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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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署找来秀才们进呈有关文章，加工来用，纸币果然就制造成功了。
在明朝建国初年，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应是最大的谋反案之一，其株连之广，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见的。
中国著名文学家、洪武朝大学士、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因年纪已大，早已退隐林泉，离京师千里而居，但他的孙子宋慎知道胡惟庸谋反而未举报，就被株连逮捕到了京城。马皇后听了，连忙跑去对朱元璋说：“听说皇上要处死宋学士，不知是何缘故？”朱元璋说：“宋濂的长孙宋慎知情不报，形同谋反，属大逆不道之罪，按律当诛，且应祸灭九族！”马皇后求情说：“宋学士闲居浦江，早已不问政事，且离京城有千里之遥，根本不知其孙谋反的事，怎么能处他以死刑呢？”朱元璋对谋反之事恨之入骨，所以不听马皇后的劝告，拂袖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只见马皇后直落眼泪，朱元璋很奇怪，就问她是什么原因。马皇后说：“宋学士跟随皇上四十多年，德高望重，四海敬仰，又兼满腔赤诚，肝胆照人，如今年逾古稀，却要被刀斧之刑，我哪里能吃得下这珍馐美味？”朱元璋听了这番话，被深深地打动了，就免了宋濂的死刑，改为发配茂州。
所谓“狡免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一点，在朱元璋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皇后在谏阻杀戮、保护功臣方面，其做法也可谓前无古人。
建国之初，明朝定都南京，但南京城墙不够坚固完整，朱元璋准备修建，因国库中资金缺乏，朱元璋就向民间募集资金。吴兴人沈秀是一位深藏于江南小镇的富商，用“富可敌国”四字形容，毫不为过。他一生精明盖世，老来却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他自动捐款要求修半边城墙，二是他修的这半边比朱元璋修的那半边提前完工了三天。本来，朱元璋对沈秀主动要求修半边城墙就大为不满和嫉妒，觉得一个商人竟敢同皇帝平起平坐，且是用钱来修城墙，岂不是为沈秀自己立纪念碑，灭了他皇帝的威风？再加上比皇上提前三天完成，那就更是压倒了皇上，有“欺君之罪”！朱元璋性情忌刻，哪里能容？就找了个借口说沈秀乱掘山脉，把沈秀捕入狱中，准备处死。马皇后知道了此事，急忙前去问询，朱元璋说：“民富敌国，是为不祥。”马皇后抗言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沈秀虽富可敌国，却并未犯法，为什么要处他死刑呢？”朱元璋理屈词穷，只得把沈秀改谪戍云南，沈秀终于死在贬所，从此，江南富人吸取教训，更加深藏不露。
马皇后做了十五年的皇后，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病重，医治无效，群臣纷纷访求名医，督责医官，马皇后却很平静地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这种宁静安祥而又慈悲的情怀使朱元璋及群臣大为感动。朱元璋问她有何遗言，马皇后说：“妾与陛下起自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妾殁之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慎终如始。”言讫而逝，年五十一岁。
马皇后的这番不是遗言的遗言，至为朴实而又至为深刻。自朱元璋及群臣百姓，闻马皇后死讯，无不恸哭。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九月，葬马皇后于孝陵，临葬风雨雷雹大作，朱元璋以为不吉之兆，愀然不乐。送葬僧人宗泐口宣一谒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
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朱元璋听了，才转忧为喜。
马皇后死后，宫中有很多追忆马皇后的歌谣，其一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这里倒不是一定要为一位封建皇后树碑立传，而是因为马皇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特例。她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品德端正，处事得当。马皇后身为郭子兴的义女，朱元璋的夫人，其地位与作用都十分微妙。如果她存有私心或是处事不当，极有可能导致郭子兴和朱元璋关系的破裂。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不仅朱元璋当时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对于郭子兴和农民起义军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马皇后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义父和丈夫一时的曲直得失，保持了他们的团结，发挥了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的作用，为义军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马皇后既能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又能辅佐朱元璋治天下，如此善始善终，实属难得可贵，贫贱而不馁，富贵而不骄，这是中国传统的做人标准之一，在马皇后身上确实体现出来了，至于大和尚颂她为救苦救难的“马如来”，虽不无过誉之嫌，也实在是不无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多残暴，后宫多秽乱，而马皇后却像一道耀眼光芒，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显示出了人性之美，女性之美。实可谓斯人虽已逝，千载有余情！
11两个开国宰相
历史上的很多地方是十分相似的。
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史，数十个异姓王朝，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圣贤奸恶、才子佳人充斥其中，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觉得是一个理不清的万花筒，只能由它变幻，后人不知所以。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还是不难窥见其中的门径：在这纷纭复杂的历史中，虽然你争我夺，变来更去，但有许多地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改朝换代可谓古代史上的大事了，就以此为例吧，每次改朝换代，差不多都要大动一番干戈，像赵匡胤以兵变的方式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的情况是很少的，也就是说，流血的方式占绝大多数，“和平过渡”的情况则极少。而且，在流血的方式中，往往是首倡者失败，后继者成功。如陈胜、吴广首举义旗，而其后继者刘邦、项羽灭秦成功；绿林、赤眉起义军未能灭亡西汉，后起的豪强地主刘秀却消灭了义军而自称继续汉统，建立了东汉；东汉的灭亡与西汉类似，黄巾起义未能成功，倒是镇压黄巾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三分了天下，并由曹魏政权灭了东汉；在反隋起义中，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人的义军未能成功，而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李唐政权一面镇压义军，一面取隋而代之，建立了唐朝；成吉思汗固然英武，到其孙忽必烈才真正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反元的韩山童、刘福通、郭子兴起事最早，但均未成功，倒是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灭元朝、扫义军，建立了大明；清朝的建立同元朝更相似，努尔哈赤白手起家，但只是清朝的奠基者，其子皇太极才是清朝的真正开创者。
大的王朝是如此，小的王朝也差不多，看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竟也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何以如此？盖因先行者殉难，为后继者奠定了基础。这基础包括三方面：一是对旧王朝进行了打击，使之摇摇欲坠；二是为后继者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三是把后继者从普通人中选拔出来，并把他们逐渐地培养成了成熟的政治家。而先行者，往往只是逞血气之勇，只具有勇士、烈士的拚闯之力，而无政治家的素质。如此说来，先行者虽是功不可没，也只能做后人的“铺路石子”了。
除了开国方式相似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也多有相似之处。就拿西汉、唐、明三代的文臣来说，西汉的刘邦有萧何、张良；唐朝的李世民有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朱元璋则有李善长和刘基。这三个朝代都是用大规模的战争方式取得了政权，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如果把这些文臣稍加比较，就会看出历代开国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大致是相同的。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同刘邦既是患难之交，又是贫贱之交。在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椽，由于萧何比刘邦的官位高，就时常给刘邦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后来刘邦押送修长城的夫役去北方，夫役沿路逃走，刘邦不能交差，就索性放了夫役，和愿意留下的人一起逃到芒砀山中当了草寇。不久，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威胁到了沛县，沛县县令怕城破被杀，萧何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可招回刘邦，让他聚众来保卫县城。县令先是同意，但等刘邦到来时，他又后悔了，并要加害萧何。萧何急忙逃出城外，和刘邦一起，攻占了县城，杀了县令，公推刘邦为沛公。萧何是刘邦起兵的主要促成者、策划者，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刘邦。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取得天下的策略，二是保障后勤供应。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重收集传统戏剧中的项羽造型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杜牧／题乌江亭
法令制度等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一样急于抢掠财物。在刘邦攻陷咸阳之后，萧何帮助刘邦制订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安定了汉中一带。到项羽把刘邦分封为汉中王，萧何更是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聚势力，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同项羽决战，而不能激于一时的义愤去自寻死路。在萧何的劝阻下，刘邦终于安心汉中，整顿军备，为消灭项羽作好了准备。
在四年的楚汉相争之中，萧何有两大贡献：一是推荐了大将韩信，二是保障了汉军的后勤供应。
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说刘邦筑拜将台，拜他为大将，终于为刘邦取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在东方与项羽激战，萧何在汉中安抚百姓，颁布法令，把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把军需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萧何的后勤保障，刘邦是无法打败项羽的。
刘邦建国后，萧何为相，他在诛戮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保首级，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策略：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吕后处置军国大事，不违上意。注意取得刘邦的信赖，乃至送子侄作抵押。三是设法自污，让刘邦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威望也不高。这样，萧何得以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刘邦把萧何称为“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于道”的“人杰”。另一位重要的文臣，则当数张良了，刘邦对他的评价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他与力士一起在博浪沙行刺过秦始皇，可以说自小就立下了反秦的志向。自己曾拉了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后归附刘邦，又随刘邦一起归附过项梁，最后，他选择了刘邦。张良貌雅神秀，有似妇人，但他却胸有韬略，胆识具备，为刘邦军事上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在鸿门宴上，张良果断地掩护刘邦脱身，面对项羽对刘邦可能进行的军事攻击，张良屡施计策，使项、刘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保全了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期，刘邦指挥不当，在彭城战役中惨败，张良在这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充分调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使楚汉相争的局势得到了转变，刘邦渐趋主动。
公元前204年，刘邦固守荥阳以待援，形势危急，郦食其提出分封六国后代以解荥阳之急，张良竭力阻止，指出分封六国必然军心瓦解，免去了汉军的一场灾难。公元前203年，韩信破齐，想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但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汉军的优势地位。最后，项羽见打不过刘邦，就提出以彭城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刘邦犹豫不定，还是张良坚决反对妥协，主张乘胜追击，把项羽一鼓消灭。在建国以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扩大分封，以免诸将不满，相聚谋反，并从地理、经济、政治基础等方面分析，主张定都长安。
其后，张良功成身退，托病在家，致力于古代军事著作的研究，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张良一生坎坷，而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所划谋策，皆关系到战事成败或是国事治乱，可谓千古难得之良臣。尤其能激流勇退，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更属不易。
人们往往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忘记了另一面，那就是历史也往往有惊人的相反之处。
十八学士图
何以隋朝没有人才而唐朝人才荟萃？原来，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
唐朝的开国宰相房玄龄和明朝的开国宰相李善长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与不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性格的差异，至于为什么，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意味深长。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长期在隋朝做官，在任上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但他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杜如晦
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