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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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襄子到了晋阳，老百姓果然乐意跟襄子一起守城。晋阳先是由家臣董于安一手经营，城墙造得十分坚固，城里盖了很大的宫殿，宫殿的围墙内全部用苇箔、竹子、木板填实，宫殿的柱子全用铜铸成。继后是家臣尹铎治理，尹铎终日想的就是怎样去安抚百姓，因此，晋阳城可以说固若金汤。
三家兵马把晋阳城围住，可怎么也攻打不下来。每逢进攻时，总是遭到如雨般的箭矢的乱射，就这样，一直围了两年都没有打下来。但同时，晋阳城里的箭也快用完了，做箭杆和箭头的材料也找不到了，赵襄子很着急。这时有人提醒他说，听说当初董于安在宫殿藏了无数的箭枝，不如去找一找。赵襄子就拆开宫墙，找到了用不完的做箭杆的材料，又融化了铜柱，得到了做箭头的材料。赵襄子十分感叹地说：“如果没有董于安，怎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如果没有尹铎，老百姓怎会拼死守城呢？”
到围城的第三年，智伯在察看地形时想到了晋水，他就命士兵在晋水上筑坝，把河道改道晋阳城下。正巧连降大雨，大坝内积水很多，智伯就决开晋水直灌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由于房屋都淹没在水中，连锅烛都生出蛤蟆来，但老百姓的意志始终很坚决，没有背叛的意思。在这时候，智伯察看水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坐在车右，智伯志得意满地说：“我现在才知道用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啊！”这话使魏桓子和韩康子极受刺激，魏桓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桓子，两人互传心意，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大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的大城平阳。至此，韩、魏两国更明确了背叛智氏的意向。
智伯的谋臣疵是个明白人，他对智伯说：“韩、魏是必定要反叛的。”智伯问他根据何在，疵说：“从人情世事上推论就可以知道了。您率领韩、魏的军队来攻打赵国，如果赵国灭亡了，接下来恐怕就要攻打韩、魏了。您曾经和韩、魏相约，灭赵后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浸在水里，城内缺少食物，很快就要破城了，而韩、魏两国的君主并不感到喜悦。这就说明他们已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没有被您蒙骗住。那么，他们不反又能怎样呢？”
第二天，智伯却拿这些话去问韩康子和魏桓子，这两人十分惊慌，急忙对智伯说：“这人一定是赵氏的说客，他向您进这种谗言，那是为了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您怀疑我们而不去进攻晋阳，难道这您还看不明白吗？我们两家朝夕之间就可以分到赵国的土地，难道我们会去帮助赵国，做那种根本没有成功希望而又十分危险的事吗？”智伯相信了他俩的话。这两个人出来以后，疵马上去见智伯说：“您肯定把我的话告诉那两个人了。”智伯很惊讶，问他怎么知道。疵说：“那两人出去的时候，看见我神色很不正常，眼睛直视，走得也快，那是因为我获知其内情的缘故。”通过这一番争论，智伯居然还不觉悟，疵看到智伯已无可救药，必败无疑，就赶紧想法避祸。他请求出使齐国，远远地逃开去。
晋阳城里的形势极其紧张，虽然民无叛意，但城浸水中，又无粮草，真是危在旦夕。赵襄子的管家张孟谈说：“形势虽然危急，但我觉得韩、魏两家决不是心甘情愿地割地给智伯，一定是迫不得已，我愿意出城去跟他们谈一谈。”赵襄子同意了他的请求，夜里偷偷地把他送出城去。
张孟谈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你们两家攻赵，赵国灭亡以后，恐怕魏、韩也就会随之而亡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们也知道是这样，但恐怕事情还没办成，祸患就立即到来了，所以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张孟谈说：“计谋从您两位的口里说出来，听入我的耳朵里，怕什么呢？”于是，二人与张孟谈举行了秘密会谈，约定了具体的举事措施。
到约定日期，赵襄子率军决堤，水淹智伯军。智伯沉睡未醒，全军已被淹没在大水中，当他惊醒时，韩、赵、魏三家的军队都乘小船冲杀过来。赵军从前面进攻，韩、魏两军从侧翼进攻，智伯无法抵挡，只得在家臣的护卫下逃走。不久，智伯就被赵襄子的伏兵截住，割下了脑袋。韩、赵、魏三家一起来到绛州，把智氏家族的男女老少一齐杀掉。因为智果早已不属于智氏，所以存活了下来。
三家平分了智伯的土地，但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想分掉整个晋国。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新君即位，更加懦弱无能，三家就只给晋国留下了绛州和曲沃两座城，别的地盘全被瓜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三晋”之中，赵国并不算强大，当时最强大的是魏国，虽然魏国起初的君主也很贤明，但由于赵国能够善始善终，一直采取较为仁厚的施政方针，又由于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谨慎，所以，它一直坚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
纵观赵国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赵国从晋国的卿士起家，主要靠两条：一是施行“仁政”；二是正确的军事外交路线。上面仅是举出了赵国历史上的较为典型的事例加以分析，其一是赵氏立后的原则是选贤任能，其二是尹铎治理晋阳时与民为善，其三是晋阳之役中正确的军事、外交方针。在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是得人心。没有人心的归附，以赵国之弱小，是绝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从赵国的兴亡史中可以看出，前人那句亘古不变的名言是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的，这句名言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5艺术家与政治家
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一体？政治和艺术能否相容？艺术家能否当好政治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却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宁愿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因此，他们就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秉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却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做了亡国之音。
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极富“艺术家气质”，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诸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还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表达，一个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的人，在常人看来，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有板有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会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产生的。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个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攻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吟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宋徽宗所绘《听琴图》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聆听教坊乐手演奏《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寻欢作乐。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皇帝艺术家虽然不能治理好国家，但却很好侍奉，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比起皇帝政治家来，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极多，宋徽宗时期的童贯，就应当算是一个典型。李煜像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五代·南唐/李煜/虞美人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材高大，声如洪钟，而且“其劲如铁”，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易讨得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言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几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媪（即“母”）相。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供他观赏临摹。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去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童贯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世故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朝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职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在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无一定之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竟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蔡京书写的神道碑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黄指黄庭坚，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头上，往往把他换成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党争斗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党关系之因由，罢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当了宰相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所行法令，连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问题，蔡京也极力主张改革，同时，对于旧党一派的所谓元祐党人则大加迫害，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置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元祐党籍碑。把其中活着的人贬到偏远穷困的山区，对已死者也追贬官职，连苏轼的文集也下令焚毁。后来，蔡京又把元祐、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于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党人”，甚至连章惇这样的变法激进派也被蔡京视为“党人”而加以攻击。至此，从神宗以来的朝廷党争恶性发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元祐党籍碑
蔡京因童贯的极力荐举而得以再度为相，当然对童贯感激不尽，再加上宋徽宗对童贯恩宠有加，于是，两人心照不宣，互为表里，从此狼狈为奸。蔡京在当上宰相后，除了镇压“元祐党人”，还立刻策划对西北用兵。当时，作为将军打仗，是个非常危险的苦差使，但作为太监去做监军，却是个既能立功又能捞军权的美差。这样，蔡京就极力荐举童贯做监军，说他一来对皇上无限忠诚，二来智勇双全，三来对陕甘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徽宗便派童贯为监军，命王厚为大将，率十万人马出征。
军队刚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宫廷里突然发生了火灾，徽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战，就派人火速追到军中，令其停止前行，等待命令。但童贯邀功心切，不愿就此停止前进，看完手谕之后，立即塞进靴筒，别人问是什么事，童贯撒谎徽宗游青楼阁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