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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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田输租，民田输税。但在元末战争后，户籍及田土册籍多已丧失，或已混乱，不能作为征收租税和徭役的依据。为了改变赋役不均及诡寄田产、逃避徭役的状况，首先进行了田籍与户籍的整理。在整理田籍与户籍的基础上，设立了一系征收赋役的册籍。
明初，首先核实天下户口，并设置户帖（户口簿）、户籍。户帖交给本户自存，户籍由官府保存。户帖与户籍均记载姓名、年龄及居住之地，每年登记一年，将增添和减少之数，上报中央。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实行里甲之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轮任里长，以十户为甲，甲有甲首，十甲为里，每年里长一人、甲首一人主管一里一甲之事。城市称坊，近城称厢，乡间称里。僧、道给度牒。鳏寡孤独不承担徭役的，附在一甲之后，为“畸零”，在里甲制度的基础上编制赋役黄册。赋役黄册以里为单位，按丁粮多寡为序，十年为一周期，称“排年”。并于册籍的首页绘制户口、税粮的总数图表。赋役黄册由有关部门十年更换一次，根据丁粮增减变化的情况而重新排列顺序。赋役黄册一式四份，一份交户部，一份交布政司，一份交府，一分交县。交户部的那一份，册籍封面为黄纸，所以称赋役黄册，交地方的三份均以青纸封面。赋役黄册本来是征收赋役的依据，以后失去原有作用。有关部门为征税编徭的需要，则另为一册，称赋役白册。此外，军户有军户图籍，匠户有匠户册籍。
明初，近城之地为上地，以远中、下地，田以五尽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明太祖即位后，曾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核实浙西田亩、赋税；又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以除诡避赋役之弊。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命国子监生员武淳等到各州县税万石为一区，划分征收租税的单位，每一区设粮长四人，粮长由富户充任，负责赋税的征收缴纳。同时，测量田亩的面积，画出田地形状，依次编号，注明田主的姓名、数量，编类成册。由于册中地图形状如鱼鳞，故叫鱼鳞图册。
赋役册、鱼鳞册在宋朝已经开始在个别地区实行，至明始为完备。明代的赋役黄册，以户为主，按四柱式记帐法，详细写明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鱼鳞册以土田为主，详细载有土地类别，如平原、山地、水边、下洼、开地、沃壤、瘠贫、沙荒、盐碱等。通过鱼鳞册以解决土地纠纷；通过黄册，确定赋役之数。两册互为印证，成为控制百姓和土田的有力工具。
由于赋役黄册是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编造的，鱼鳞册是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绘制的。这些册籍的编制，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占有权，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清除了隐匿人口和土地，有利于增加国家赋税，也便于编排力役，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了赋役不均状况的发展。而所有这些册籍，形成强有力的网络，牢牢地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这是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在赋税方面的体现。
二、明初的赋役制度
朱元璋在称吴王时，曾沿用宋朝的两税法，赋税十取其一，役则计田出夫。明王朝建立之后，遂定赋役法，以黄册为准，按田征赋，按丁征役。
（一）明实的田赋
明初田赋仍沿袭两税法，即按赋役黄册所载之田，按亩征税，分夏秋两次交纳；输纳日期，夏税不得过八月，秋税不得过次年二月（有时为当年十二月）。
明朝田赋征收的品种，夏秋为米、大小麦，秋税为米，而丝、麻、棉为两税的附加。明朝田赋在征收时，往往将米、麦、丝、麻、棉、绢及麻棉布折成国家需要的物资交纳，于是米、麦、丝、麻、棉、绢、麻棉市为本色，所折之物为折色，如本色米麦折成金、银、钞；棉苎折米、麦，麻布折米、麦等等。折征按一定比率进行。如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米。”
明朝田赋的税率，各地不一；土田的归属不同，来源不同，税率亦不相同，因而不免发生畸轻畸重的矛盾。一般说来，官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苏、松、嘉、湖、常、杭诸州浙西地区，因土地肥沃，又曾是张士诚统治之地，故田赋独重，亩税有的达二三石。而浙东之地，田赋极轻的现象也存在。“洪武元年有司奏，定处州七县田赋，亩税一升。”这个税已较一般民田田赋少二升三合五勺，但“帝以刘基故，命青田县止征其半。”刘基是朱元璋的得力谋臣，所以，朱元璋对他家乡特别优免，每亩田赋只有零点五升。
明初的田赋，一度也曾由郡县吏督收。而太祖以郡县吏侵渔百姓，于是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实行粮长收解制度。即里甲催征，税户交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粮长征收之制，使百姓不受胥吏的盘剥侵渔，于民于国皆有利。但粮长充任既久，亦不免贪污不法。他们“习于横豪，威制小民，妄意征求。所折收金银役者，每石征二三者，有准折子女畜产者，任意费用，或纵恣酒色，或辗转贩贸，营私有余，输官不足，稽其递年税粮，完者无几。”因此，粮长征收制度也废置不常。
（二）明实的徭役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定役法。其法，田一顷由丁夫一人，不足一顷者，以其它土地补足，称“均工夫”。并在局部地区编制均工夫图。每年农闲时，应役者赴京供役三十日而归。用多丁少者以佃户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以供服役之资。“均工夫”徭役制度，只是一种过渡的役法。俟赋役黄册编成后，系依赋役黄册所载，按丁出役。明代规定，年十六岁为成丁，开始服役，六十岁始免。
里甲之役以户计，每年由里长一人和甲着一人应役，十年之中里长、甲首皆轮流一次；值役称当年，按次轮流称排年，十年清查一次，重新按丁口、资产增减情况编排里甲顺序。里甲之役主要负责一里税粮的督催，传达官府命令、编排各种差役等等。充里甲之役的人，必须有丁、有产，无丁、无产者只作带管而列于册后，为畸零，所以里甲之役虽以户计，实以丁、产为基础。
均徭之役以丁为主，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由里甲编造等第，均输徭役，故叫均役。均徭之役是供官府役使的差役，主要有祗侯、禁子、弓兵、厨役、解户、库子、包脚夫等等。亲身股役的，称力差，由民户分别供给或以货币代输的如岁贡、马匹、车船、草料、盘费、柴薪等公用之物，称银差。以后力役常以银代输，于是银差范围日广。派役时一般以丁粮资产的厚薄即户等的高低为依据。户等高的充重役，户等低的充轻役。均徭的编审，一般与里甲编审的时间相同，即十年编审一次，也有五年、三年或二年编审一次者。
杂泛之役，或称杂差，即无一定名目，临时编签的徭役。一般包括三类内容：（1）兴修水利，如治水、修渠、筑坝等；（2）为中央政府充工役，如修城、建筑宫室、运粮、修边防工事等；（3）为地方政府充杂役，如斫薪、抬柴、喂马等等。
明初的赋役较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恢复发展。
三、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个鼎盛时期。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改革。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
明自英宗以后，皇帝多深居皇宫，不理朝政，生活日益侈糜，宦官乘机把持朝政，如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等；他们与贵戚、贪官相互勾结，朋比为奸，贪污受贿，抢占民田，甚至殴杀百姓，擅改刑律，致使民怨沸腾。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日甚一日，致使国家课田面积急剧减少，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课田面积不及洪武二十六年课田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存活，不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天顺、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间流民达一二百万。国家户口大量减损。永乐年间人戾达二千万，迄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仅剩九百余万，减少一半有余。
在赋役册籍方面，进入明中期后，因久不登造赋役册籍，加之豪猾奸民为了逃避赋役，又与吏胥里相互勾结，篡改图册，赋役册籍遭到破坏，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从田赋方面看：土地版籍脱讹，疆界不清，官田变民田，民田负官田之税；产去税存，有田无税的现象十分严重；田赋的征解，弊端百出，粮长征解制度渐趋破坏，致有粮长将自身的赋税令民包纳者；以富欺贫，以强凌弱，佃民百姓倍受苛扰。从徭役方面看：官吏、里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强削弱。赋役负担严重不均。
赋役制度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收入，而国家财政支出却年逐年增加，以致“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为了补充财政亏空，明政府便广开聚敛之门，苟征杂敛不断增加。宣宗宣德时，已经将永不起科的额外垦荒田，依例课税。英宗时，以米麦折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拨入皇帝控制的内承运库，原称折粮银，后通称“金花银”，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折征比例改为一石折银一两，这仍然满足不了国家庞大的开支，于是“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算税契、折民壮、提偏均役、推广事例兴焉。”世宗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初行田赋加派，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江南征“额外提偏”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余万两。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苛敛、污吏的贪暴、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化，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官吏中一些头脑较清醒的，曾试图改变赋役制度。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应天巡抚欧阳锋在履亩丈田，划定等别的基础上，实行“征一法”，即将一切应征的粮米，皆计亩均输，并以田定每年之役。此后又有细银法、一串铃法等办法实施。神宗万历初年，张成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主实行一条鞭法。
（二）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全国实有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增加三百万顷。在丈量的过程中，有些官吏用以小弓丈量等手段虚增田亩数额，致使田额不甚准确。但毕竟清出了一些隐田，这对防止豪民兼并，转嫁赋税起了重要作用。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此法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由御史傅汉臣奏行，嘉靖末，浙江巡抚庞尚鹏行于浙江，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海瑞行于江西，至万历九年通行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基本精神是：
1赋役合一：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
2正杂统筹：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等，均按田地、丁额均摊。
3官收官解：改粮长征解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之制，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募。
4实物征银：各种征派，皆计亩征银。
这种赋税制度手续简便，易于袄地。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对豪猾之民诡避赋役、转嫁赋税也有一定限制作用。而且，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只要有田，就要出役，实行赋役合征，这就限制了官僚的免役权。从而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有增加。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太仓积粟得到充实，“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
（三）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及流弊
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编译，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项制度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自此，劳役制渐归消失，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要转折。其次，一条鞭法规定计亩征银，从而大大扩展了货币之征的范围，这对明中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三，农民以银代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而国家出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封建社会内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的推行，尽管曾经一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痼疾，二是一条鞭法自身的弊病。从社会方面看，一条鞭法取缔了勋戚、宦宫的免役特权，于是勋戚、宦官便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税，甚至阻挠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限制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从一条鞭法自身而言，这种税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胥吏得以夤缘为奸，洒派增减，弊病百端；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百姓需将粮米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这中间，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商人的盘剥，而钱、银与粮米的比价经常变动，不论是粮贵钱贱，还是钱贵粮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由此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这就说明，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是不彻底的。此外，一条鞭法虽然推行于全国，但各地实行之时，出入很大，没有一处是尽遵一条鞭法的，所以，“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
四、明后期的田赋加派
明朝田赋的加派最早发生在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十二月，当时乾清宫发生火灾，为复建乾清宫，全国加派田赋一百万两。以后又有嘉靖三十年的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末的额外提编，仅江南即达四十万两。实行一条鞭法之际，加派稍有收敛，至万历中，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