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当国 --帝制中国的至尊红颜-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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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任三长者，可优复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冯太后见到李冲的奏疏，赞不绝口，便召集公卿讨论。中书令郑义、秘书令高祐等人提出反对，认为此事实难推行，郑义还以退为进，对冯太后说：“太后倘若不信，就只管试行，事败之后，当知臣等所言不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耸听：“若改行此法，恐生扰乱，三长之制，不可执行。”太尉拓跋丕却极力赞同，他说：“太后陛下，臣以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时正当农忙季节，猝然改制，新旧未分，恐百姓因生劳怨，不如过了秋收，到冬闲时节再慢慢动手为宜。李冲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说：“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亲受其益，使他们明白改制的目的，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时机。”冯太后见众人莫衷一是，意见很难统一，便将手一挥，止住了众人的争论。她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斩钉截铁地宣布：“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庇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来，又有何不可？”群臣见她已是胸有成竹，就连那些持有异议者也都闭口缄默、俯首听命了。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冲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冯太后采取的这些重大改革措施，对于促进北魏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为了使鲜卑族逐渐适应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冯太后大兴教育，尊崇儒法，禁断卜筮、谶纬之学，从而开始了鲜卑族的汉化过程。这一点，又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打下了基础，清除了障碍。
晚年：慈育孝文（1）
冯太后在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并没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倒是尽可能让他参与，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锻炼。正是由于冯太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而且能够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这恰恰也是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成功之处。
北魏孝文帝像
孝文帝拓跋宏，也的确是位聪明睿智的可堪造就之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孝文帝还只有4岁的时候，他就能为患痈疮的父皇献文帝吮吸脓血，以减轻父亲的病痛。他5岁接受父皇禅位，小小年纪竟悲痛不已，献文帝不知所以，他却言道：“我接替至亲，内心的悲切无法表达。我心中是不愿见到父皇离去呀！”冯太后感觉孝文帝过于聪慧，担心日后对自己不利，便想要废掉他。冯太后甚至曾经在寒冬腊月北风呼号之时，把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关到一间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多亏了拓跋丕、穆泰和李冲等朝廷重臣的劝阻，她才改变了主意。后来，有宦官对冯太后搬弄是非，谮说孝文帝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顿。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自明申辩。他对祖母太皇太后，没有丝毫的怨言与不满。也许是冯太后被孝文帝的态度感化了，也许是从未生养的冯太后对自己亲自抚养长大的孝文帝动了恻隐之心，此后她对孝文帝再也没有动过火气，而是以一个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养、训导这位雅有至性的皇孙。同样，孝文帝也逐渐感到祖母皇太后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并且也为她临朝时那钢铁般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气度所威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与仰赖。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渐成为冯太后得意的事业继承人。
由于冯太后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据说他的诗赋文章皆即兴而作，立笔而就，即使有时因事情紧急，骑在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笔之风度。
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从这年开始，冯太后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当然，孝文帝的行动并没有超越冯太后允许的界限，所谓“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从不过多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大事参决。此时的孝文帝还不可能摆脱冯太后而独当一面。
冯太后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从思想上向他灌输治理天下的原则，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时，冯太后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
冯太后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她临朝以后，也改变了原来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绝了奢侈、铺张。在冯太后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骑的鞍辔是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镂。对此，冯太后极表赞赏。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太后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冯太后在政治上无疑是个铁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她身体不舒服，服用庵闾子（一种中草药），主事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他居然没有发现粥中竟有一支数寸长的蝘蜓（类似壁虎的爬行动物，俗称石龙子）。冯太后正要张嘴吃时，用汤匙轻轻一搅挑了出来。在一旁奉侍太后的孝文帝见此情状，很是恼火，狠狠地将那厨子大骂了一通，并准备处以严刑。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把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厨子释放了。孝文帝对此感触很深，很多年后，他也没有忘记。北魏“传祚无穷”瓦当
到他亲政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次是厨师在进食时不慎将热汤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饭时，也发现碗中有飞虫之类的东西。孝文帝既没有对厨师发火，也没有怪罪于人，只是和冯太后当年一样，一笑了之。
冯太后在孝文帝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也赢得了孝文帝对她的格外孝敬。有一次，冯太后带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国使者、诸方渠帅行幸方山，在灵泉池大摆酒筵，冯太后令众人各自表演当地舞乐以助酒兴。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太后上寿。冯太后见状，心中大乐，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开歌喉相和，并向冯太后再拜上寿。一时间，酒筵之上，歌舞四起，与太后和歌高唱者达九十余人，一派祥和、欢快的气氛。
冯太后不仅在政治上全力培养孝文帝，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婚姻和日常生活。也许是出于使冯氏家族世代贵宠的私心，或许是她不放心让别人家的女儿来到宫里，冯太后特意把同胞长兄冯熙的三个女儿纳入宫里。后来，孝文帝先后将两女立为皇后——史书上一称冯废后，一称冯幽后。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49岁的冯太后死于平城皇宫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她临终时，曾降遗旨，并书之金册，安排了自己的后事。遗旨说：她死后，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务行俭约，其幽房设施、棺椁修造，不必劳费。陵内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冯太后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进，毁慕哀悼。对太后的陵墓规格，尽管高闾、游明根等鸿儒重臣多方要求按太后金册遗旨办，孝文帝仍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
当年十月，冯太后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平阳北），没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为自己营造了寿宫，准备死后也埋葬在这里，永伴抚养自己成长的祖母太皇太后，以体慰她阴间的孤独。后因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这使“太和改制”再奏高歌，将洛阳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虚宫后来仅号为“万年堂”。尽管如此，改革大业后继有人，并能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扬光大，已足以使冯氏瞑目黄泉了。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是我在旧作《幕后帝妃》的基础上所作的修订本。《幕后帝妃》的完成是在1992年元月28日，屈指数来已经整整十四年了。往事如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为什么仍然愿意花时间作修订？这首先源于中华书局编辑李世文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世文先生是我去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唐朝二十一帝》的责任编辑，他把握文字的功力和对作者的尊重，尤其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我也很愿意倾听他的意见。给修订本取现在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集思广益后我们共同协商的结果，我以为这一名字更加准确地概括了本书的内容。
晚年：慈育孝文（2）
另外，还有一个动因，是当年那本小书出版后曾经得到过不少读者的错爱，其中承载了我当时作为一个学术“新兵”太多的写作体验。当年那本小书杀青之时，正是我研究生毕业走上大学讲台的第五个年头。书出版后，竟然意外地得到读者的欢迎，还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有的还是通过出版社转来的。其中，一位来自广西灵山的姓唐的中学生的来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们都有书信往来，直到我1998年工作地点发生了变化以后，当时这位中学生也快要毕业的时候。这一经历，极大地触动了我此后的教书工作和读书生活。我一直想，自己的小书居然能够得到中学生的喜欢，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极大奖励，也给我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它要求我更加仔细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著述。从此，我对所谓“敬惜字纸”的古训多了一层更深刻的体味。我越发相信，“用心”是多么有意义的字眼。
这次修订，本来想基本保持旧貌。但是，最终删除了原来书中写有的女皇武则天和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两篇。之所以删除，一是由于武则天由皇后、皇太后而称帝建国成为一代女皇，她的事迹我在《正说唐朝二十一帝》中有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如果这里再收，稍嫌重复，为了节省篇幅，就忍痛割爱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号称名君“良佐”，对唐太宗一生事业尤其是贞观之治助益良多，但是，长孙皇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从来没有超出后宫的藩篱。无论是把持皇权还是左右皇权，长孙皇后都谈不上对朝廷政治的干预。所以，考虑到本书的主题，也就没有保留这一篇。十八位后妃中，只有隋文帝独孤皇后是既没有垂帘听政也没有临朝称制的一位。本书仍然将其收录，是因为独孤皇后确实是一直参与朝政、经常和隋文帝讨论政事的。她不仅以“奇妒”干预着皇帝的后宫生活，在关乎皇统国运的继承人问题上也居中用权，所谓“废太子立晋王广，皆（独孤）后之谋也”；而且，在实际的朝廷政治中也形成了“二圣”格局，这一格局是隋代宫廷政治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可称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族门阀政治的余音续曲。换句话说，这也正是独孤皇后“当国”的奇特方式。这样的处理，不一定完全合适，但也反映出我近年对宫廷政治、国家体制运作等有关问题的思考。全书从篇目来说减少了两篇，但是其他篇目的内容和结构得到了充实，字数有所增加，并添配了一些图片，小标题也尽可能地结合新的内容作了调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付梓之际，还有一事需要稍作交代。在中国众多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的后妃中，清朝末年咸丰皇帝的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也就是“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慈禧太后）显然是很著名的一位。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的同治年间与慈安太后两宫并尊（诏旨分别尊称“母后皇太后”和“圣母皇太后”），以咸丰所赐“同道堂”小玺垂帘听政。她在儿子同治皇帝驾崩后，策立光绪皇帝并再次垂帘听政。光绪成年和大婚后，她虽几次名义上归政，但无意交权，一直以“训政”名义裁决军国大政。最后，竟借口光绪皇帝有疾将其幽禁于宫中瀛台。光绪皇帝幽死，又是她策立了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她前前后后把持朝政四十多年，成为清朝末年政坛上最具权威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位后妃，本书没有收入，我是考虑她生活的年代已经是所谓“近代”中国（我们习惯上把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了，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首先就有了偷懒的想法，所谓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再说慈禧太后时的生活虽然依旧保持了旧有宫廷的内容，但她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与以往已大不相同。不仅西方的所谓“奇技淫巧”在当时已经十分盛行，由于列强入侵、邦交受侮，乃有兴办洋务、变法维新、预备立宪等发生，所谓西风东渐的熏染和“新政”的出现，导致清末皇权的运作和宫廷政治的面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虽然清朝遗老有“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之叹，但慈禧时宫廷生活的内容已有很多超出了传统帝制时代的范围。幸好关于慈禧太后的传记已有不少，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找来浏览，这也给我的偷懒提供了借口。对此，敬请读者朋友体察鉴谅！
最后，再次感谢李世文先生和中华书局，也感谢多年来一直给予我关心支持的家人和朋友们，也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2006年元月27日即丙戌年春节前两日之深夜，任士英记于北京木樨地南里之何意栖斋。本年因北京市人大批准“禁改限”，时于窗外响起稀疏而性急之鞭炮声云。
《后妃当国》 机关算尽——东汉安帝思皇后阎姬
机关算尽——东汉安帝思皇后阎姬
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入春以来，京师洛阳城内一连几个月都滴雨未降。到了初夏时节，城内已显得异常干燥。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妨碍四月二十一日丙午的册拜皇后大典。这一天，满朝文武齐集殿内，安帝身边正襟危坐着皇太后邓绥。太尉持节捧玺绶，由宗正卿（汉为二千石官）出班高声宣读册封皇后的策文，读罢，一位仪态万方的少女出班款款下拜，向皇帝和皇太后谢恩，太尉授给她白玉雕成的“皇后之玺”。接着，一位宫官又给她披戴彩绣制成的绶带。这位少女再一次跪倒丹墀，称臣谢恩。这时，钟鼓齐鸣，乐声奏起，大礼已成。这位盛装的少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来到早已为她备好的座位上，接受公卿大臣的拜贺。这一位少女，正是皇太后邓绥为安帝选定的皇后阎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