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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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粮食征购
抗战时期，前线的军队、后方城市居民粮食需要量很大，田赋征实之数已不能满足，1942年国民党政府在田赋征实外又采取定价征购粮食的办法，以给予补充。全国实行征购前，各省已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收购粮食。1941年四川采用随粮收购办法，依田赋数量的多寡，按比例征购；湖北则采用公购余粮的措施，调查大户余粮，政府向他们征购；而陕西则采用按亩数和商人营业额派购的办法。1942年国民党政府将征购办法统一为随赋带征。小额粮户可以免征购，大额粮户采用累进办法，以均平负担，以其总额达到征购限额为限。征购粮食事务由田赋征实机构负责办理。
征购粮食的价格，由各省县根据产粮区的粮价核定，云南省每石稻谷一百九十元，四川为一百五十元，贵州为一百元，广州为九十九元，湖北为八十五元，江西、安徽最低，每石稻谷价六十元。小麦每石一律一百元。征购粮食的价款支付办法有三种：一为搭发粮食库券，此法行于川、陕、两广、湖南、安徽和西康各省，即按规定价格搭发一定比例的粮食库券。川、陕、两广、湘为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安徽则为法币、粮食库券各五成；西康为四成法币，六成粮食库券。二为搭发法币储蓄券，此法行于黔、闽、赣、豫、鄂、甘、绥七省和安徽产麦区，搭配比例各地不一。三为搭付关金储蓄券，此法行于云南和山西两省，云南按每石稻谷搭一百元关金储蓄券，山西则为三成法币，七成关金储蓄券。综上三种搭配办法，其特点是农民交售粮食后并不能全部得到法币，其中大部分是不能流通的粮食库券和储蓄券，国民党政府规定粮食库券从1944年起，每年以面额五分之一抵缴当年一部分田赋，五年内抵清。储蓄券自第三年起还本付息，四年付清。
粮食征购不但增加了人民负担，而且在征购中弊端百出，扰民甚深。对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也直言不讳，“拟订征购，不易公允，核发粮价，手续繁多，往往政府早已付出，辗转核发，人民不易到手，纵能领到，为时已久，价值相关甚钜，名为征购，实为摊派，实惠未能及民，殊失征购的原意”。“收购粮食，抛出多量法币不但刺激粮价，间接影响一般物价普遍上涨”。其结果是“国计民生交受其困”。
3粮食征借
鉴于征购的种种弊端，因此征购实行不久，四川、贵州有的地方团体和民众代表就提出了“废购增征”的建议。1943年四川首先停止搭发现金，全部付给粮食库券改征购为征借。陕、粤、桂、闽、甘、康等省相继仿行。1944年起，国民党政府规定改征购为征借，并废除粮食库券，只在交粮收据上（粮票）另加注明，作为征借的凭证。安徽省更进了一步，改征借为捐献，既没有给价的必要，更没有发券的手续。从本质上看，征借同样只是征实的另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借贷关系掩盖下的征收。名义上征借分五年偿还，实际上是借了不还，是名副其实的没收。
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从农民手里搜刮到的粮食为数是不少的，现在根据有关资料将1941…1948年度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收集到的粮食数字列作图表11…3。
图表11…3
年度 征实 征购 征借 总额
1941…1942 2560 3060 5620
1942…1943 3470 3090 6560
1943…1944 3600 1300 1630 6530
1944…1945 2940 2840 5780
1945…1946 1550 1460 3010
1946…1947 2700 1500 4200
1947…1948 600 1430 2030
资料来源：1941…1942年数字见《三年来之田赋整理与征字》，1943年版，第11…14页。1942…1947年数字见《财政年鉴》三编，第五篇，第32…56页。1947…1948年数字见张嘉 《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第161页。
从图表11…3看1941至1948年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数额达到三万三千七百三十万石，其中抗战时期为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万石，战后仅为九千二百四十万石，可见三征在抗战时期收效较大，其原因是此期三征是为抗战解决军粮民食，农民出于抗战热情，出于爱国之心，为支持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牺牲。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三征，是用于反动的战争，把枪口对准人民和共产党，三征就很难取得成效，往往完不成预算数。1945…1946年度预算为三千五百二十万石，实收三千零一十万石，只完成预算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多点；1946…1947年度预算数为五千五百万石，完成数为四千二百万石，为预算数的百分之七十六多一点。1947…1948年完成情况更糟，实收数仅有二千零三十万石，比上一年度少了一半还多。从数字看，三征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为了完成三征预算额，1947年国民党政府粮政会议上决定加紧催收。于是，地方政府乃组织“督征团”催收。有的“督征团”甚至将美式机关枪架在农民家门口，名为催收，实乃强行抢夺。
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给农民带来的是一场灾难。这时农民负担有多重？举例来说：在四川地区，1942年四川稻田每亩收谷四石，所负担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本已包括在征实之中）、地方税谷、收粮时规定溢收百分之十五的折耗等项，其计为二点三八石，占每亩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在湖南滨湖等十县，每亩所负担的前述各项数额，也占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九。这些负担中还没有包括杂派和经经收人员的浮收中饱，如果加上这些，农民负担还要重得多。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吏对粮食十分眼热，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谁掌握了粮食，谁就有了投机获利的本钱，为了控制粮食，各级征收官吏无限制的增加附加，随其需要而巧立名目。以浙江为例，计有水利费、自治捐、戡乱费、保用费等十一种，在全国高居首位。附加之外还有浮收，以大斗或大秤向人民多收。再就是征收官吏与粮商勾结，营私舞弊，1949年以国民党政府萧山县县长为首的几个经营田赋的官吏，与粮商勾结，采取滥发“谷票”的手段，贪污赋谷二百四十余万斤，至于军队过境的就地征发、抢掠，乡村保甲长的敲榨，不定期的各种摊派更是骇人听闻。在国民党政府的苛征重敛之下，有的农民被挞起来抗捐，这种抗捐税运动，后来发展为武装起义，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正面进攻，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崩溃。
（五）田赋减免和滞纳处分
1田赋减免
灾情蠲免，历代都有。1928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重新订立，勘赈灾歉条例，后又进行修正。1934年又再次进行修改。其中关于蠲缓规定如下：灾户原纳正赋作十分计算，被灾九分以上，蠲正赋十分之八；被灾七分以上，蠲正赋十分之五；补灾五分以上，蠲正赋十分之二。蠲余之田赋按灾憎爱分明轻重分二至三年带征。各省在实行中办法不尽相同，有蠲缓并行的，如浙江、青海等省。各省蠲免成数也不尽相同，有被灾九分以上蠲免全部正赋的，也有照部规定办理的。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规定，为发展公用事业占用的土地分别减免赋税。1933年度各省报部的免税土地共一万三千七百余亩，免赋四千七百元。其中铁路有行五千一百余亩免赋一千二百无；公用土地共五千七百余亩，免赋二千六百元；其他公用土地二千八百余亩，免赋九百一十元。
2田赋征实后的减免
田赋由中央接管改征实物后，于1942年对原颁“修正土地租税减免规定”作了修正。此次修正规定减免赋税范围分为四大类：甲、公有或公用土地；乙、私办而与社会福利有关的事业占用的土地；丙、灾歉或土地自然减灭使用价值（即土地使用价值降低）；丁、与调剂社会经济状况有重大关系所占用的土地。有关灾情减免规定如下：各省市核定被灾减免分数，应以被灾地区一般年成收获为标准（即中稔收获为标准），其收获不及一成者，减免全赋，不及二成者减免正赋十分之七，不及三成者免正赋十分之五，不及四成者，免正赋十分之三，不及五成者免正赋十分之一，其收获在一般年成一半或一半以上者，以不成灾论，不予减免。土地赋税项下的一切附加随同正税减免。田赋征实后，人民负担加重，报请减免之风日盛，于是又规定被灾在七成或七成以下者不予减免。
田赋减免的规定貌似公允，实际上这种减免是种官样文章而已，它与增加的田赋与附加税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减免，并不是真正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如果能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各级政府就应减轻田赋、清查整理田赋积弊和减轻附加税，这才能解农民倒悬之苦，给农民以一线生机。在田赋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行田赋减免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如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宣布1945年对收复区免征田赋一年，1946年对“大后方”免征田赋一年；但没有过几天，就全部恢复征收，而且数额比以前更大。
3滞纳处分
田赋改征实物后，规定缴纳期限为两个月（1942年改为三个月），超过规定缴纳时期，作滞纳处理，加征滞纳金。逾期一个月完纳者，照欠额加征百分之五，逾期两个月内完纳者，加征百分之十。如逾期两个月后仍未完纳者，除罚额照旧外，应由县市田赋管理处送请当地政府传案追缴。如仍不缴纳，则依规定提取其收益抵偿田赋，如收益不足抵偿或无收益抵偿，则将其欠赋土地拍卖抵偿。
二、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将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同田赋一起划入土地税范围。孙中山先生提出核定地价，政府按地价征税。随着地价的上涨，还要征收地价增值税。城市土地价值比农村土地值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集中，还会出现自然增值的趋势，因此在城市开征地价税和地价增值税比农村更为迫切。国民党政府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中规定：市改良地地价税为千分之十至二十；市未改良地地价税为千分之十五至三十；市荒地地价税千分之三十至一百；乡改良地地价税千分之十；乡未改良地地税千分之十二至十五；乡荒地地价税千分之十一至一百。实行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首要条件是整理土地和核定地价。很多省市因土地未整理，地价也无从核定，因此，此种税只在少数城市开征，全国多数地区未开办。当时开办地价税的地区有上海、青岛、杭州、广州和广东省。现将开征情况分述如下：
上海市：上海市各区地价差异很大，在繁华地区，每亩达数十万元，偏辟之地每亩不过数百元，价格悬殊。人民纳税仍按亩缴忙银、漕粮，负担轻重不一。1927年上海有成立市土地局，征收地价税之议，1930年又一度对地价进行调查，以此作为征收地价税的根据。1933年拟定上海市征收地价税章程及施行细则，先在沪南、闸北、彭浦、南翔、法华、蒲松等区开办。凡区内土地，清丈已否，一律同时征地价税，未清丈的土地经清丈后再补交地价税。地价的核定，由土地局察核地形及时价并斟酌业主报价、划分地价区，经估价委员会核复后，由财政局、土地局会同公布。税率为千分之六。一年税款分两期缴纳。每年约收地价税六十万元。未征地价税的市区仍交田赋。
青岛市：德国人占领时青岛市即征收过地价税和地价增值税。地价税分为两类：一类为官厅出售给市民的私有土地，征地价税百分之六，二为未经官厅收买的私有土地，按原田赋额分等征钱，一等地征洋三角五分，二等地征二角五分，三等地征一角五分。凡居民买得土地登记后，可以自由买卖转让，所得涨价的差额，除去因改良土地投资额及本息外，应缴千分之三百三十三的增值税。1922年青岛收回后，仍沿用此制。1932年则重新估计地价，分两类征税，甲种为原官厅出售的土地，征税百分之二。如建筑延期则递增至百分之十，每年分四期由财政局征收，以一、四、七、十月为征税期。乙种为私有土地，地税与1922年以前相同，于每年十二月一次征收。两种税每年共计征收十八万九千元。
广州市：广州市于1928年开征临时地税，因平均地价尚未估定，照估定地价征收。其估定办法：第一，以征收临时地税前，最近月份所收租额，照周息一分推算产价；第二，如系平房以产价二分之一作地价，二层楼以下三分之一作地价，三层楼以四分之一作地价，其余数推。其税率，宅地为地价百分之一，农地为千分之五，矿地为千分之二。土地转移（除抵押外），每次须纳土地增值税，以十年为一届，纳增值税土地改良费不计征。其税率采用累进制：凡增值未及原价一半者征收增值的五分之一，超过一半不及一倍者，其一半部分征五分之一，超过部分征四分之一。超过一倍以上者，超过一倍部分征三分之一，其余照前征收。广州市土地税每年征收数不一，1928年收三万四千四百余元，1929年为三十四万九千余元，1930年、1931年均为六十九万九千余元，1932年为九十万元，1933年则增为一百零三万元。地税每年增加。土地增值税每年约十二万元。
杭州市：1932年筹办地价税，调查地价并整理成册，送审后制成估定地价表和地价分段图公布，翌年又制成地价税册及地价册，6月开始征收地价税，税率为地价的千分之八，年分两次征税。每年征税额约为三十二万元。
此后，南昌、镇江又陆续开征地价税。1937…1942年之间，全国开征地价税者有四十九个县市。由于开征地价税涉及地政，即以整理地籍为基础，而地籍整顿迟迟未办，征收地税的推动也就极为困难。国民党统治时期地税征收未能普遍推行，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三、土地陈报和田赋推收
（一）整理地籍的原因
国民党政府时期所用土地记录是沿用时代的鱼鳞册，相去已三百多年，多与事实不符，地、户、粮三者往往不相一致，有地无粮、有粮无地、或地少粮多、或有契而土地已转他人之手。地政极为混乱，为不法官吏的舞弊和地主的逃税造成有利条件，其结果则是政府税收短绌，而提高地税税率的结果，地少者负担益重。所以清理田赋必先清理地籍，清理地籍最根本的办法为清丈土地，此法是清理田赋之治本方法。通过清太土地可使地户粮归纳在一起，按地可以得户，地税也就无法逃脱，以达到平均赋税、充裕财政的目的。清丈土地后，又可取得征收地价税的依据，为开征地价税作准备。但是，清丈土地费时间长，花费也大，国民党政府无此能力从事此项具体工作，仅实行土地陈报和田赋推收。
（二）土地陈报
土地陈报是整理地籍治标之策，需费较省，实行较易。土地陈报指土地业主将其户名、田地四至、坐落、面积、粮额自行陈报登记，各县即据此编成籍册，再以此项册籍为依据纠正田赋不实，也可作为清丈土地的第一步。
1934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提出举办土地陈报一案，并拟定办法，经国民党四中全会、行政院、各省市征集意见，最后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土地陈报纲要三十五条》，举办土地陈报。1941年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对办理土地陈报原则、实施计划作了新的规定。土地陈报由地方转为中央接管，划定区域，限期完成。到1941年底，已陈报土地者达四百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