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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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行其余”，离不开“闻见”的位次，有如此“闻见”，方有如此“言行”。 “多闻见”，然后才能“慎言行”；在“多闻见”基础上的“慎言行”，才可能“寡尤悔”，才可能“禄在其中矣”。在孔子这里，人之“禄”源自人之“言行”，而非“天被”。“人”，包括类与社会以及个体意义上的人。人类的福祸、人类社会的福祸、个人的福祸，国家的福祸，都是自己的言行造成的。要“干”其“禄”，孔子指出了其中唯一现实的可能，就是：多闻见、慎言行、寡尤悔。遵循这九个字切实下去，才可能成就“福智两全”。“福”之“全”离不开“智”之“全”，而“智”没有“福”之“全”，只是苍白之智，无补于事。本ID有两句诗是评价毛氏的：“曾经天地齐同力，毕竟英雄不自由”。“福智两全”，则“天地齐同力”；“福智相偏”，则“英雄不自由”。“多闻见、慎言行、寡尤悔”，须臾不可离矣。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孔子说：子张求问获取福运的方法。孔子说：见闻广泛而去除疑惑，见识深厚而去除危险，遵循如此“闻见”而如此“言行”，那么言行都会少过失。言行少过失，福运在其中啊。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44）（2007…01…04 15：13：50）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杨伯峻：孔子说：君子用心力于学术，不用心力于衣食。耕田，也常常饿着肚皮；学习，常常得到俸禄。君子只着急得不到道，不着急得不到财。
钱穆：先生说：君子只计谋于道，不计谋于食。耕田也有饥饿的时，学道也可得禄食。所以君子只忧道之不明不行，不忧贫不得食。
李泽厚：孔子说：君子考虑事业而不考虑吃饭。去耕田，也常挨饿；去学习，倒可以得到薪资。君子担忧事业，不担忧贫穷。
详解：对本章的曲解，为秦汉以来对孔子的曲解及五四以来对孔子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如这三位一样，所有曲解都源于不知何谓“谋道”、何谓“谋食”。按通常的曲解，说孔子是大混蛋，确实一点不冤。按曲解的“君子谋道不谋食”，那只有两种可能：一、人人都当君子了，个个谋道不谋食，但“道”能当饭吃吗？而这种可笑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更可笑的是，在某个反孔最猖獗的年代，人人谋新人之道，割物质尾巴，精神凌驾物质之上，谋道不谋食地把对孔子的曲解闹剧般演绎，高潮迭起地让反孔的成了最忠实的孔子孔孙，这，确实是一出精彩的历史闹剧；二、让一小部分人先“君子”起来去谋所谓的“道”，另一部分人成为所谓的“小人”去谋“食”来供养“君子”的所谓“道”之谋，这种历史悲剧，在奴隶、封建社会广泛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更成为最普遍的现实，所有的人，都成为谋“食”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君子只有一个，就是“资本”，真正的“道”只有一个，就是资本之“道”，所有的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无一例外地成为“资本”君子所统治下的“小人”，“小人”的谋食欲望与行为成就“君子”谋道的道德光芒，这，就是所有“人不知”世界里人与人关系的真相。
而真正的混蛋是那些把孔子曲解的人，包括所有挺孔与反孔的人，都是十足的混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搞清楚孔子究竟说的是什么。在“道，不同、不相为谋”一章里，本ID有这样的话：““谋”，就是“征求解决疑难的意见或办法”，引申为“谋划、商量办法”等，《论语》后面还有所谓“谋道”、“谋食”的说法，和这里的“谋”是一致的。”正如这段话所指出的，本章的“谋”，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营求”，而是指“谋划”。对于人来说，所有的行为、思想、欲望，背后都有一定的“谋划”、“意向”模式，孔子对这些模式进行高度的总结，划分为两种：道之谋与食之谋。这是人类所有欲望、思想、行为等的两种最根本模式。
何谓“食之谋”？就是“馁、耕、食”三位一体。“馁”，饥饿，如果人人天生都不会饥饿，那就不存在“食“了；如果哪一天，人不用吃饭就可以活着，一切阶级、分工等等就自然会消失了。如果人人都不用吃睡、长生不老，个个能穿越宇宙、把太阳当足球踢来踢去，试问，人类的社会模式还可能一样吗？马克思、孔子理论的出发点都很简单，就是现实人的存在，现实的人都要吃、都要死，只要该前提存在，马克思、孔子就万古不磨。“馁”了，就要“耕”，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样就必然有物质的生产、进而有社会的分工、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结构。“耕”了，才能“食”，这个“食”的分配问题，就成了所有阶级社会的核心问题。“馁、耕、食”，概括了“人不知”社会一切的行为模式，所有与“人不知”社会相关的理论、实践，都离不开这个模式。
孔子的深刻还不在于仅仅指出了“人不知”社会的这种必然模式，而在于明确指出“耕也，馁在其中矣”。本来，因为“馁”、所以“耕”，但在“人不知”的社会里，“耕”却不能消灭“馁”，反而要不断产生“馁”。这里有两种含义：其一， “馁”产生一定的“耕”，相应又激发出新的“馁”，生产力的发展更激发起人类新的欲望，“得陇望蜀”，人类的欲望不断延伸，人类的创造力也不断延伸，人类生产力更不断延伸，这不断构成人的类层面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其二，一定的“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下，相应产生“食”的一定分配模式，使得相对的“馁”成为“人不知”社会的常态，“耕”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不能消灭“馁”，反而是不断制造“馁”，这构成了人的社会层面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
对以上两个恶性循环，孔子都是坚决反对的。第一个恶性循环，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该循环之所以是恶性的，就是其对应着一个荒谬的前提：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自然有无限的空间允许人的欲望无限地膨胀，相应地，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物质可以无限可分，人类被假设成一个只要给予足够时间，就可以无所不能的“准上帝”。这样的假设，其荒谬性已经在人类的实践中被不断证明，而孔子在2000多年前已经明确指出。第二个恶性循环，涉及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那种荒谬地假设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里，“耕”成为了新的“准上帝”，无论是斯大林式还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这都是其社会构建的思想核心。斯大林式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黑格尔化，社会的发展被当成一个必然的绝对过程；而英美式把“看不见的手”当成“上帝”，把市场当成“上帝”，本质上和斯大林式把社会发展规律当成“上帝”的逻辑是同构的。所有类型资本主义的共同荒谬逻辑，都要假设一个“看不见的手”，斯大林式资本主义如同天主或东正教，而英美式资本主义如同基督教，前者的救赎需要一个如同教会般的社会运动的媒介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对性、必然性进行人间的催眠，而后者的救赎可以直接、个体地在市场里“因信称义”，用所谓的市场、市场规律，以及每时每刻的资本自渎进行同样人间的催眠。上帝是没有的，所有的上帝不过是人的自渎。这类人间的催眠，无论如何表面地不同，本质上都要自渎出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上帝的手”来精液般去理论着、实践着、意识形态着。这宗教传统与资本主义模式间的对应关系，虽然是本ID发前人所未发，但在欧美历史中却有着最直接的印证：斯大林资本主义在东欧南美等天主或东正教发达的地区生根发芽，而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在西欧北美等基督教发达的地区根深蒂固。
孔子明确地反对这两种荒谬的逻辑，明确地反对各种“上帝”、“准上帝”的思维、行为、社会模式。孔子明确指出，“馁、耕、食”的“食之谋”，必然导致“人不知”社会的恶性循环。孔子提出的是“君子谋道不谋食”，“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首先就要打破这种荒谬的“食之谋”，从而彰显“道之谋”。何谓“道之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对“馁、耕、食”的“食之谋”“不同、不相”也。“道之谋”，不离“闻、见、学、行”，前几章已经反复强调“多闻”、“多见”的重要，“闻、见”是“学”的基础，没有“闻、见”，就无所谓“学”，而没有“学”，就无所谓“行”。在第二章里，明确指出了“学”包含两个不能偏废的方面：1、对照；2、校对。而这个对照、校对，都是在“闻、见”的基础上，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闻、见”之“多”，归根结底不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这两个方面，那种从“馁”出发的“闻、见”，是不可能“多”的。要“多闻、多见”，进而能真正地“学”，真正地面对现实进行对照、校对，前提是对“馁”的“不同、不相”。
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向量加法的比喻：每个人构成一个向量，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是所有向量之和。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方向无限扩张的“馁”之分量，那么，无论人类社会如何改朝换代，这总和之中，以“馁”为基础的“馁、耕、食”模式就不可能改变。要改变这种模式，就必须要对“馁” “不同、不相”。注意，这里并不是要鼓吹禁欲，而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通过对自然以及自然与人关系的“多闻、多见”，使得能通过相应的“学、行”去把人类的“馁”“对照、校对”在一个自然与人的现实关系能允许的范围内。人的自觉，首先是对人之“馁”的自觉，因为不自觉、无限制的“馁”只能导致人的灭亡，而人的存在是一切关于人的理论、实践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个理论、实践都是废话。
但对“馁” 的“不同、不相”，不是要去制造什么新人，不是要去延续那些灵魂改造的闹剧。所有关于人性改造的谎言与妄行，都有着人性存在先验性的荒谬前提。人之“馁”，并不是先验存在的，并不是“不患”的，而是有其位次的，是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中不断位次的，只要这种现实关系存在着，人之“馁”就会不断产生。需要改造的是现实本身，而不是人本身。由此可见，一切以国民性、人性、灵魂改造为前提的，即使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人，却依然掩盖不了其彻头彻尾的不马克思。任何以国民性、人性、灵魂改造为前提的，其实质就是不敢去触动或变相保护真正根本的现实利益。而不从“耕、食”出发，不对“耕、食”进行“不同、不相”，不可能有真正的对“馁” 的“不同、不相”。
“耕、食”关系中，在现实中，最根本地，就是显示出相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分配制度。而站在人的社会层面，分配制度是最关键的。“民以食为天”，这里，不单单指“吃”相关的“食”，更指一切与人的欲望满足相关的“食”，以及一切相关的分配制度。前面的分析里已经详细说明，以“馁”为基础的“耕”，必然导致“馁”的常态，从而延续、扩大“馁、耕、食”的恶性循环，而以“耕”为基础的“食”，同样如此。“耕”为基础的“食”，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决定了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这里就关系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私有制必然导致拥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在分配中拥有统治的地位，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阶级性的“馁”的必然存在。所谓阶级，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要打破这种社会层面的“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必须对“耕、食”进行“不同、不相”，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耕”中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进行“不同、不相”。
当然，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对“食”中的分配进行调节，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恶性循环依然。而更重要的是，站在现实的层面，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世界，除了各国内部生产资料私有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因为生产资料占有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馁、耕、食” 恶性循环，同样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现象。这种恶性循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时代能实现类似国家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对“食”中的分配进行的相应治标性调节，就更不用说治本了。而治标是没用的，关键要治本。归根结底，不推翻私有制，一切都是瞎掰。
对“馁、耕、食”的恶性循环进行“不同、不相”，就是要将之改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人的现实存在中，“馁、耕、食”是不能改变的，“道之谋”是不能脱离“食之谋”的，否则，所谓的“不同、不相”就是自立其相了。正因为有“馁、耕、食”恶性循环之相，才有“道之谋”的“不同、不相”。这里，必须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对照、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所“需”，按照这个所“需”来确定“食”的分配，由此分配而确定其“耕”，从而构成人的现实之“馁”。也就是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是要把“馁、耕、食”的“食之道”恶性循环通过“不同、不相”反过来，形成“食、耕、馁”的良性循环。人的自觉，人类的自觉，就在于对现实之“需”的“闻、见、学、行”上。
以欲望、以“馁”决定所“需”的，不过如禽兽、畜生，而人之“需”，必须首先要成为“人”，成为“天地人”结构中的“人”，成为“天地之心”，这样才资格成为真正的人。在“天地人”结构中，人之“需”的确定，只能在对人与“天地”关系的“闻、见、学、行”中进行，而这个确立，是“不患”而有其位次的。因为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有一点是“不患”的，就是“人”必然在世界中存在，必然在“天地”中存在，人存在的状态，必然在“人”与“天地”的结构关系中得到确立，这种确立是“不患”的，无论人类是否自觉，这个“不患”是无可改变的，除非人类有一天可以不在“天地”中存在。而自觉的人类，会在这“不患”中变其位次，从而使其所“需”也因此而位次，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