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当国 --帝制中国的至尊红颜-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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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要挟朝廷除去殷浩以后，更是权势日盛。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前秦。他兵分水陆两路，曾攻入关中，转战灞上（今西安东），威震三辅地区。桓温的北伐，真实用意在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威服朝廷中的对手，而根本无意灭掉前秦，所以根本不想进攻长安（今西安），结果因前秦“坚壁清野”，大军粮草匮乏，不得不退兵。到永和十二年（356年），他从江陵（今湖北江陵）出兵，再次北伐，收复了洛阳。桓温上表请东晋朝廷迁都，但朝廷上下安于现状，偏安江东，无意北归，世家大族又怕被桓温左右，都纷纷反对。不久，洛阳被前燕慕容氏攻占。此次北伐仍是终无成效。但桓温两次用兵，远胜于殷浩等人的惨败，这不仅增长了他的信心，更使他的野心膨胀。东晋朝廷也已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桓温的压力。
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褚蒜子，也是左右为难。她不仅要遭受桓温嚣张气焰的熏烤，而且还要处处受到朝廷辅政大臣的支配。十几年来，褚蒜子越来越感受到生活的沉重。终于盼到升平元年（357年），14岁的儿子穆帝始加元服。按时俗，就算成人了，她立即归政，令穆帝亲临国政，决断万机。褚蒜子终于离开了垂着白纱帷帐的太极殿，回到了崇德宫。为了郑重其事，表示对朝廷有所交代，她又亲自手诏群臣。诏文说：“当年皇帝冲幼，事有无奈，我受众卿之请，暂代临朝。十几年来，仰赖众志成城，使王室不坏。现在皇帝既已成年，我理当还政。但四海未一，江山板荡，中原遭五胡凭凌，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还望众卿一如既往，竭尽忠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褚蒜子自称）永归别宫，以终余年。”
褚蒜子退居后宫，自享清静。说起来，这大概还略胜于受人摆布的临朝生涯。然而，天不遂人之愿，这种貌似清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升平五年（361年）五月，19岁的穆帝死于宫中显阳殿。因为无子承嗣皇位，朝廷又搬出了褚蒜子，让她下令，选立了琅玡王司马丕，是为东晋哀帝。他的弟弟东海王司马奕改封为琅玡王。桓温被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但朝廷最终不敢让桓温入朝。东晋陶女佣
哀帝因为笃信方士之言，饵食长生不老药，渐渐发展到“断谷”（绝食）的程度。到兴宁二年（364年）春天，他已经无法亲理政事。褚蒜子第二次被请出临朝摄政。此刻，桓温的权势急剧上升，他又一次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请求北伐。哀帝却因食丹药毒发，于兴宁三年（365年）二月死于太极殿西堂，终年25岁。桓温的北伐因哀帝的死也告停止。
哀帝死后，褚蒜子下诏迎立了司马奕，是为晋废帝（海西公）。
东晋王室遭遇两个短命的皇帝，把褚蒜子再一次从后宫推上了前朝，所谓“及哀帝、海西公（即废帝）之世，太后复临朝称制”。但是，随着桓温权威和野心的进一步增长，临朝的褚蒜子越来越感觉到身不由己，越来越成为受其操纵的当权者。
心如刀割的未亡人
晋废帝时，门阀政治的土壤已将桓温这棵大树培育得枝繁叶茂。桓温野心勃勃，踌躇满志，渐渐地，竟然动了篡位之心。桓温曾说过一句大为有名的话：“大丈夫纵然不能流芳后世，也应当遗臭万年！岂可人生一世，平平碌碌！”可谓明证。
桓温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于太和四年（369年）再次率兵北伐。但这次北伐运气不佳，他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被前燕击败，只得后退。经此一败，桓温反落得声威顿减，名誉扫地。为了扳回面子，确保自己的权威，他竟然想到废掉皇帝、另立新君的手段。主意一定，桓温便与参军郗超密谋策划。但是，皇帝平日倒也谨慎，并无恶行，若径直靠武力擅行废立，势必招至天下非议。桓温考虑到，宫门九重，外人对皇帝隐私尤其是私生活真假莫辨，不如从这里下手做点文章。于是，桓温诬称：“皇帝当年做琅玡王时，就患阳痿，不能生育。他嬖宠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参侍内寝，竟与他的妃子田氏、孟氏生了三个儿子。听说那年长者还要立为储君，这不是倾移晋朝皇家基业吗？”然后，桓温秘密派人将这番话在民间传播。人们不知虚实，一时之间谣言四起，皇帝的隐私成为建康百姓聚会闲聊的话题。以皇帝的私生活和外人不能洞悉的内廷隐私来设计发动皇帝的废立，桓温也真是将政治斗争的把戏玩出了花样。
民间的议论对于东晋朝廷的政治态势带来了影响。很快，朝野上下就对当今皇帝的隐私议论纷纷了。桓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他急不可待地从镇所直奔建康，并上奏皇太后，请废黜当今皇帝司马奕，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君，把早已按褚蒜子口吻写好的诏草也呈上。正在宫中佛屋中烧香的褚蒜子接到奏章，便起身向佛屋外走去。当走到门槛处，她已浏览了数行，只见上写着：“王室艰难，穆、哀短寿，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玡王（废帝）司马奕亲则母弟，故令承大统，然其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所生三个孽种，不知究竟是谁人之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褚蒜子心里已明白几分，这是桓温要借自己之手行废立之事。但她面对此情此景无可奈何，只自言自语地说：“我本来就对此疑惑。”但不知她的疑惑是指废帝的隐私还是桓温的野心。接着，她又观览桓温的奏章：“司马奕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那几位孽种也已成人，尚欲立为皇储、封为藩王，实是诬罔祖宗，亵渎神灵，是可忍，孰不可忍！”褚蒜子只读了一半，便不忍再看下去，满脸的悲伤与无奈。桓温的意图明明白白，毫无遮掩，褚蒜子只得让人拿来笔墨，按照桓温草拟诏令的口气批道：
未亡人（褚蒜子自称）不幸，又遭此忧患，感念存没，心如刀割。社稷大计，岂可儿戏，当此情景，怎可心软！桓温所奏，宜即敕准。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桓温本来对皇太后褚氏会不会合作颇有些担心，在宫外候旨时，竟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褚蒜子的批诏传出，桓温才长长地吐了口气，心中大喜。
第二天，桓温召集百官到太极殿，拿着皇太后的诏书，宣布废司马奕为东海王，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事后，桓温又想把司马奕废为庶人，褚蒜子实在于心不忍，便下诏劝止，于是改封司马奕为海西公。这就是晋废帝被称为海西公的由来。
桓温一手操纵另立简文帝后，褚蒜子被尊为崇德太后。
简文帝是东晋元帝的儿子，按辈分还是康帝的皇叔。简文帝辅政多年，颇有政治经验，褚蒜子终于又一次结束了临朝听政，回到了崇德宫，继续焚香礼佛，善修正果。
谢安操纵的崇德后
简文帝即位以后，惧怕遭到海西公同样的下场，便逢事拱手，沉默寡言，全凭桓温定夺，他曾泪流满面地吟咏庾阐的一句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这种忧惧紧张的皇帝生涯不到两年，简文帝便一命归西了。
谢安像简文帝的死，再一次戏剧性地把年近半百的褚蒜子推到了临朝称制的位置上。
桓温本来以为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谁知，朝廷又搬出了崇德太后褚蒜子，以她的名义，立简文帝三子年方11岁的司马昌明即位，是为晋孝武帝，只令桓温入朝居摄，辅弼幼主。桓温对此十分愤怒，他谢辞入朝，以大司马身份镇于姑孰。
宁康元年（373年）七月，桓温病死，其弟桓冲代他镇守姑孰。出身于陈郡谢氏的宰相谢安提出：“天子幼冲，元辅新丧，应请崇德太后临朝。”同僚王彪之认为：“前世天子幼在襁褓，皇太后因母子一体，可以临朝，不过太后却不可决事，凡事皆须顾问大臣。但现在皇上已经10岁，转眼就可以加冠成人，崇德太后虽然数度临朝，但与皇上是叔嫂名分，若令其临朝，恐有碍于圣德光大。您一定要她临朝，我也没有办法，只是怕有失大体。”谢安听了，只微微一笑，并不放在心上。原来，谢安自有打算。他担心桓冲继桓温之后东山再起，所以有心遏制其发展。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让褚太后临朝称制，自己专于献替裁决，独揽大权。因此，谢安率朝廷众臣启奏皇太后褚氏，请她以社稷为重，再次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这年八月间，褚蒜子又一次临朝摄政。显然，她这次临朝，又是朝廷上士族门阀权力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操纵者而已。
这次临朝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宁康二年（374年）四月，褚蒜子特降恩诏，对三吴及会稽一带旱涝灾区，减免半年到一年的租布，并令地方赈贷济民。这也许可以说明，褚蒜子尚怀体恤天下之心。但是，她的这种恩典，老百姓能否得到实惠就很难说了。
太元元年（376年）的新春佳节，年满14岁的孝武帝加元服，褚蒜子正式下诏，归政皇帝。从这一年开始，地震、暴风、雨雹接连不断。但退回后宫的褚蒜子似乎对这些已经不再关注了。她又一次复称崇德太后，想要颐养天年。也许有人会说，褚蒜子是个不贪恋权位的太后。她两次主动归政皇帝，在历史上确属罕见，但其中的苦衷显然又是不待明言的。
太元八年（383年），东晋在谢安的主持下，同前秦苻坚的九十万大军决战，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辉煌胜利，并乘胜北伐，收复了洛阳等地。次年六月，褚蒜子在宫中死去，终年61岁。四十余年寡居的寂寞、苦闷，几番临朝的浮沉与饱受操纵的难言之隐，一切一切都化为了昨日云烟，无声无息地随风逝去了。
然而，东晋朝廷上士族门阀之间的斗争并未有片刻停息。淝水之战后，谢安遭到排挤，于太元十年（385年）病死，终年66岁，谥号“文靖”。继之执掌朝政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专事聚敛，大肆搜刮，激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大起义，桓温的儿子桓玄乘机而起，发动叛乱。东晋政权左右交困，遂如夕阳西下，奄奄一息。可以说，士族门阀政治不仅决定了褚蒜子一生的活动，而且也最终葬送了东晋政权。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