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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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因战争而遭破坏，在世宗时，也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后，解放了大批奴隶，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这时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及印刷、火器制造、造船等，都较辽发达。随着同宋、西夏及北方各族经济交往的加强，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大兴府、开封府、咸平府、辽阳府、相州等地，都成为较大的商业都会。密州胶西县城为海上贸易重镇。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制度也有新的变化。金代铜钱、交钞的发行量逐步增加，银开始作为货币使用。金末，纸币发行紊乱，造成纸币贬值，“万贯惟易一饼”。
金国的赋税反映了金朝急速变化着的经济与政治形势，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女真人地区按占有奴隶、牲畜的多少征收牛具税，而不是按占有土地的多少征收田赋。这一特点反映了金国游牧民族奴隶制的统治方式。世宗以后，虽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但这种剥削方式仍然保留下来。至于燕云地区及淮河以北地区，仍实行原来的赋税制度。
第二节 宋代的田赋和徭役
宋朝的田赋和徭役，多因袭唐末五代旧制。宋朝的田赋实行两税法，但与唐杨炎所倡行的两税法已有很大区别；宋朝的徭役也与唐人庸迥然不同。
一、田制与土地册籍
（一）田制
宋朝耕地主要有两大类，即民田与官田。民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自耕农占有的土地甚少，且受赋税官役和私债的剥夺而日趋破产。官田包括屯田、营田、职田、学田、仓田、公田等等。屯田系军种军食之田，营田系民种军食之田，职田系作使俸补充之田，学田系供办学经费之田，仓田系供仓储振恤之田，公田系由中央官吏或地方官吏所管之田，如官庄。据《文献通考》载，元丰中，天下田总共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其中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零九十五顷。官田占总田额的百分之一强。宋朝田额统计并不准确，这里的数字，只不过是个参考数。
宋朝民田纳税，官田征租。民田兼并之风日盛，土地日趋集中，而且地主豪强常隐匿土地，逃避赋役，所以终宋之世纳税之田较民田总额相去甚远。据《宋史》记载，课税田占田额的十分之三，而赋税所不加者十分之七。这个数字虽不准确，但却透明宋代逃避赋役的现象严重，而且免税面过大。
（二）户籍管理
宋朝的户籍包括主户、客户两大类，主户中包括官户、形势户及普通有田而纳赋供役之税户。官户系指有品级的文武官员，形势户系指豪族势家。官户与形势户有大量土地，但有免赋、免役特权，他们别立户籍，不与民同。税户系指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客户即不占有土地的佃户，亦称佃客。主户又按资产高下分为五等或九等，以等定役。
宋朝建国之初即有户籍管理制度。州县有版籍，载户口、人丁及财产等数，由官府存留，景
元年，曾令州县造丁户籍，元丰元年重申造村坊廓丁户等等簿籍，户有户贴、户抄，各户储存，户口变动，依式申报。这些簿籍是征收赋税的依据，所以官府较为重视；但百姓为逃避赋役，往往藏匿人口，或生子不报，富民尤甚，所以版籍、户帖之类，等于虚设，终宋之世也未有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
（三）地籍整理
宋初地籍管理不善，豪强得以兼并土地，匿藏丁口，逃避赋税，以致赋役不均，赋入减损。据《宋史》载：“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为了改善赋役不均的状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宋太宗以后，清隐田，括田土，进行地籍整理。整理地籍的主要方法有如下几种：
1方田均税法
此法始行于仁宗景 中（公元1034—1038年）。当时，洛州肥乡县“赋役不平，岁久莫治”，百姓不堪重赋，纷纷逃亡，于是朝廷派郭 前往治理。郭 到任后，创行千步方田法，丈量土地，清括隐田，去掉无地而有租者四百余家，框正无租而有地者百余家，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还，公私获利。后来欧阳修奏于朝廷，并先后试行于蔡州和陕西、河北，但遭到富户豪强的反对而被迫中止。神宗时，患田赋不均，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重修订方田法，自京东开始推行。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产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凡田方之角，立土为 ，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实行均税之法。在推行方田均税法的过程中，官吏舞弊，丈量不确等弊端在所难免，但还是有成绩的。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共量土地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占当时耕地面积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的百分之五十四。这对限制官豪兼并土地 ，偷漏赋税，有一定作用，也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但是，这项措施触犯了地主豪富的利益，所以方田法实行之初就遭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挠，因而时行时止，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停罢。
2手实法
手实，亦作“首实”，“自占”。其制源于唐元镇之“自通顷亩”。仁宗时，周湛领江南西路转运使，因册籍丢失、混乱，百姓诉讼无所凭，于是令民自报，此即手实之前身，后来苏颂也曾在江宁许民自古，至吕惠卿时，又有所发展，陈报内容不仅包括土地，还遍及鸡豚，实际扩大为财产陈报。这种方法扰民而不易行。但就令民自实这一点而言，尚有可取之处。南宋理宗时又有人倡议行手实法，因宰相谢方叔阻挠而罢。
3经界法
经界法行于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为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所倡行。当时正值兵火之后，文籍散失，户口租税无可依凭，豪民猾吏趁机狼狈为奸，兼并土地，隐匿赋税，或以有为无，或以强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贫苦百姓日益困穷。鉴于这种情况，李椿年上言，推行经界之法，获准实行。其法大略是：凡有田之家，皆自画图标出田之形状、地色、四至，造成砧基簿（土地清册），田主在上划押，由邻居作保，按图核实清丈。如有隐匿，许人陈告给赏。然后以此为准，正其经界，按田征税，使产有常籍，田有定税。经界法将丈量土地与自己陈报融为一体，同时并行，互相补充，是当时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但由于许人陈告给赏，也一度造成混乱。此外，南宋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曾行经界推排法，初行于平江、绍兴及湖南路，后推广到各路。其制：“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造任财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这种方法是经界法的继续和发展。
（四）赋税征收册籍
宋朝田赋征收册籍已渐完备。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颁行两税版籍和税籍样式于天下，令按要求填制。两税版籍是加盖印迹之后长久保存了征税清册，内载人口、土地、财产等项内容；税籍是依据两税版籍所造当年赋税征收清册，由通判主管，记载户数、夏税、秋苗等项内容，送州核定，用州印。税籍有夏税籍，正月登造；有秋税籍，四月一日登造。夏秋税籍必须在四十五天内登造完毕。
此外尚有空行簿一年一造，以备年中催课，闰年另置实行簿登记流移逃亡，增加减少之户，以备考查。又有按土地形状依次排列绘制成图的鱼鳞册，还有户产簿、丁口簿等等。这些册籍是宋朝征收田赋的依据。
二、田赋制度及税额
（一）田赋税目与税额
宋朝的田赋税目共分五类，1公田之赋，即对官庄、屯田、营田、学田等田所征之租；2民田之赋，即对私田所征之税；3城廓之赋，即对都市居民所课之宅税、地税；4杂变之赋，即对各地所征土特产品，属额外苛征；5丁口之赋，即对南方丁男所征之丁口税（宋以二十岁成丁纳税，六十岁为老免税）。
田赋的征收，一般以田亩为标准，田亩通常按土质、色泽分为若干等，按等定率，夏秋两次交纳。夏税以钱计，秋税以米计，故夏税秋税，又称夏税秋米或夏税秋苗。宋初曾均定田租，只作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重新修订方田法，规定按陂原平泽，赤淤黑垆及肥瘠程度分五等定税则，后又以土质差别太大，规定不拘五等，以至达到数百种，税额不可考。
（二）支移、折变
宋朝田赋的输纳，实行“支移”、“折变”之法。“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
支移之法始于唐，宋朝为节省官府运粮之费，亦令民户自备运输工具和一切费用，将田赋运到指定仓库。运输距离，依民户户等高低而定：户籍在第一、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支移二百里；五等者，支移一百里。不愿支移者可纳钱，称“道里脚价”，亦分三等。支移不得超过三百里。纳钱还是输粮听凭纳税户决定，但地方官吏往往责令百姓输钱，以借支移之名盘剥细民。百姓为免去输粮之繁和道里脚价钱的重负，多在输纳之地收籴输纳。有些地方输粮可就近仓，但也要带纳支移脚钱，如南宋广德、建平等县每石带纳脚费三斗七升。于是，支移脚价即成为田赋的正税。
宋代夏税虽以钱计，但征收时，往往转折实物缴纳，称为“折变”。折变名目繁多，或以钱折绵，或以钱折麦，或折绢之后再折麦，反复折纳，百姓不胜其扰。例如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宣和时，绢一匹折草百五十围，草一围估直一百五十钱，于是征钱三百，输纳则达到二万余钱，又有以绢折钱，以钱折麦者，绢较之钱，钱倍于绢，以钱麦较之，麦倍于钱。如此辗转增加，百姓负担不断加重。此后虽有合并折变项目的舆论，终未实行。
（三）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
宋朝田赋除正税以外，还有附加。主要有如下几项：
1头子钱
头子钱初行于川陕，后推行于河北、淮浙、江湖、广福诸路。头子钱本来是一种手续费，供征税官吏支用，也用于弥补仓耗，后来变为随田赋征收的额外征课。头子钱各地税率不一，而且不断提高。开宝六年令川陕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杵草一束，各一文。至徽宗政和时，每贯增为二十三文，南宋高宗时，增为四十三文，孝宗乾道元年，又加十文。
宋朝不仅在田赋征收时，加头子钱，而且凡与政府发生的收支行为，均征头子钱。
2义仓税
义仓原来令上等民户集资储米粮，以备灾荒。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令上三等民户岁输米二斗者纳一升，以储义仓，备水旱。后时兴时废。绍圣时（公元1094—1097年），改为输郡仓，转充军仓，以资军国之用，遂失去义仓原意，成为一种税课。
3农器税
此税沿袭后唐制度。宋初，令百姓铸造农具时，须随夏税田亩纳农器税，大中祥符三年始罢
此税沿袭后唐制度。宋初，令百姓铸造农具时，须随夏税田亩纳农器税，大中祥符三年始罢
4牛革筋角税
此税始于五代，宋亦附于田亩沿纳，或折钱，或输本色，至南宋不废。
5进际税
宋沿用吴越之制，至南宋不废。
此外，尚有蚕盐钱、曲引钱、纳醋息钱和输粟入仓时所征之带钞发纳钱（入仓手续费）、刚脚暗脚钱（运费）、市例钱（也属于手续费之类）等等。这些附加税有遍征于各地者，有征之一郡一县者，时兴时废，不及备述。
预征开始于后唐庄宗（公元923—926年）。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淳 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 十四年者矣。”而且有因官吏更迭，前任已行预征，后任再行预征之事。预征一年，人民的负担加重一倍，预征六年，人民的负担就加重六倍，由此可见人民负担之重。
宋朝田赋不仅有附加、支移、折变诸弊，在具体征收中，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流弊，如多增斛面，使宋朝田赋总额急剧膨胀，林勋曾说：“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这是有一定根据的。
从上可见，宋朝田赋沿袭唐代建中时杨炎所倡行的两税法，但与建中所行两税法，已有很大变化。唐之两税法，以“资产为宗”，宋则以“田产步亩”为宗。唐之两税法包括丁钱与徭役；宋之两税法仅为田赋，两税之外，复有丁钱与徭役，唐之两税钱、米均分夏秋两征，宋之两税则夏税输钱或折绢，秋税输米等等。总之，宋之两税法承五代以后，虽谓两税，但与前不尽一致。
三、宋代徭役
（一）宋初的职役与杂徭
宋代的徭役，主要有两类，即职役与杂徭。征收时，以户等为标准，以等定役。
宋代的职役包括五种：
1衙前：主管官府财物。
2里正、户长、乡书手：主管督课赋税。如所管赋税不足额，则令服此役者赔补。
3耆长、弓手、壮丁：主管逐捕盗贼。
4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主管传送敕令文书。
5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县州杂职、虞侯、掐等役：负责县州杂项事务。
以上五种职役，按规定由前四等户轮流差充，所以又称“差役”。其中衙前役，由资产最多的户等充当，里正由第一等户充当，户长由第二等户充当，余下诸役由三、四等户充当。 宋代诸役中，以衙前役为最苦（衙前役包括义务衙前与职业衙前两种，此处所说衙前，系指由乡户充当的义务衙前），他们负责保管仓库，运输粮草、物资，不仅负担所需费用，如有损失，还需赔补，衙前常因此而破产。为了逃避衙前之役，富户往往买通官府，或以田假售于形势户，诡报佃户，或假作出家为僧，或亲族分居，以避重役，最后差役负担多落到三四等户身上，甚至役及五等以下的贫民。贫民无逃役之法，纷纷弃田逃亡。甚至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免役。
杂徭是临时性差遣，主要从事地方建设项目，如修路、治水、挖渠、筑坝等等，有时也承担修建官府私第、搬运官吏私人物资等。这种徭役，无固定时日，亦无固定名称，如春天征调，叫做调春天；应付紧急任务而征调民力，叫做调急夫。这种杂徭虽然有利于地方建设，但征调无时，应役者常废耕稼；又兼富户诡避，杂役负担全落在贫民身上，致使民贫役重，困苦不堪。
（二）王安石变革役法
宋代徭役扰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重视，曾多次谋求解决之法，景 中（公元1034—1037年），曾行募投法，行之不久即告失败；庆历中（公元1041—1048年）以科役不均而行均差法，其弊如故，仅行十年。至神宗熙宁时，又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