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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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甫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呢？
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下的呢？一个传说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花，给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
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说这批人处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李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国以下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夫妇请我在富贵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们饭店吃饭？”
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下毒药也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在黄昏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阳无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一点可取——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上海流氓杜月签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满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最后“牢里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口忆，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成，不无情治人员做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帧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帧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无法接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往。一九八五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谢聪敏写《君子和而不同》，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谢聪敏文中有这样沉痛的话：“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特务逮捕李敖，也有相当的根据。一九七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踪，他拍下跟踪便衣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耐尔斯。台独联盟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盟一定暗中联络。一九七一年；日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
‘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织‘台湾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下愈况，洵可知矣！
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
“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阴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台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好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好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准退役、跑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