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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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稍有收敛，至万历中，加派剧增，如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平宁夏总兵嗦拜叛乱的加派，接着是援朝抗日的加派，然后是镇压播州杨应龙起义的加派，史称“三大征”加派。但当时这种加派尚属临时性的，事毕即止。及至辽东战事兴起，加派迭增，并且成为经常性的“岁额”，自此，人民的赋税负担便成倍增加了。
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主要有三种名义，每一种名义之下，又有若干加派数额，累次增加。（一）辽饷加派。辽饷加派是以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的名义而加派于民的赋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辽东努尔哈赤建后金后，向抚顺进攻，明王朝为加强辽东防御，便仿照援朝抗日加派之例，每亩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又亩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亩加二厘，三年每亩累加至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只有畿及贵州未加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清兵劫掠永平、顺天等府，于是除永平、顺天府未征，畿内其它六府减半征收外，全国普遍亩加三厘。自此，加派之赋，每亩达一钱二厘。总增赋达九百万。
（二）剿饷加派。崇祯时，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明王朝为增加兵饷，镇压农民起义，遂于崇祯十年加派剿饷。剿饷每亩加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嗣后又亩加一分四厘九丝，先后共加派三百三十万两。 （三）练饷加派。剿饷加派定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燃越旺，为增收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饷，又另起名堂继续加派，即练饷加派。崇祯十二年亩加练饷银一分，人加派七百三十余万两。
除上面三项主要加派之外，崇祯八年又有助饷加派，即加官户田赋十分之一，民赋十两以上者亦加十分之一，即按税银加派，每两加一钱。
明朝的田赋加派，是明后期的突出弊病，加派虽出于田，但负税者是广大劳者人民，所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从加派中得到好处的是官僚和军将，他们利用加派之机，侵吞税课，贪占军饷。结果尽管加派迭增，而军队欠饷累累，民不聊生，军怨沸腾。
五、赋役的蠲免与官户免除赋税制度
太祖时，凡遇水旱灾荒，尽蠲二税；弘治时定全灾免钱分，九分灾免六分，八分灾免五分，以下递减至四分灾，免一分，又只免存留，不免起运，以后为永制。
明朝徭役的减免，除为表示敬老、敬圣和表彰之意而有减免外，其它徭役的减免则不常见。明朝对官吏和士大夫优惠倍至。太祖时，对亡故的官员之家，名三年徭役，朝臣、功臣之家免杂役。英宗时，监生之家免差役二丁，云南土官四品以上，优免十六丁，五品、六品免十二丁，七品免十丁，八品、九品免八丁，杂职免六丁。弘治时，亲王免役二丁，郡王免一丁。明末，县的丞差、知印、吏典等下级官吏可免一丁；教官、监生、举人、生员皆免二丁，而京官一品可免三十丁，二品可免二十四丁。官吏免田赋更多，免田额有达二三千亩者。官吏免役、免税的特权越大，人民的负担越重。
第三节 工商税收
一、盐专卖
太祖朱无璋在称吴王时（公元1367年），即立盐法，实行征税制，令商人贩卖，税率为二十分之一，所得盐税，以充军饷。不久又加倍征税，后听胡深之议，税率复旧。建明之后，实行专卖之制。
（一）盐的产、销制度
明朝盐的产制：制盐民户称灶户，按户计丁，称盐丁；按丁规定产盐定额，也称正盐或正课；正课之外所余之盐，称余盐。明初，为鼓励盐的生产，注意优恤灶户，给灶户划拨草场，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许灶户开垦，并免灶户杂役。以后，盐场设立总催官，负责办盐课，督促生产。总催官多刻剥灶户，致使盐丁贫乏，英宗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灶户不甚总催官的剥削，纷纷逃亡，流移转徒，仅松江一地负盐课六十余万引，盐产量大减。
灶户生产的盐包括正盐、余盐，一律缴给官府，称为盐课；灶户纳盐课之后，官府给以工本米：正盐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一石；余盐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钞发给，但各地折钞比价不一，淮、浙每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山东、福建、四川等地，每引二贯。
盐商向国家缴纳货币或实物，由官府发给引票，然后凭引就场支盐贩鬻。洪武初，每引四百斤，称大引；后改行小引，每引或一百斤，或二百斤。
成祖永乐以后，由于灶户逋逃很多，盐产量供不应求，盐商不得不在盐场守候支盐，以后盐商渐减少。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令两淮、两浙、长芦盐，实行常股、存积制度。所谓常股，即按正常手续，凭引支盐的份额。常股价钱便宜，但需依次排队，等候支盐；所谓积存，即事先准备好食盐，收集在官，待边防急需粮储，即令商人运粮于边，凭引到场支盐。这种存积之盐价钱较贵，但不需要等候，人到即支。常股、存积制度初行之时，以每年所收盐课正额的十分之八为常股，十分之二为存积。盐商苦于在场守候，多买存积，于是多次变更常股、存积比例。
武宗以后，盐法渐坏，积引日增，盐利日减，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袁世振议行“钢法”，即将淮北盐场，按顺序排为十纲，一纲卖积引，九纲卖现引，十年之内疏销完毕。并设置纲册，凡领引盐商，皆登记入册。纲册有名者，可赴本钢盐场领盐，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于是盐商成为专得某场盐利的专商。食盐专商制度自此始。
（二）盐专卖制度
明朝的盐专卖主要实行民制、官收、就场专卖办法。专卖制度主要有三种，即开中法、计口授盐法、商专卖法。
1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即召募商人输粮于边，由官府给盐的办法，也称纳米中盐法。此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以大同所储之粮自山东陵县运至山西太和岭，路远而费用繁巨，建议令部人于大同仓输米一石、太原仓输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朱元璋从其议，自此始行开中法，此后各行省边境，亦多效仿。但纳米与中盐的比例，各地不同，一般以地里远近而定等差。开中法袄地之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之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由于开中法行效显著，于是不仅是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钱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2计口授盐法。在实行开中法的同时，曾实行计口授盐制度。洪武三年，令民在河南开封等处输米，以供军食，官府给盐以偿其价。每户大口给盐一斤，小口给大口之半；输米的多少，按地理远近定等差。
在计口授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户口食盐纳钞法”。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曾令扬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
3商专卖。商专卖是盐专商直接与灶户进行交易。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在袁世振行“纲法”的基础上，又行“仓盐折价”之法，即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而令灶户按引纳银，商人则直接向灶户购盐而不经官，此种专卖制度，即属商专卖。自此国家将收盐、运销之权全部交给商人，这是食盐产、销制度的一大变化。
除上述三种盐制外，在个别地区曾实行过盐票法。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两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达，于是令土著商人纳银领票取盐，到偏僻之地贩卖，土著商人每百斤盐纳银八分。此种制度不同于官专卖，而且多侵正课。
（三）盐课弊端
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武宗正德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渐趋紊乱。盐法的破坏，主要原因在于官吏的贪贿。正德时，权幸之徒，开以残盐（即堆放多年，经内雨销蚀而残留之盐）为名，夹带好盐。权幸以低价购买上等好盐，侵碍盐课，也坏乱了盐法，以后又有零盐（即开中未尽的剩盐）、所盐（灶户交售余盐，称量后有余部分，及批验所检斤时没收的超量引盐，堆放在批验所内）等名目，都是官宦搜刮盐利的手段。此外，官府措置也有许多弊病，如不按时开中，致使米价腾贵，盐价增长十倍，而灶户工本不及盐价的十分之一，致使私盐盛行等等，都使盐法遭到破坏。
二、茶税与茶专卖
明茶课制度起源于朱元璋建明以前。公元1366年朱元璋令商人于产茶之地买茶，纳钱清引，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文，不够一引者，称畸零，给由贴。以后，又定每引茶一道，输钱千文，可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文，可贩茶六十斤；以后又改令每引一道纳钞一贯，凭引可贩茶一百斤。俟建明以后，遂定官茶、商茶之制。
（一）所谓官茶，即官府对茶的生产者课征的实物（茶）。洪武初，规定：“芽茶、叶茶各验直纳课，贩茶不拘地方。”洪武四年规定陕西汉中诸县茶树，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采摘，十取其八。所课之茶，以易番马。有时所课之茶，也改征折色，但不多见。
以茶易马，即实行茶马法。茶马法始行于唐。明代，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肃、岩州等地设茶马司，茶马司以茶向少数民族商人换取马匹，以助边政。以茶易马的比例，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有茶马司的地方，上等马一匹易茶四十斤，中等马一匹易茶三十斤，下等马一匹易茶二十斤。
实行茶马法的意义在于充实边疆马匹，减省百姓养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
（二）商茶制度
所谓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纳实物（或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凭引向茶户买的茶。明朝商茶一律实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时因地不同，运用不同的茶引形式。如以米易茶，和以其它物资中茶的。以米易茶即纳米中茶法。此法行于洪武末。当时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设置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弘治七年，以陕西发生饥荒，也曾实行纳米中茶之法，以备赈济。又有运茶支盐法：即令商人运茶于甘州、西宁，然以以淮、浙的盐支付运费。此法行于宣德中。
（三）贡茶
贡茶，即地方直接上项给中央朝廷的茶。贡茶制度始于宋。明朝初年，天下贡额不固定。宜兴贡茶，宣德时，增至二十九万余斤。后来规定为四千斤。
三、坑冶课
明朝坑冶课主要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颜料）等。明初，不主张开矿，轻坑冶政策一直持续到仁宗。到万历时，矿政渐趋紊乱。
明朝金银之课，一般采用包税制，即规定某场一年应纳税额，责民交纳。明朝初年，金银之课甚轻。福建各银场税课仅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余两。永乐以后，银谭稍增，福建银课岁额三万二千八百余两。万历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金银的追求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
明铁冶较宋元发达。洪武末，令民自由开采，国家抽课，三十分取二分，以后禁民私贩，私贩铁者如私盐法。
至于铜、汞、朱砂、青绿等矿，开采甚少，纳课甚微。
四、洒醋课
明初实行禁酒政策，直到后期，酒的生产也没有多大发展。由于酒的生产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洒课不占重要位置。而且酒税不上缴中央，令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实质是一种地方税。酒税税额一般以酒贡为计算单位，每十块酒曲，收税钞、牙钱税、塌房钞各三进四十文，或征曲量的百分之二。醋在明朝已不属禁榷之物，征税亦甚轻。
五、商税
明朝初年，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所以商税制度简约。商税的征收机构为各地课税司局，国家对课税司局虽规定限额，但不务求增余。朱元璋认为：“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对不完成定额的税课司局，只核实而不问罪。课征办法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征收鱼课。课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只是买卖亩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为工本费四十文）。为简化商税征收手续，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带征。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规定在征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南姓名 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征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
明初还采取了一系列便于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当时为京师）军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给，因城内住户过多，无空地以供商人贮存货物，商人皆贮货于船仓内或城外，这样既不便于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经纪人）要挟，于是国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筑屋，名为塌房，以贮商货。凡至南京客商，皆贮货于此，交易时，只准买卖双方进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于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于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
明朝新增商税税目有如下诸种：
1市肆门摊税。市肆门摊税，始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当时，统治者认为钞法不通，是因为对客商所贮之货不征税及售货门市阻挠所致，于是便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蔬果园不论官种或私种，一律征税，对塌房、库房、店舍等贮货者亦开始征税，骡驴车雇装载者，也征税。这些税收均须以钞缴纳。这种税，称门肆门摊税，或称市肆门摊课钞。到宣德四年，市肆门摊课钞推行于全国，税课增加了五倍。此后，这种以流通钞法为目的而课征的商税，更成为经常性的税目。
2钞关科。钞关税行于宣德四年，目的也在于通行钞法。所钞关税，即在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沿运河和沿江要地，设征税关卡，对“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所设的关，称钞关。钞关初设时，只征钞，后来时或征银，所征之钞或银，称钞关税。钞关税初行时，只对受雇装货的过往船只征税，税额按船的梁头座数和船身长度计算，这种税称船料或船钞。如遮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