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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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赋税
第一节 我国赋税的起源
一、赋税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生息的人类祖先，为我们谱写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的原始社会，大约是从几十万年以前开始的。由于渔猎经济的进步，因而促成了氏族公社的最后形成。而氏族制度的形成和逐步完善化，又大在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的建立。相传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代之，使民宜之。”由于部落首领领导氏族成员，利用天时地利，从事农业生产，使农业得到了发展，中国成了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产生并发展起来，在继续狩猎和捕鱼的同时，除了养狗之外，开始普遍养猪。家畜饲养成了农业的一个重要补充。
随着农业、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又向原始手工业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原始手工业，如制陶业、纺织业、缝纫以及房屋建筑业等也开始出现。只是这时的手工业多在农事和其他生产的间隙中进行，它们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而是同早期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生产的产品也主要是为了满足本部落居民的需要。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普遍加强，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男女所处地位的变化，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这时，生产水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畜牧业和手工业先后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大分工又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粮食较前丰盛了，还有不少粮食用作储备，手工工艺的进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奴隶制，已开始在原始社会的内部萌芽、生根和发育起来。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私人占有财富的增多，又是促使原始社会迅速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催化剂。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部落内部的财产占有，开始有了差别，出现了阶级分化。在国家出现以前，为保证氏族首领和氏族集团的公共需要，需向公社成员提取一部分产品充当公积金。这种征收，还不完全具备税收的性质。只有当国家出现以后，为了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才产生了税收。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公社完全没有的。”
二、中国早期的赋税——贡献
赋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历史阶段，通常是指：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了剩余生产物和贫富的差异，进而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国家。为了保证国家行使职能，就需要向人民征收捐税。所以，生产力发展，是税收产生的基础；而国家的出现，是赋税产生的前提。据史籍记载，夏王朝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国家，它用贡赋形式向臣民进行征收，征收的原则：“禹别九州，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分田定税，十一而赋。”就是说，禹根据各地离京畿的远近，土质的肥瘠、高下，评定土地等级，征收收获量十分之一的税。据《史记·夏本纪》载，早期的贡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农产品的征收，“相地宜所有以贡”。二是各地方臣属向中央贡献的土特产品，如兖州（今河南荥阳和山东西部）贡漆丝，青州（今山东东部、北部贡盐 海物等等。可见，夏代的贡献，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赋税形态。
三、中国早期赋税的特点
相传夏禹废禅让，传位于子，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专制君主的产生，国家机构也就得到了加强。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保证法令的通行，夏王朝还在加强军队建设，修造监狱，制定严厉的刑法的同时，也加强了赋税的征收管理。
据史料分析，在夏代的贡赋，已具有如下一些赋税的一般特点：
第一，强制性。它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按规定强制征收的。
第二，无偿性。贡、赋征收上来后，一般用于满足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需要，不存在返还性。
但是，由于夏王朝刚刚脱离原始社会，还带有它脱胎而来的那个社会的许多残余。其内部原属不同部落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表现在赋税征收上也有差异。这说明夏王朝的赋税，还是处于不成熟的幼年阶段。此外，各部落所贡方物不能定时、定量、定律，且路有远近，物有轻重，这也是早期赋税的一个特点。
四、奴隶社会国家税收的作用
税收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它的产生，对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着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这句话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奴隶社会，国家税收就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国家政权的巩固。一个国家的存在，不能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作为国家来说，它既具有实现阶段统治的职能，又有干预（组织）经济的职能。前一项职能又包括对外要抗御侵略，保卫国土和主权的完整；对内，要镇压国内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社会的安定，这就需要 建立军队，设置官吏，兴建监狱，构筑城池，制造武器等，这些，都是巩固国家政权所必需的，也就需要国家财政从财力和物资上给予保证。
第二，维护宗法统治。为了维护王权，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天子必须授地于诸侯，同样，诸侯要授地于卿大夫，卿大夫分地于士；而卿大夫对诸侯、诸侯对天子，又有服从调拔、贡献财物的义务，这表明，赋税是巩固奴隶主宗法统治的重要工具。
第三，促进奴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为维护奴隶主统治的需要，奴隶主国家必须把通过赋税征收上来的财物的一部分，有目的地用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灾荒的救济、水利灌溉事业的兴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办等方面。这些方面的开支尽管数量不多，但对生产的恢复和社会安定方面，仍有它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夏商西周三代的赋税
一、夏商西周三代的经济政治情况
据古籍记载，自夏禹至西周灭亡（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到公元前774年），共约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商代以后，形成了地域广阔经济发达的奴隶制国家，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大国之一的历史。商代以后，形成了地域广阔经济发达的奴隶制国家，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大国之一
恩格斯指出：“在田间耕作产生以前，要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五十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说明农业生产同国家的关系。在三代，从土地制度上说，主要是奴隶主占有制。国王直接管理王畿之内的土地，王畿之外的土地，则按等级分给诸侯，诸侯再把受封的土地，分赐给大夫，大夫 分给自己的臣属。被分占的土地，虽然贵族之间可以彼此交换，但因国家规定“田里不鬻”，所以，在三代时土地买卖的现象是没有出现的。
农业收入是奴隶主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三代国王对此都十分重视。夏禹对农业确实是作出了贡献；首先，区画九州，疏浚河流，消除水患；在此基础上，平整土地，开挖沟渠灌溉系统；在耕作时，顺应节令变化，适时播种与收割。史书上说“行夏之时”，就是说，夏以后的农民，学夏的办法，四时八节不误农时。由于有了一套合理的耕作技术，所以，粮食产量比以前多了。传说禹臣仪锹造旨酒”，说明这时有了足够多的粮食。不过应该承认，由于这时使用的仍然是木石农具，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到商代，生产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甲骨文有 、 等字形，说明井田制在商代已经巩固下来。当时，开始有简单的协作，“王大令众人 思”，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多了，这时开始建立仓库储存。甲骨文里的“ 字，同廪，就是仓库。在这时，农村普遍栽种了桑麻，家里还喂养牛、马、猪、羊、鸡、犬等畜禽。到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开始有金属的钱、 出现，耕作方法有了改进，通常利用耦耕，《诗经》记载“十千维耦”，“千耦其耘”，是说当时有成千上万人在一起从事农业劳动。这种宏大的劳动场面，说明了当时农业的盛况。
农业的进步，促进了手工业和交换的发展。大约夏代已由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得到重大的发展，从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制作精美。司母戊方鼎重达八百七十五斤，可见当时的冶铸技术已具相当高的水平。出土的铜器，除礼器外，还有供贵族使用的容器、兵器、乐器和车马饰物。青铜还被用作刀、斧、锛等工具。此外，相传夏敏感仲造车，即已有木工。商代，漆器和丝织业也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西周时，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已出现了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虽然属于自给自足性质，但为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开创了新路。
商业萌芽于商代。西周初年，朝歌（今河南淇县）即有商代遗民用牛车载货经商的事。这属于近地交换，交换的大多为生活实用之物。不仅如此，商代商人还从远达千里或数千里之遥，运来奴隶主贵族所需之物。从商代遗址中，常出土海贝等物，海贝大量生长在印度洋和南海岛屿附近，我国大陆不产此物，可见商人涉足之远。出土文物还可证明，西周已用贝作交换手段——货币，从殷墟文字“贝十朋”可资为证。当然，商周之附，商贾同百工一样，多隶属于贵族，即“工商食官。”尽管如此，还是证明了，在商、周时期，已有了脱离农业的专业工匠和商人。
据出土文物和铜器铭文王锡金百 ”，“贝十朋”等记载中可看出，这时海贝、铜贝等已充当一般等价物。货币是顺应生产发展，剩余生产物的增加，交换的扩大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随着奴隶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制国家政权机构、法制、制度也逐渐在完善。组织政权的目的，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权益，巩固其统治。传说禹曾设官分职，制定出最早的刑法。商代的“八政”，“西周的“三事”、“六官”之设，五刑之罚，土地之分封，井田之制，赋役之征。所有设官分职、兵戎钱谷之事，都属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这一切说明，奴隶制国家在巩固自己对奴隶统治的同时，各种职能机构，也日益扩充和完善。
二、三代赋税制度
（一）田制和田赋
1田制
在三代，土地属奴隶主占有。相传在禹治水之时，即观察土地，识别土质，把田地按高低、肥瘠情况分为九等，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在夏王朝，国家把土地按远近分给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再按级下分，最后将土地分给平民和奴隶耕种。据《孟子》所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即每户（夫）给五十亩一块的土地。从商到周，则实行井田制。关于井田制，据《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即把大约九百亩的一块地分为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公田由八家共耕，公田里的收药物归奴隶主。总之，在三代，土地是按等级分配；对平民实行劳力课征。
2田赋
（1）夏代的贡、赋
上面说到，夏禹在治理水患时，也考察了各地的地形和土质，将全国各地的田土，按高下、肥瘠分为九等，又根据使用的情况规定了赋税等级。其征收比率，据说是十一而税”。
夏代的田赋征收有两种：一种是按田土的农产品产量征收定额的田赋；一种是根据各地的特产，强行规定贡纳土特产品。据史籍记载，夏代把全国分为五个区域，在王城之外，每五百里为一区，根据各区距离王城的远近和运输负担，确定缴纳物品的精、粗。赋税的比率，一般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因年成有好坏，夏代的做法是将相邻几年的收获，求出一个平均数，以其平均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作为贡赋定额，不分凶年、丰年，都要缴纳规定数量的粮食。所以，夏朝的税赋，实际上是一种农业定额税。
除赋税之外，还有土贡，即各地诸侯、臣属向夏国王贡纳的土产、珍宝。如扬州贡金二品、瑶、琨（美玉）、竹箭、齿、革、羽、旄、桔、柚；徐州贡五色土、孤桐、浮磬、 珠及鱼等。这里面又常贡和临时贡纳，后者一般是那些难得的物品或新鲜果品。
（2）商代的田赋制度——助
助法是建立在井田制度基础上的一种田赋制度。在商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度，《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据朱熹解释：以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分为九块，每块七十亩，中为公田，八家共耕；外为私田，八家各授一区。纳税的形式，是使八家之力助耕公田，以公田所获交公。私田不再纳税。这种田赋的性质，《孟子》说：“助者借也。”实是一种借民力助耕的劳役地租。这种以租代税的形式实际上是对活劳动的直接征发。
助法的税率，《孟子》说是十一税率，朱熹推算是九一税率。因为每家负担的是八分之一，即百分之十二点五，比十一税要高。
（3）西周的田赋制度——彻
《孟子》说：“周人百亩而彻”。是指周代田赋征收实行彻法，即把九百亩大小一块田，分为九个百亩一块的田，每夫授田一块。每年终了，按百亩的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税率大概为十分之一。
彻法同助法一样，也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但彻法的征收同助法有所不同。首先，授地亩数不同；其次，夏代是定额税，周代则采取比例税形式；最后，它能多收多得，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可见，彻法比贡法要进步得多。
对西周田赋的性质，历代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种意见认为“彻”是收取的意思。这种意见为东汉经学家赵岐所主张。他认为夏民耕种五十亩而贡五亩，殷人耕七十亩而助耕七亩，周人耕百亩而征取十亩为赋，税率都是十分之一，所以说，彻是收取的意思。这种意见虽然说明了“贡、助、彻”都是国家的征收制度，税率都是十分之一，但是，从这里却看不出贡、助、彻三种税制的区别来。而贡法同助法和彻法是有区别的。
一种意见认为“彻”是“通”的意思。这一意见以宋代哲学家朱熹为代表。朱熹认为：周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即在井田的基础上，耕的时候，通力合作，收的时候，按亩分配，这就是彻。在西周初，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实行小集体合作耕种，是可能的，不过，每家劳力有多少，强、弱、勤、惰也不相同，按亩分配也可能不尽合理。
一种意见是贡、助并行说。这种意见以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代表。他认为，在周代，王畿之内用夏代的贡法，按夫纳税，夫公田；王畿外的土地，即各诸侯国的土地用商代的助法。行贡法地区，按率交纳实物，行助法地区，以公田收入为税。“彻”即不论行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