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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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吉、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欠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
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活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一～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照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
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脱·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苦儿努力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rine，有赵余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一九四七年在北平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台北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一九八八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说：“四十年来，在北平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中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九日到二十七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一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我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中一年级，十七岁，己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
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面。比阿特丽斯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比阿特丽斯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惟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一九五三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帐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再也不“不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开我日后的先河。有诗为证：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世俗间。（《浮海与藏山》）
人皆谓我狂，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我心做主宰，
莫笑我立异，骂你是奴才。（《写贻党混子》）
眼亮心要黑，朝夕窥国贼，
千里寻知己，一求大铁椎。（《论侠六首》之二）
少年慕虬髯，扬眉持虎须，
大志虽未展，牛刀不割鸡。（《论侠六首》之三）
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
有话就真说，有屁即直放。（《诗的原则》）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立志》）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风云》）
老子没好气，见你就倒霉，
怒从心上起，杀尽直娘贼。（《杂诗八首》之二）
没有穷酸相，不会假斯文，
高兴就作诗，生气就骂人。（《杂诗八首》之四）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鬼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蒙祸与苟安》）
在这些类乎“薛蟠体”的口号里，依稀看到我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循线前进的。我的“少有大志”、我的不逃世思想，我的反“党混子”（党棍子）思想、我的反“国贼”思想、我的“有活就真说”思想、我的反“穷酸”思想、我的“耻于苟安作文豪”思想、我的“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思想……
十年后，一一都像预言般的出现了。不但这些，我的“反宗教”思想，也早就伏机在兹。有“反宗教诗”如下：
基督中国已捶碎，｝〕
中国基督无所依，｝
基督上天诉上帝，｝（天主教；基督教）
上帝叫他返夷狄。｝
原来中国要革新，｝
不要神仙只要人，｝
超以象外空无补，｝（佛教）
打倒释迦观世音。｝
民权时代神权微，
除了自救还靠谁？
任何宗教都别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种诗下面带大括号的体裁，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歪诗”，都是我十八时中学生时代的“残基”，可以看出我困学中的努力向上、困学中的自命不凡、困学中的孤独与孤愤。在这种情境中，我结束了中学时代。基本上，这一段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幸我永远不再是中学生了。
大寒纪
一身惨绿，四境深蓝 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三十二岁，初来教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
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十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说，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自此偶相过从、吃饭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他有信给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难有把晤机会，甚觉怅然，承赠大著及在世界论坛报所发表之专栏，雄风依旧，文采灿然，仍有大才小用之叹也。承支持，顺致谢意。荣实无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陆啸钊兄请代致意。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错字大多，现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书，当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颂
著祺
弟 工作荣 拜 七八、四、四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他还特别下帖子，在天厨餐厅请了一桌酒席，有石齐平、傅栋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归来我有日记如下：
工作荣请于天厨。
王作荣对我说：“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结果今天就是那样。”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赎罪”。大家大笑。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王说：“上帝不算？有这种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写了许多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众怒。最后一次，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我当面指着他说：“老师啊，请你搞清楚，现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还多。”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他不该支持李登辉，两人关系疏远了。不过在他胃癌开刀时，我还是到医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后，对我敬而远之，礼数也不见了、信也不写了、饭也不吃了。师生之谊，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登辉入国民党，他们关系甚深，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人家说李登辉曾以《出埃及记》中摩西自比，这不是真的，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摩西其实是蒋氏父子，他们“出中国记”，来到台湾。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李登辉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那和华（上帝）！”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商业周刊》有专文报道《李敖谈王作荣－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义灭友》，其中有几段说：
四十年前，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强调：“工作荣应该为过去支持理登辉而赎罪，以自己下台巡李登辉下台！”……
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勉励自己的老师：“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政坛也曾流传一则笑话，保险公司对工作荣有三不保：“灭灾不保、人祸不保、晚节不保”。
为了晚节，李敖说：“起来吧！王作荣，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王作荣有王作荣的干法。”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十二世纪时有一位英国主教名叫贝凯特，他勺国王年轻时代是酒肉朋友，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师，后来国王登基，将贝凯特纳为心腹，并封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于是一言九鼎的宗教头子，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竞与国王闹翻了，国王干脆派人杀了他，不料却引起公愤，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以平息众怒。李敖认为，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为了台湾，请弹劾李登辉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荣要“大义灭友”、“敢打老虎”，成为台湾第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长，以留名青史，效法凯撒被刺时，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达斯所言：“不是我爱凯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
工作荣桃李满天下，可是他曾对家人说：“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
整体而言，李敖认为工作荣“炮轰”李登辉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再加上健康不佳，想在最后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使王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战中，深恐一世莫名毁于旦夕；再则是湖北人的凤派性格发酵；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压力……
“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也有湖北人滑头的性格”，这是李敖对工作荣性格的定论。在心态上，李敖以过去对老师的尊敬，仍不忘期盼工作荣：“要以高风亮节，给李登辉难看！”
绝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的最后诤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恍然如昨。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甚于吾师。”西哲风范与决绝，惟我有焉。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