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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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也不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能如何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摩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尧、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峻法。胡亥一听，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勾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视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务，全让赵高办理。一天，赵高往访李斯，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唏嘘。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犬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却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入宫，没想到正撞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就十分气恼李斯，怪他败坏了他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谗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也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多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合谋反叛，虽未有确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胡亥虽然糊涂，但毕竟还知道事情重大，就先派人调查。赵高暗地里嘱托使臣，让他们诬谄李斯。
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希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就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在这里“督责”起自己来了。再加上赵高在一旁怂恿，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冯去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竟致昏过去。李斯曾上书申冤，但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罪。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了。”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矣！”
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这就是中国第一位集政治家、权谋家、学者于一身的人物的最后下场！
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故其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奉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了。李斯谋取名利富贵确有其术，只是抽身不及，弄个全族覆没，不免令人叹息！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就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整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既可看出读书人的本色，又可以看出，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3不战而胜
什么样的战争才算是最成功的战争？怎样才算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两千多年前的大军事家孙子对这一问题已作过明确的论述。他在《孙子兵法·谋攻》一篇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子看来，能够拼力打败敌人，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仅是战争中的胜利者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境界。能够完整地攻取敌人的一座城市，而没有太多杀伤，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策略运用得当而已。至于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枪就能使对方投降，实际上就是没有战争。从这一点看来，孙子虽是大军事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战争、否定战争。这的确充满了古代人文主义色彩，听起来是十分动人的，但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又有多少人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只通过外交的方法，或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树立起国家的威望，使别国主动归附，就达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但实际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不肯以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战争，必欲置对方于自己的绝对统治之下才肯罢休；战争的被动者也往往不愿不动一刀一枪就束手就擒，一定要被打得走投无路才肯投降。因此，孙子的这种“善之善者也”的战争境界无非是一种理想，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不过，理想虽无法完全实现，却可以用它去指导现实中的战争，较好地解决战争问题，为社会减少一些灾难。因此，现实中的战争，往往可以分为三类：公输般塑像，民间称公输般为鲁班，尊为木匠的祖师爷。
第一是通过外交（其实是军事制衡）消弭战争；第二是从思想、社会、军事等诸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第三是希图宣扬某种道德观念，处事迂腐，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至于那些不具备正义色彩的战争，无论怎么巧妙，均是不足挂齿的。
在战国时，最著名的以军事制衡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般的桌面交锋了。
公元前447年至前431年间，楚惠王发奋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了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实具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打当时的城墙防守应当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他就赶紧带了三百弟子跑到宋国。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因此听到宋国危难的消息，他立即挺身而出。他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他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接受墨子的劝说。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做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明正统道藏本《墨子》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节用，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
墨子用滚木擂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输了，但公输般却说：
“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
墨子答：“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找墨子，问他们墨子学派发明的攻城工具——云梯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战胜对方。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
“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作好了这方面的打算，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御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
墨子见楚王听信了他的话，就又坦诚地对他说：
“楚国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过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己的华贵马车去偷别人的破旧车子吗？难道不是扔自己的锦绣长袍去偷别人家的破旧短袄吗？”
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
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绝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墨子之所以敢公开教训楚王，也在于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没有这些，要想让楚王止戈息兵，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军事制衡，是发动和平外交的根本条件。但必须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仅是使宋国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并未能“屈”楚国之兵，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宋国亡国的危险。若想在战争中真正占有主动地位，只有富国强兵一条路。
如果能从思想、社会方面作出正确的分析，也就是能够取得“人和”，再加上正确的军事指挥、充分的军事准备，就往往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种方法在战争中是常用的，如果能运用得好，也算得上是中上等的水平了。在这方面，齐鲁“长勺之战”的鲁国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君听说后，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欲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恰好相反，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按部就班地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这个耐性。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至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一胜负。庄公有一个大臣名叫施伯，为人谨慎细心，先劝庄公不要急躁，然后向他保举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这人叫曹刿，身无官职，庄公就让施伯以隆重的礼节去请他。施伯见到曹刿，说明来意，曹刿说：“打仗是国家大事，自有那些吃肉的达官贵人去操心，不用我们这些微贱之人去掺和。”施伯说：“吃肉的那些达官贵人都是些鼠目寸光的人，不能深谋远虑。”接着又拿许多话去激他，曹刿只好跟他去见鲁庄公。鲁庄公见面就问曹刿怎样才能打退齐国人，曹刿说打仗没有一定之规，要视具体情况行事。曹刿反倒问鲁庄公准备依靠什么打退敌人，鲁庄公说：“我经常把自己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东西分一部分给百姓，我相信百姓会感恩戴德，能够跟着我去同齐人作战。”
曹刿说：“那只是些小恩小惠，不是大的政策法令，也不是国家的施政纲领和施政措施，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取得百姓的信任，再说，得到小恩小惠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百姓怎么愿意替您卖命呢？”庄公又说：“我祭祀神灵祖先的牛羊宝石，从来都是按规定奉献，从不敢有所欺诈，我的诚实一定能取得百姓的信任。”曹刿又说：“这只是对待神灵祖先，是个人品行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怎能获得百姓的信任拥护呢？”庄公最后说：“国内大小诉讼案件，我虽不能每件都亲自办理，但我总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决断，我想这会有点用处。”曹刿这回点头道：“这才是根本，说明您关心人民疾苦，愿意明辨是非，施政明正廉洁，肯定会得到广大百姓的信赖和支持。我看凭这条可以跟齐国打上一仗。”
齐、鲁两军在长勺会战。齐国依仗数量优势，首先擂鼓呐喊，发动进攻。鲁庄公沉不住气，就让曹刿出击，但曹刿只是让鲁军列阵不动，严守以待。齐军看见鲁军阵势牢固、旗甲鲜明，难以冲击，只好退回去。过了一会儿，齐军再次发动攻击，曹刿仍按前法对待，齐军只好又退了回去。齐军统帅心浮气躁，急于求胜，于是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时，齐军军士已经懈怠，失去了前两次的锐气，可鲁军正憋足了劲。此时，曹刿命擂鼓出击。鲁军一下子就把齐军冲垮，齐军失去气势，无法抵挡，只有逃走。鲁庄公一看齐军逃走，就要下令追击。但曹刿十分谨慎，他登上高车，扶轼而望，发现敌军旗帜东倒西歪，车辙错乱无序，确认是逃跑而不是佯败诱敌，这才下令追击。自然，长勺之战以鲁国大获全胜而告终，总算报了齐鲁“乾时之战”的一箭之仇。
在战后总结经验时，曹刿指出，军士作战往往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军冲了三次，已是强弩之末，鲁军则斗志旺盛，取胜就有了把握。再者，齐是大国，可能会有伏兵，所以只有确认齐军不是诈败诱敌后才能追击。
长勺之战的胜利，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他认为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其实前一方面是具体的战术运用，后一方面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无论怎样巧妙的战术也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