼，它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与这种相互躲闪的追逐相似，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如此。他常常能闻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万分疲惫，却没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跨入这个话题。
中国这个地方差别太大：有钱的人与穷困的人，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与完全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数以百万的人贫困而又无知，如此的命运使眼界狭窄，心智也就必然会混乱。他们的处境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他们来说，天空也只是黑暗中的一小片光亮。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家走远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没有一点概念。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好奇心，他们许多人看来却都埋人心底或者枯萎殆尽了。许多中国人知道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想干什么？他们知道勉力维生，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还是没有。由于这件事情与粮食价格无关，他们也就没有看出什么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弥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唯其如此，“神的启示才会给他们智慧。”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现代文明有个十分意味深长的侧面，体现在“神经质”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之上。这个词的原意是“具有神经的，坚韧的，强壮的，刚健有力的”。这个词有一个引申义，也是我们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神经衰弱或有病，受制于或受苦于神经过于激动，容易激动，软弱”。这些各式各样的复杂词语，表述各种神经疾病，如今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神经疾病也要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普遍。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却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各种器官之中最为突出的部分。总之，我们是用这个词来指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术语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读者。至少就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与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样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他们的神经状况当然是不同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有活力，而又匆忙。我们没有闲暇吃东西，神经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其结果已众所周知。
我们时代里做事的人有一种急切焦躁的神情（至少在西方做事的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时在等待一封电报——他们常常如此——电报的内容会全然改变他们的命运。我们心灵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坐卧不宁，烦躁不安。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也拿着铅笔，似乎此时此刻不马上写下来，就永远来不及了。我们摩拳擦掌，似乎在准备去完成什么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严峻使命。我们的手指忙个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