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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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云南 雍正四年（1726） 杨名时 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2。8…6。2钱11 江苏 雍正五年（1727） 每亩摊0。011…0。629钱 以亩计难 “匠班银三千余两亦摊”。
12 安徽 雍正五年（1727） 同上 以亩计摊
13 江西 雍正五年（1727） 田赋一两摊丁银1。056钱。屯地摊0。291钱。14 湖南 雍正六年（1728） 地粮一石摊丁银0。001…8。61钱。以粮石计摊15 广西 雍正六年（1728） 田银一两摊入1。36钱。 以两计摊16 湖北 雍正七年（1729） 田银一两摊入1。296
17 山西、乾隆元年（1736年） 缺 “山西丁归地粮，自是年始，散见于赋役全书各属下。直至道光十七年渐次全摊。”
18 台湾 乾隆十二年（1747） 缺
19 贵州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亩摊丁银0。054钱有奇。 以亩计摊摊丁入地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与发展。二者的共同点是将丁税（丁役）并入土地税，不同的是摊丁入地较一条鞭法实行的范围大，条鞭法只在某些地区推行，各地情况相差很大，摊丁入地则是在全国推行。再者，摊丁入地在丁银固定之后实行，较一条鞭法彻底明确。
2摊丁入地的意义
摊丁入地是我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它的进步意义在于：
第一，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赋役合并，即人头税归并于财产阁的过程。从原则上讲，无地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再负担丁银，相对减轻了困扰，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人头税并入田亩以后，使税负与负担能力挂钩，田多则赋税多，而且无论豪绅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负担，较以前均平。地丁制实行初期，遭到豪绅富户的反对，说明对他们的兼并活动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第三，纳地丁银的人，名义上不再服徭役。“官有兴作，悉出雇募”，从此，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不再按丁派役，又取消了户丁编审，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束缚相对削弱了，雇佣关系有所发展，这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
第四，将丁税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数额，既有利于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又使征收手续简便。
第五，宣布“滋生人丁，记不加赋”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民的安居，生产的发展。有人说摊丁入地后，“保甲无藏、里户不逃亡，贫农免敲扑”。这虽是颂扬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当时的情况。
据《清实录》统计，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全国人丁数为一千九百一十三万，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增为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女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为一亿四千三万多万，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增加到三亿一百多万。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更增长到四亿一千二百多万。人口的迅速增长，摊丁入地是主要原因之一。
3摊丁入地的局限性
摊丁入地制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
第一，摊丁入地是出自统治者的利益需要而推行的。当时认为“天下有贫丁无贫地”因“恐民力不齐，贫户丁钱不能时输”，才“稍均于地”。可见，清廷实行摊丁入地并不是一种“德政，只是为了财政收入的稳定，改变一下征收方式而已。人丁是活动的，作为征税对象，收入并不确定，田亩是固定的，作为征税对象，是稳定可靠的。与其在征课中逼逃贫民，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税收和封建秩序，不如利用荒地吸住流民，将丁税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数字，随着垦田额的扩大，地丁收入还会不断增加。这对统治者来讲，是一举而数利。
第二，“记不加赋”是欺骗，摊丁入地时不少地区丁银的实摊额超过了原额。比如直隶原额为四十二万零八百余两，但按户部奏准的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二钱七厘多计算，则实摊四十二万一千二百二十三两，溢额四百多两。一省如此，全国溢额总数也就相当大了。摊丁入地后，地税随耕地的扩大而增加，丁银也随之“水张船高”当外国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后，银价上升，以银纳税，人民无形增加了负担。再者，由于征银时增征“耗羡”等，更是外额外的剥削。
第三，无地贫民的负担也没真正减轻。摊丁入地没有改变封建剥削关系，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正如孙中山对章太炎讲的，“兼并不塞，而言定赋，治其末而已”。无地贫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要交占产量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还要负担地主转嫁而来的各种临时加派的劳役。清政府对地主阶级向佃农转嫁地丁负担的行为，采取怂恿和公开支持的态度，公开宣称“租无所出，赋从何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明令，佃户输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
随着时间的摊移，摊丁入地逐渐失去其进步作用，而成为统治者肆意剥削人民的工具。
地丁收入地顺治时只约二千万两左右，康、雍时，便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乾隆至清末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
（三）田赋附加
清初名义上“记不加赋”，实际上田赋加派甚多，并日益加重。
1耗羡，也称火耗。地丁征银，银的成色不同，而上解户部要求成色有定，熔成锭银，销熔之中不无损耗。税吏为补偿损耗，就多征一些。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迨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小民，上司苛索于州县，火耗之增日甚一日，因循瞻徇，视为应得之物，一遇公事，加派私征，皆取之民间”。耗羡成了朝廷默许的官吏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山西巡抚疏请耗羡提解存公，除留补无着亏空外，其余分给各官作养廉费和支应公费。耗羡归公后，输纳比于正供，官吏养而不廉，耗羡之外更添耗羡有增无减，人民负担逐步加重。
2平余。清代地方政府上缴正项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意即平色之余，后来由户部与地方政府瓜分。有的在耗羡内划扣。也有的另立名目加征。乾隆二年，四川巡抚硕色秦称：该省沿陋例，于火耗税羡外，每银百两，提六钱，名为平余，以充衙门杂事之用。乾隆谕内阁云：火耗之报官原以杜贪官污使之风，若耗外复听其提解，此非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乎？一面如此，别项可知，一省如些，他省可知。可见，平余在火耗之外，虽乾隆下令革除，实际上明余暗存。乾隆三年的一则谕又说：“向来四川火耗较他省为重。……今闻该省耗银虽减，而不肖有司巧为营私之计，将戥头暗中加重，有每两至一钱余者。……倾销之银匠又从而侵渔之，则小民受剥削之累不小。川省如此，他省可知。”
3漕粮附加。漕粮是田赋的一种形式。系清政府规定由水道运往北京，供官、军食用的赋粮。清代承明代漕运之后，废民运，改为官收官兑。凡由州县直接运至京仓的，称为正兑。凡运到通州仓的，称为改兑。都另加损耗，随正粮入仓。
漕粮的加征浮收名目很多。为补损耗的加征为正耗，旗丁运粮时，勒索帮费，不给不开船，州县唯恐有误，就浮收漕粮，以资缴纳。各级官吏都要“漕规”，衙门佐理人员也要“房费”，这又形成浮收。农民交粮时，吏胥百般挑剔，或说米是次米，或说米的成色不一，要打折扣，或用脚踢量器而多收。想尽办法剥削农民。
嘉庆道光年间，各省漕粮准收折色，多以银钱完纳，当粮折银时，征收之银在粮价以上，所以漕粮由于漕逝而无形增赋。
三、徭役制度
清前期徭役混乱不均，各地制度不同，征派繁杂苛重。
1繁杂苛重
摊丁入地，赋中本已有役，人民不应再服力役，官府无可奉告调用劳力时，应给劳务报酬。但各地官府仍然无偿征调，形成差外有差的现象。如，朝中官员经过州县，或新官到任，要送筵席，铺设器用，修理房屋，喂养马匹，有的官员还要索取规礼，等等。人民既要摊役、又要摊钱。
2征派不均
清代的劳役负担，繁重而又不均，据记载，有按户出夫，折钱入官，有地十余顷者与无地者出钱相同；有按牌甲地段出钱；有按牲畜出钱，富有贿通乡长，往往以多报少，贫者照数实出，出役比富者还多。也有按地亩出，富者可以隐，贫者分厘必纠。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终岁勤劳，而为缴差钱，有拆房荡业者，有因此卖妻鬻子者，有因此弃家而逃者，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可见，清代的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三节 工商税
清前期的工商税较前代有所发展。其中盐、茶、矿既征税又有专卖收入。
一、盐课
清前期盐税收入较多，盐法沿用明制，稍有改变，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清代盐法，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官督商销等七种形式。各省盐政，多由总督巡抚兼任，还有都转运盐使，司运使，盐道，盐课提举司等，官制比较复杂。
清前期的盐法种类虽多，但行之既广且久的是官督商销，即引岸制；也称纲法。纲法规定灶户纳税后，才允许制盐。所制之盐不能擅自销售。盐商纳税后，领得引票（政府批准贩盐的凭证），取得贩运盐的专利权。税收管理机关将运商的姓名，所销引数、销区在纲册上注册登记。盐商原非世袭，为获厚利，贿赂官吏，成为世袭，并划分地盘，垄断经营。
清盐引岸制本沿袭前代盐法，只是在清代更加成熟。所谓“引”，是盐商纳税后准许贩运的凭证。由户部颁发的称为部引。每引运盐斤数，多则八斤（两浙），少则二百五十斤，一般为三百斤到四百斤。所谓“岸”，是指销盐区域，即引界、引地，是专卖地域之意。因盐商认引地时，曾费巨金，所以运商所认定的销区是独立的。故又叫“引窝”，或叫“根窝”。凡不领引或越境销售，都算违法，称做私盐。由于食盐被盐商专利独占，所以食盐价高利厚，给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
清代盐税，初期较轻。顺治元年的一则诏书说：“运司盐法递年增加，有新饷、练饷杂项加派等银，深为厉商，尽行蠲免，本年仍免额引三分之一”。顺治八年皇帝又谕各盐运司：“只许征解额课，不许分外勒索余银”。盐税的税额后来有所增加，如淮南每引征银由六钱七分增至一两一钱七分，淮北由五钱五分增至一两五分。
清代盐税，分灶课、引课、杂课、税课、包课。
灶课是对盐的生产者所征的课。主要是对制盐人即灶人课人丁税，既按丁征银，又按丁征盐；对于晒盐的盐滩，按亩征土地税。
引课是按盐引征的税，这是盐税的主要部分。
杂课也叫附加税，是衙门官吏的浮征，形成陋规。如乾隆五十九年的一则上谕中提到，两淮盐政衙门，“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五十两，又幕友修笔墨纸一切杂税银七十两，每日供应一百二十两，是该盐政一切用度，皆取于商人。”
税课和包银，施行于偏僻地方的产盐地。对这些地区，许民间自制自用，国家课以税银。有的还把盐税摊入田赋，或由包商交纳一定数额的税，然后自行收纳。
清代的盐税收入，初期约二百万两，中叶为五百五十万两，清末为一千三百余万两。
清乾隆嘉庆两朝，是盐商势力极盛的时期，每遇国家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盐商就损输巨款。如两淮盐商捐输额高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万六千两。美其名曰“报效”，实则为取得皇帝的恩遇，“召对赐宴，时颁珠典”。不仅能得到世袭垄断权、长获厚利，还可以少纳税或延期纳税，并可自定盐价。有的盐商甚至能干预朝政。
二、茶税
清代初期，沿用明代茶法，有官茶，用于储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贡茶，供皇室用。
官茶征收实物，大小引均按十分之五征纳，在陕西，甘肃一带交换马匹，设专员办理，称为巡视茶马御史。交换比例是：上马给茶十二篦（十斤为篦，十篦为一引），中马给九篦，下马给七篦，所换的牧马给边兵，牝马付所司牧孽。康熙年间，停止巡视茶马专员，归巡抚兼管，因清统一后，马已足用，于是，官茶的需要减少，而茶税的征收渐有定制。
雍正八年，定茶税征收例，由户部颁发茶引与各地方官，茶商纳课领引才能往产茶处购茶，无引者称为私茶，有的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只是发种茶户经纪人。直省预期领引，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称为畸零，另给户帖。凡伪造茶引，或贩卖假茶，以及私自同外国人买卖的，皆按律科罪。陕西商运官茶按旧例，每百斤淮带十四斤，再加耗茶十四斤。乾隆元年，令甘肃官茶改征折色，每篦输钱五钱。
其他各省纳课轻重不一，四川起实旭以茶园为单位，按茶树株数定税额，因茶树有多少，茶园有大小，税负不均平，改照斤两收缴，旧便每斤征课二厘五毫，后征四丝九忽，雍正八年定为一厘二毫五丝，令商人于茶价内扣存，随引赴地方官照数完解。湖北咸宁、通域等种茶的七州县领引发种茶户经纪坐销，建始县给商行销。对坐销，每引征银一两，行销，征税二钱五分，课一钱二分五厘。浙江每引征税钱一钱，北新关征税银二分九厘二毫八丝。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发引，但课税均经过各关按则征收。也有省分不行茶引制度。如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等省，只于茶商过境是课税，或略收落地税，附于关税报销，或附于其他税报部。
广义的茶税包括课与税两项，有茶引称茶课，无茶引称茶税。
面茶系皇室用茶，每年一百余篓，由办引委员于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
三、矿税
清初，朝廷禁止开矿。顺治四年，甘肃巡抚张尚奏言：“凉州上古城堡，旧有小矿，历朝开采，以资本赏贵之需，后……封闭，今复开采，……计获税银三百余两，成效足稽，仍清伤部酌议定额，以充军饷”。清廷下旨：“开采重务，未经奏闻，何得擅自举行？”清廷入关安装所以如此是鉴于明末广收矿利，弊端丛生，担心开矿会聚众生事，危及统治。也不合当时重本抑末的原则。但民间却不断偷采，迫于形势，康熙年间清廷不得不放宽限制，许民开采，由政府派官吏监督。矿产品大部分上缴政府或由政府统销。允许由商人买卖的数限定在百分之四十之内。在云南把冶铜和煮盐均改为私营或官督商办，几斤以下的铜、铅允许自由买卖，并停止税收。湖广山西等地，商人王纲等雇土人开官吏想禁止，康熙下讼“姑免禁止”，提出“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主之！”并不许豪强霸占。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地方生事。禁令一开，以铜矿而言，公元1701…1702年仅云南就有场坊十八处，有工人七十至一百万人之多。
清廷对开矿之禁放，完全以是否会聚众生事来定。“揆情度势，必不至聚众生事，庶几可行，若招商开厂，设官收税，传闻远近，以致聚众藏奸，则断不可行也”。
乾隆年间，大力开矿，当时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浙江、福建、山西等省有金、银、铜、铁、铅矿约二百余处，嘉庆道光年间，又令禁止开采金矿，银矿也禁一部分，至咸丰时方开禁。
由于在采矿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