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当国 --帝制中国的至尊红颜-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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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五年（118年），平望侯刘毅上书安帝，认为应该按照帝王之制给邓绥立注纪：“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娥皇、女英），比迹任（文王母）、姒（武王母），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考检古代名妃贤母，无有像皇太后之功著者。应按汉家旧典，为之立注纪，使太后功德不绝于世。”既然朝廷之上有这样的动议，安帝当然不便拒绝。这件事反映出，邓绥的权力和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了。
这一时期的邓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营造着施展才干的大舞台。有些大臣提出，安帝已渐渐长大，皇太后应该归政皇帝。邓绥对这些人基本上是轻者削职、重者处死，郎中杜根就曾因此被邓绥派人装入一个大口袋中，于殿外扑杀，然后丢于城外。谁知杜根命不该绝，竟然慢慢苏醒过来。当邓绥派人验尸时，他只好装死，如此三天，以致眼里都生了蛆。杜根死里逃生，后来做了酒保，直到邓绥死后才敢出头露面。堂兄邓康见她久临朝政，也心怀畏惧，委婉地劝她听从大家的建议还政安帝。在遭邓绥拒绝后，邓康便推托有病，不再上朝。邓绥派宫中一位女婢前去探问虚实，这位女婢早先是邓康家奴，见到邓康后倨傲无礼，被邓康痛斥一顿。她回宫后便向邓绥报告，说邓康是装病，且又出言不逊，对太后无礼。邓绥不问青红皂白，将邓康免职，并把他从族籍上除名。至此，邓绥依然牢牢地掌握着朝政大权。看来，权力的魔力对她也是同样有效力的。
身后冤
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年）秋天，邓绥曾患过一次重病。当时身边的人纷纷为她祈祷上苍，愿代太后去死。邓绥闻知，很不高兴，命令掖庭令以下只可祈福，不要妄生不祥之言。不久，她的身体就康复了。
永宁二年（121年），邓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经常通宵咳嗽不止。二月时，病情越发严重起来。邓绥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仍然坚持乘御辇到前殿朝会群臣，与侍中、尚书相见，并去了皇太子刘保刚刚修缮的新宫。回来以后她大赦天下，并发布诏告：“朕以无德，母仪天下，但天不作美，和帝早去。延平（殇帝年号）之际，海内无主，国统民运，危于累卵。朕虽无奈临朝，但勤勤苦心，不敢以万乘之尊为乐，时刻想着上不欺苍天，不愧先帝，下不负黎民，不违宿愿。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自以为感彻天地，当蒙福祚，但丧祸内外，和、殇二帝早崩，家母又永违人世，令人伤痛不绝。如今朕又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自从勉强拜奠原陵（光武帝刘秀陵），日夜咳嗽，常咯血不止。生死由命，无可奈何。公卿百官，愿能勉尽忠恪，以辅朝廷。”邓绥向天下臣民宣布自己的病情，并以朝廷大事为念，说明这一时期东汉朝廷的政治面貌还是处于很正常的状态。
当年三月间，41岁的邓绥一病不起。邓绥死后，与和帝合葬顺陵，谥号为熹皇后。根据古代谥法，“有功安人曰熹”，正概括了她为汉室勤勤恳恳的一生。
邓绥称制终身，号令自出，虽勤勉为国，但安帝成年后，自然会产生亲政的想法，所以，安帝势必对自己形同虚设、事事拱手的现状不满，从而产生愤懑。再加上安帝的乳母王圣经常搬弄是非，说邓绥的坏话，更让他气盛。邓绥一死，宦官江京、李闰等巧设罪名，诬陷邓悝、邓弘等外戚曾有废黜安帝拥立平原王的阴谋。安帝遂向邓氏家族开刀，将邓氏子弟削夺封爵，废为庶人。有些远流边郡，后在地方官的威逼下，被迫自杀。邓骘因安帝未能找到他预谋废立的证据，免职以后遣返原籍，家资田宅皆被充公。邓骘与儿子邓凤自知申冤无门，绝食而死。邓骘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将作大匠邓畅，也自杀而死。
就连邓绥宠爱的宦官蔡伦，因为当年介入后宫之争，曾诬陷过安帝祖母宋贵人，始亲万机的安帝也令其前往廷尉说明问题。失去保护伞的蔡伦担心到廷尉以后遭受耻辱，迫于压力也服毒自杀。
邓绥尸骨未寒，邓氏家族及其亲信蒙遭冤狱，天下无不为之痛惜。大司农朱宠就认为邓骘乃是无罪遇祸，便用车子载着他的棺材，肉袒上朝，为他鸣冤。接着，众人也多称邓骘冤枉。安帝无奈，将其安葬在洛阳北邙山的祖坟之中。邓骘归葬之日，公卿同吊，莫不悲伤。一直到顺帝即位后，才为邓骘恢复了名誉。
古代史学家评论说：“邓后执持朝政以招众谤，所幸者非为一己之私。她焦心勤勉，自强不息，排忧解患，惟为国家大事。”邓绥生前虽对外戚有所约束，但在身后仍不免于诛戮。邓氏家族的浮沉，正是东汉国运盛衰的表征。
从此，东汉王朝宦官、外戚势力交相崛起，把持朝政，渐使国运走向衰微。
《后妃当国》 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
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皇后冯氏，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被习惯地称为“文明太后”。“文明”，是她以太皇太后身份死后被加的谥号。冯太后临朝执政期间的大胆改革，为北魏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不仅因此成为北魏历史上的成功政治家，而且赢得了后继者孝文帝的敬重。她的一生，既品尝过成功的快乐，也体验到探索的艰辛；既享受过人际天伦的温馨，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考验。
少年：国亡父丧
冯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她的祖父冯文通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国君，这样说起来，冯后乃出身于名望之家。
西晋末年，战乱不息，北方的游牧民族乘虚而起，各显神通。匈奴、鲜卑、氐、羯、羌，纷纷越过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地区，形成所谓“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冯氏的北燕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崛起的一方诸侯。按照冯家的说法，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魏国国君的始祖毕万。毕万在晋献公时因功封为魏（今山西芮城）地大夫，毕万即以魏为姓氏。魏国被秦国吞并后，魏氏的一支流落到山西境内的冯乡，遂改为冯氏。此后冯氏宗族历经世变，几经流徙，在三晋之地苦苦支撑。后来，冯后的曾祖因军功渐渐发达，他的两个儿子冯跋、冯弘（字文通）竟先后做了北燕的国主。只是没多久，北魏太武帝进逼北燕，冯弘被迫逃往高丽，并最终死在那里。但他的几个儿子，以冯后之父冯朗为首，加上冯崇、冯邈，为防遭后母慕容氏谮陷，联手出逃辽西，投降了北魏。冯朗被加封为西城郡公，领秦（治今甘肃天水）、雍（今陕西西安）二州刺史。此时，冯后尚未出世。
冯后的母亲王氏，乐浪（今朝鲜平壤）人，是冯朗在北燕时所娶。二人能够成亲，主要得益于北燕地邻高丽，再者冯跋与高丽国王的远房亲戚慕容云是至交。
因多年动荡不安，直到随夫任官长安后，生活暂时得以安定下来，王氏夫人才给冯朗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冯熙，就是冯后的同母兄长。到了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冯后。冯后出生之时，距祖上建立的北燕灭亡已有六七年的光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已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与南朝形成了对峙之势。身为北燕国主后裔的冯氏家族，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大局下，能否享受安逸的生活，实在难说。
冯后出生后不久，哥哥冯熙就因叔叔冯邈战入蠕蠕（柔然，居于阴山一带的少数民族），被人带着逃到氐、羌中生活，多年以后才找回。接着，冯家突然遭遇了飞来横祸：不知是朝廷对冯后那位曾为北燕王子的父亲心存疑虑，还是冯朗果真有什么不轨之举，总之是冯朗因受一桩大案株连被太武帝下令诛杀了。按照惯例，冯氏因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没入宫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冯氏在宫中得到了姑母冯昭仪的多方照应。
原来，冯朗兄弟逃出北燕投降北魏后，穷蹙的冯文通在北燕大兴四年（434年）派尚书高颐奉表入魏，请罪称藩，乞求太武帝，愿以小女儿充入掖庭，以求生路。太武帝答应后，冯文通就派人将最小的女儿送给了太武帝，不久被立为左昭仪。冯昭仪在冯氏没入宫后，动了恻隐之心，向皇帝求情让冯后与自己同住。这样，冯后避免了学做苦役的营生。由于姑母待她“雅有母德”，冯后虽然仍是卑贱的宫中婢女，但她幼小的心灵却得到了几分慈母般的温情。
多亏了姑母的悉心照料与抚养，冯后慢慢长大成人。终日耳濡目染，她逐渐熟悉了北魏皇宫内的礼仪和其间的微妙，积累起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养成了复杂的感情性格。
冯后11岁的时候，宫中发生了一场重大事变。北魏正平二年（452年）三月，中常侍宗爱谋杀了太武帝，然后秘不发丧，假冒皇后赫连氏的名义将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匹等人召入宫中依次绑缚起来砍了脑袋，东平王拓跋翰也被他秘密处死。尔后，宗爱立吴王拓跋余为帝。宗爱自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爵封冯翊王。既录三省，又总戎禁，坐召公卿，大权在握。被立的拓跋余深以为忧，便想谋夺其权，结果又被宗爱派小黄门贾周等人杀死。短短几个月，宗爱连杀两位皇帝，引起朝野震动。不过，宗爱虽手握军政大权，毕竟是个刑余之人，不可能自己去坐皇帝的位子。不久，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又迎立了宗室拓跋濬，即北魏高宗文成皇帝。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长子。太武帝对他十分喜爱，时常呼之为“世嫡皇孙”。拓跋濬5岁的时候，曾随祖父北巡，遇到一位刚刚降服的部族首领处罚他的手下，拓跋濬没等祖父发话，就自作主张，命令那位首领说：“这人今天有福气，他有幸遇到我，你就应当立即释放他。”拓跋焘深感惊奇，说道：“此儿年龄虽小，却知处理大事，有天子之风度。不可小瞧。”拓跋濬即位之后，其性格能力得到了更充分的施展。
为稳定朝中形势，文成帝果断地把宗爱、贾周等作恶不法的宦官诛杀，夷灭三族。又在兴安元年（452年）十月，把尚书长孙渴侯擢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以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录尚书省事。但二人争权，遇事不能互相合作，只一个月时间，文成帝即将二人赐死。为了防止再祸起萧墙，文成帝将宗室广阳王建、临淮王谭诛杀，太尉张黎、司徒古弼因为论事不合乎他的旨意，也被黜出朝廷，贬为外官。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晋爵为乐陵王，南部尚书、章安子陆丽晋爵为平原王。后又委任二人为太尉、司徒，以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共辅国政。拓跋濬即位之初的一两个月里，赏罚严明，迅速把纷纷议论的朝廷平息下来，显示出他治理国政的才干与刚毅性格。
几个月中，朝廷上政治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残酷的宫廷斗争的现实，使冯后深为触动。父祖以前大起大落的经历，个人由不谙世事到没入宫掖，一桩桩，一件件，不免使这位年仅10余岁的清纯少女对政治斗争多了一些更直观的感受。她开始体会，开始观察，开始明白了这九重天隔、戒备森严的皇宫内院常常隐藏着的无穷争斗与杀机，到处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
13岁的文成帝登基不久，就选中冯氏做了贵人。这一年，冯氏只有11岁。从此，她的生活改变了。
伴驾：文成之死
冯后离开了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姑母，来到了文成帝的寝宫。婚后陪王伴驾的生活是和美的，她也更有条件熟悉和了解国家最高层的政治运作了。
高允像
由于用人得当，特别是由于重用汉族大臣高允，文成帝统治时期的北魏基本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冯后对文成帝不拘民族成分，宠重汉族出身的高允，感到十分钦佩。朝廷之上对汉人的看法也明显改观。这对于日后冯后当政期间吸收汉法、重用汉人、推行汉化的措施，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文成帝的施政风格给冯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4岁的冯氏被文成帝立为中宫皇后。
冯后被立为中宫之主，除了她的聪慧与才貌外，恐怕与她在宫中生活多年深谙宫内诸多关节有关。因为，宫中嫔妃要得正位中宫，必须先要手铸金人，若能铸造成功，则视为吉祥如意，若是铸而不成，则妃嫔不能立为皇后，这在北魏历史上属于“故事”，也就是定制。为什么要铸金人才能遂愿？我们不清楚，史书上只说是“以成者为吉”，但因何“以成者为吉”，没有言明，推测这恐怕与鲜卑旧俗有关。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个大学问家，他在《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也说铸金像是为了占卜。也许铸像以卜吉凶还有更深的内容包含其中。这与佛教当中造像的本义有无关连，是值得深究的。佛法东渐以后，虽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毁禁，但民间信仰仍无消减，太武帝晚年就已对禁令有所松弛。到文成帝即位后，群臣都一再要求彻底解除对佛教的禁令，足见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兴安元年（452年）底，文成帝颁诏各州县许立佛寺，准许剃度出家，并亲自为师贤等高僧剃发。他在僧侣的建议下，命于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约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开凿五所石窟，每窟中雕凿石佛像一座，像高达六七十尺，遂成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造像的缘起。
话说回来，冯氏几年间从卑贱的宫中婢女，跃为贵为天下国母的皇后，不啻是天壤之别。但早谙世事的她，并无多少骄矜之色，只是勤劳地操持宫中事务，并不时关注着国事。
太安四年（458年），文成帝率兵巡视阴山，车驾深入大漠，使蠕蠕（柔然）绝迹远逃，不少部落酋长率部求降。冯后为文成帝大扬声威而欢呼雀跃，并陪他一起观看了庆典活动。冯后不仅为国家的兴盛而感奋，而且也为国家的未来而操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后对文成帝乳母常氏的恪尽妇礼及对文成帝之子拓跋弘的哺养，为自己赢得了宫内宫外、朝廷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濬与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南）人李氏所生之子。太安二年（456年）二月，也就是冯氏被册为皇后的第二个月，不足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道武帝拓跋珪当年所定的规矩，凡后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以防母以子贵，专擅朝政。李氏被赐死后，冯后便担当起了养育之责，将拓跋弘视若己出，竭尽慈爱，使文成帝也深感快慰。
贵为皇后的冯后，深深地理解文成帝为国操劳的艰辛，尽力为他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在生活上给他以温存体贴。每次文成帝出征、巡幸归来，冯后都以她的百般柔情化解皇帝的一路风尘。在冯后身边，文成帝仿佛忘却了朝廷上大臣的争斗，忘记了柔然、刘宋于南北的威胁。总之，冯后与文成帝的后宫生活是美满和谐的。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