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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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律比秦又进了一步。到汉武帝时，由于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犯法者多，于是任用张汤、赵禹等人，制定法令，法禁逐渐慎密，当时制定的律令有三百五十九章，死罪事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法制日严，人民因此而获罪者不少。不仅如此，西汉对执法犯法的官吏，也按法加以制裁。
秦、汉的税法，以及它的全部法律制度，集中表现了秦汉时期地主阶级的意志。它的作用是十分明确的：第一，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整体的利益，如有危及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危及国家政权的巩固，则以法惩治。第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秩序。从《田律》、《徭律》中可得证明。第三，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在《田律》、《徭律》、《仓律》、《关市律》以及《金布律》中，对农民缴纳田租、赋税，应服徭役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在《田律》中有“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并从品目、数量（税率）到质量的要求，都十分详细。如果完不成收入任务，即使是主管官吏，也要受笞责及至罢官的处罚。又如在采伐林木，猎取鸟兽等方面，不仅有时间限制，而且还有在什么情况下可猎杀，在什么地区杀的可“食其肉而入皮”的规定，同样十分详尽。秦代，为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需要，以及“重本抑末”政策的总体要求，对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规定有种种限制，如不服从，触犯法令，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汉初规定商人不准衣丝、坐车，不许做官。汉武帝时，对商人财产要加倍征税；如有欺隐，则籍没其家财。这些规定，在某些方面是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打击工商业主的，对工商业的发展有不利影响。
三、赋税管理
自秦以后，国家的财政同皇室财政开始分开，不仅划分了各自的收入来源，而且有各自的用途，分设机构，置官管理。秦汉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赋税收入。当时属于国家的赋税，秦代的汉代是田租（田赋）、口赋（汉为算赋），这是主要的收入；汉武帝后，又把原来属于皇室收入的盐铁税改归国家，实行专卖；此外，还有公田收入和屯田收入，均输平准收入等。属于皇室财政收入，指来自山川、园池、市肆的租税，包括口赋（汉代）、山泽税、园池收入和江湖河海收入、酒税、关市税以及户赋、贡纳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是分开使用。税收的征收原则，是根据国家的军政需要（包括官吏俸禄和国家军政经费），向人民征收赋税税收的征收原则，是根据国家的军政需要（包括官吏俸禄和国家军政经费），向人民征收赋税
为了有效地组织征收，秦、汉时期不仅设置了专门的财政机构，选配了适当的理财官员，而且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定了有关政策，制度，还加强了税收会计和年终报告。据载，秦代税吏在收到税款后，每千钱装一袋，加盖令、丞的印后收藏起来备用；至于收纳的粮食绢帛，则要经过检验，合格后才能入库；榆查不严的官吏，有罪。钱谷入仓后，必须加强管理。如管理不善，粮食霉变，损失不足百石者，官啬夫受到申斥；损失百石以上，不足千石者要罚官啬夫一甲；过千石者，罚二甲，并令官啬夫同仓吏共同赔偿财物损失。
秦汉时期，还加强了税收会计工作。有关衙署收到钱、物之时，要记入簿记，上级官府要定时或不定时地以账薄同库存实物核对，如发现账实不符，有关损失，要责令、丞和仓吏共同赔偿。为了保证国家财产的安全、完整，国家有时还令御史检查所记的簿册。“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到年度终了后，要进行总结算，地方官吏要定期向国王报告政令的执行情况和赋税的征收及完成情况。一年一度，还要把一年的税收预算数写在木券上，剖而为二，右券交中央朝廷，地方郡县留左券，年度终了，中央据以考核地方赋税征收的完成好坏，并作为官吏升降的重要依据。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古代，赋税总额也是由中央朝廷控制的。有时皇帝还亲自过问税收情况。据载，汉武帝曾在隆重的仪式中收取地方郡吏的上计。上计工作在汉代已成为一种正式制度。
当然，税收管理工作的好坏，并不能以收税数字多少而论。有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前程，不惜苛征暴敛，有时弄得人民生计全无，只好逃亡。不少社会问题的产生或加剧，原因之一就是国家税赋征收过苛。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赋税
自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五代时期。其中，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秦汉之后，又一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都有其特色。
第一节 概 论
一、隋、唐两代政治经济概况
（一）隋唐两代政治概况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七十年的分裂割据状况，开创了全国再统一的新局面。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着手于政治改革。在官制方面，确立了三省六部的制度。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和内史省。尚书省是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门门下省是审议机关，内史省是决策机关。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即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为户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工部，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同时，对地方机构实行精简，把原来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制，裁并了冗官，节省了开支。在军事方面，发展了西魏和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并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相结合，做到兵农合一，寓兵于农，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在远拔官吏方面，废除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经过以上政治措施，增强了武备力量，排除了士族势力，加强和巩固了中央集权。杨广杀父自立后，走的是另一条路。他肆意挥霍资财，残酷地摧残民力，对内大兴土木，对外不断征代。由于劳民过度，终于激起了隋末农民大起义，隋朝由此灭亡。
隋朝太原留守李渊，在隋末群雄割据时，起兵攻占了长安，得到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建立了唐朝，是为唐高祖。唐军在李渊之子李世民的率领下，经过几年的战争，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于武德六年，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唐太宗常以隋亡为鉴，励精图治，改进并发展了隋朝的各项制度，使其更加完备、周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唐王朝封建统治。唐朝前期，即从开国到“安史之乱”爆发，由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国势强盛，疆域扩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唐王朝的繁荣昌盛达到了顶点，形成了强大的唐帝国。“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日益加剧，中央集权逐渐削弱。唐末，宦官专权，统治集团更加腐朽没落，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唐王朝灭亡。
（二）隋唐两代的经济概况
隋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为全国商品的流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隋文帝即位后，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经济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主要措施是：（1）重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2）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北方的民户大量地向江南迁徙，同时把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也带到了南方，长江流域因此逐渐得到开发。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对江南的控制，并致力于南北经济的交流。特别是沟通南北经济的大运河工程的完成，对全国的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作用。隋文帝还把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推行到全国。均田制的实行，把隋初大批的流民和国家所掌握的大量无主荒地重新结合到一起。农民得到了土地，生活有了保证，社会得以安定，国家增加了税源。均田、轻税，再加上隋王朝不断检括户口，清查隐漏，使隋初户口增加，垦地扩展。据记载：“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到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文帝之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反映到财政上是国家财政充裕，仓储丰实，所以史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代农业的兴盛，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制船业和纺织业发展很快。当时不仅能够制造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下分为四层的龙舟，还能够制造供水上作战的战船。而长安和洛阳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则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有了大的发展。当时江都、宣城、丹阳、毗陵、吴郡、京口、会稽、杭州等都是规模很大的都市，尤其是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而且还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适应了南北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国家的繁荣和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初期，经隋末战乱，人口流徙，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凋敝。武德年间户口不满三百万户，黄河下游地区，一片荒凉的景象，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王朝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下令招还流民，继续实行均田制，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唐调制度。唐太宗常以隋亡为鉴，励精图治，更加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前后一百二十多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步上升，户口逐年增加。太宗贞观时，户不满三百万户，黄河下游地区，一片荒凉景象，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王朝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下令招还流民，继续实行均田制，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度。唐太宗常以隋亡为鉴，励精图治，更加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前后一百二十多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步上升，户口逐年增加。太宗贞观时，户不满三百万。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户增至九百六十万左右。
唐代工商业发展迅速，特别是纺织业十分发达，中国的丝绸和其它物品，沿着有名的丝绸之路，远销到西亚。唐代的陶瓷业，当时闻名中外，尤其是唐三彩陶器的绚丽多采以及塑工的高超技巧，都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唐代完成了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有假玉器之称。唐代的造纸业十分发达，益州的麻纸，杭、婺、衢、越、信等州的藤纸，蒲州的薄白纸，中外驰名。此外，唐代的造船业、冶铸业也都十分发达。与此相适应，唐代的商业繁荣，对外贸易有了发展。当时全国有很多大小不等的商业城市，扬州、益州等城市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广州是当时最大的海上贸易城市，广州与波斯湾之间，中外商船往来不绝。内地水路运输更是繁忙，据史书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味旦永日”。唐代由于工商业发达，工商税的税种、税目也不断增加，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唐朝中期，遭受“安史之乱”，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唐代从此由盛转衰。特别是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土地占有结构发生变化。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法无法再实行下去。“安史之乱”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北方经济发展缓慢。只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乱影响的南方，发展较为迅速。商业经营，后期较前期繁荣。僦柜、飞钱适应商业的发展应运而生。发展到唐代后期，由于统治集团腐朽没落，人民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终于导致唐政权的总崩溃。
二、隋、唐时期税收的特点
（一）经济繁荣带来财政富裕：
隋前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恢复了发展的措施：招还流亡，鼓励垦荒，简赋轻徭，从而使土地开辟，人口增殖。经过文帝的治理，出现了财丰民富的景象，史载：“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财政之富为前代所未有，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财政之富为前代所未有
唐初承隋末之乱，唐太宗励精图治，鼓励农桑，自唐初到玄宗开元年前，一百二十年间未曾改变，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赋简徭轻。这段时间里，经济逐步上升，户口逐年增加，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财政的充裕，岁收租、钱二百余万贯，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石；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六两为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万端（布大丈为端）。
（二）工商业的发展，新的税种税目不断增加
唐代前期，在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发展和繁荣起来。不仅官营手工业有了很大的进步，私人手工业门类也日益增多，包括纺织、采矿、瓷器、铜器，以及纸、笔、墨、砚等的制造，不仅形成了行业，且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纺织业中宋州、亳州的绢、益州的锦、扬州的锦袍驰名全国。由于全国的统一，商品流通日益活跃，在全国形成了许多商业城镇，长安东市有“三百二十行，四百立邸，四方奇珍，皆所聚集。”唐朝后期的商业较前期又有发展，江南城镇杭州，其城“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由于商品的繁多，交易的发达，为工商税收入奠定了基础。唐代中期以后，财政一度紧张。此时盐、茶、酒税、矿税、间架税的开征，以及借商等措施的采取，无一不以工商经济发展作前提、茶、酒税、矿税、间架税的开征，以及借商等措施的采取，无一不以工商经济发展作前提
（三）两税法开创了后世田赋制度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田赋制度，课税的主要对象一是田，二是户，三是丁。田为物，户和丁为人。汉朝的田租、口赋，魏晋南北朝的田租、户调，唐初的租唐调，都是以对人税和对物税并行。到唐中期，田赋制度由租庸调改为两税法。两税法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少来征税，纠正了从丁而税之弊，把对人征收的庸调废除，成为对物的财产税，它适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大进步。我国在唐朝中期以前，田赋主要是交纳实物，实行两税法后，开始以贷币计税，并可以货币交纳，这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大改革。两税法由对人税转变对物税，由实物交纳转变了货币交纳，这说明从我国隋唐中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赋税制度产生了一些新的因素，它为后世赋税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隋唐的田制、户籍和田赋
一、隋唐的均田制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