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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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民之乐”而不是“民之战”，是“使民善”而不是“使民战”。这种糊涂蛋多不胜数，《论语》里马上就举了一个例子，因此就有了下一章。
　
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详解：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土地神的祭祀”，宰我自作聪明道：“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而周代用栗木是为了借谐音使民战栗。”孔子听到，就告戒：“正成的事不要妄加评议，即成的事就不要徒劳劝告，已成的事就不要再生灾祸。”“成事”，不是指已成的事，而是指正成的事，也就是在萌芽状态的，这时候，还需要观察，不能妄加评议，胡乱定性；“遂事”，马上就要成的事，已经无可挽回的，就不要徒费口舌去劝告了，这样只能产生怨恨；“既往”，已经过去的已成的事，要“不咎”，“咎”的本义是灾祸，已经成的事，如果错了，就不要错上加错，再生灾祸。这句话针对事物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应该采取的态度，但通常的理解基本都是错的，特别是最常用的“既往不咎”，把“咎”解释成“追究”之类的，错得一塌糊涂。
　
　　　　宰我牙尖嘴利，在孔子弟子中，是最爱用怪问题来刁难孔子的。但又经常逞口舌之快而干蠢事。鲁哀公被鲁国三家大夫压制，心里很不爽，问他“土地神祭祀”的问题，本就不是无故发问。国家就是社稷，问“社”就是问国家，问国事，宰我当然明白，就自作聪明地把周代用栗木解释为是“使民战栗”。但这种望文生义的想法是孔子所反对的，而且孔子也不认为周代用栗木就是“使民战栗”，因此告戒他，关键是要他“已成的事就不要再生灾祸。”周代用栗木是“已成的事”，但宰我望文生义，而且是在鲁哀公接题问国事的情况下，这样只能给鲁哀公一个不好的暗示，实际上就是鼓励鲁哀公行“残”、“杀”之术，从而引发灾祸，孔子因此给予特别的告戒。结合上一章“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论述就知道，孔子反对“使民战栗”的“残”、“杀”之术是一而贯之的，即使在自己弟子的言谈中涉及这个方面的暗示，也给予严厉的告戒，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4）（2006…11…07　12：06：07）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详解：这是自古以来引发无数争讼的一章，先说断句。历史上有两种：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前一种，“诸”是代词，指代“夷狄之有君”实际上就是“不如夷狄之有君，夏之亡也”，解释为“不像夷狄有君，这是夏朝灭亡的原因。”所谓“有君”，基于“君本位”。后一种，“诸夏”是春秋鲁闵公元年（前661年），管仲在动员齐桓公出兵救援遭北狄攻击的邢国时首次提出，是华夏民族初步形成的阶段。相应该句其实就成了“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这种断句有两种解释的可能，一种是把“不如”解释成“不像”，也是基于“君本位”；另一种把“不如”解释成“比不上”，相应的“无君”，是指“无君有道”，基于“道本位”。
　
这两种断句三种解释的争论焦点在于：1、“诸夏”还是“诸”＋“夏”？2、究竟是“君本位”还是“道本位”？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讼不断，主要还是为了第二点，“君”，即“君国”，不单指最高统治者，还指代着“国家”。这样一来，这“君本位”还是“道本位”的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直到今天，所谓“人权”和“主权”的争论，其实还是该问题的变种。历史上，汉奸们就从中找出了理由。其实，当鸭子还要立牌坊，当汉奸也一样。所有汉奸牌坊都是站在所谓“道本位”的角度写成的：因为“国无道”，而“道”比“国”大，“人权”比“主权”大，所以要取“道”去“国”。汉奸也有汉奸的逻辑，那所谓的逻辑，其实就是一个“道本位”包装下的借口。
　
　　　　然而，上面的两种断句和三种解释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断句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相当于“夷狄之有君，诸夏之亡也。”和“夷狄之不如，诸夏之亡也。”两句的合并缩略形式。“亡”，轻视；“诸夏”，指代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民族和国家。“诸夏之亡也”，即“诸夏亡之也”，“之”指代“夷狄之有君、不如”；“如”，本义“遵从、依照”，不如什么？不如“道”也。但这里的“道”不是指“圣人之道”，而是“诸夏”所标榜的“道”，包括“齐式”的“王霸之道”和“鲁式”的“仁德”之道。“有君”，有其君、有其国也。“夷狄”，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的“戎”一样，都是指代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意思是：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虽然有他们自己的国体、政体，但由于没有遵从、依照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民族和国家的政体、国体，而被后者所轻视。
　
　　　　　“亡”，还有过去的意思，“诸夏”所轻视的，其实就是“诸夏”的过去。为什么轻视？因为“夷狄之有君”，夷狄的国体、政体等等都是“诸夏”过去曾经历而今已超越的，“诸夏”因此而轻视，就有“夷狄之不如”的想法。而“诸夏”都是从“夷狄”而来，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民族和国家的过去都经历过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阶段，但有些人、民族、国家，“人一富，脸就变”，就像现在很多所谓的中国富翁们，开始看不起穷人、农民、民工，却忘了，所有中国人，都是从农民而来，三代之内都有农民，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留着农民的血。国家也一样，所谓强国对弱国的压榨，诸如现在美国到处贩卖所谓的“民主、自由”，其潜台词都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只要有不同的人、民族、国家同时存在，就必然有“诸夏”、“夷狄”之分，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任何不行“圣人之道”的，无论是“齐式”的“王霸之道”还是“鲁式”的“仁德”之道，都必然会有“先进”对“落后”的轻视、压榨。
　
　　　　　　而“圣人之道”的“即戎”，是否定“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如果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狭义角度上是针对本国内部的，在广义角度上，在国与国之间，在天下的范围内，同样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这广义的角度上，其中的“民”就是“民族、国家”的意思了。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不行“善人”之道，用“残、杀”企图让别国、别的民族战栗、恐惧而治理世界，就是遗弃、背叛各国、各民族，而最终也将被各国、各民族所遗弃。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美国，以前历史上所有大帝国的兴亡历史，都是这个广义角度“善人”之道的最好反面教材。相应的，“善人、胜残去杀”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同样是世界长久和平的六字箴言。而由“善人”、“胜残去杀”这一个硬币的两面所构成的“善人”之道，也就由这章而从狭义的一国状况推广到了广义的天下状况，由家而天下了。
　
　　　　　至于通常错解所引发的“君本位”和“道本位”争论，是错误的解释所引发的两个伪命题之间的论争。“道”，只有现实之道，没有任何“道”是先验的，具有某种类上帝力量的。所谓“修身、齐家、平天下”，都是现实的“身、家、天下”；“善人”之道、“圣人之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以“道”为名的借口，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所有“道本位”的把戏，都要先立一个抽象的“道”，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仁义、道德，都没什么区别。用这个抽象的“道”来“本位”，其实就是以“道”为名编造借口。“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是大道，更是现实之道，无位可本，又何来“本位”？正因为无位可本，才可以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这，才是真正的大道、现实之道。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5）（2006…11…08　12：01：57）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详解：通常的断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共”，通假“拱”，环绕的意思。全句一般被大致解释成“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它的星辰便会自行在周围旋转运行。”这类解释都是以“道本位”为前提的，实际上把这句当成所谓行“仁德之政”的鲁模式基石。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行的都是这种所谓“仁德之政”的鲁模式，而完全背离了孔子的“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这种“道本位”的鲁式“仁德之政”模式，惯用的伎俩无非是先编造一些抽象的“仁德”法则，然后以此为标准立其本，再将之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而改造人、塑造人，企图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仁德”模子制造出来的统一产品，这样，就成就了一种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所谓大同。而真正的大同，只能是不同成其大而大同，让世界成为统一产品集中营的大同，只能是这种“道本位”的鲁式“仁德之政”模式所制造的怪物。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设置、建立，也就是立其本、立其位；“以”，使、令；“德”，得，行“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所得。“譬如”不能像白话文那样当成一个词，而是“譬”＋“如”，分属前后分句。“譬”，晓谕、使人知晓，引申为彰显。“如”，像；“居”，处在；“所”假借为“处”，处所的意思；　“共”，通假“拱”，执持的意思。“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字面意思就是北极星处在其处而其它的星星执持着它。而深层的意思就是，人把北极星的位置确定后，执持这位置相应定出其他星星位置。但北极星位置不是先验的，例如，说北极星在北边，只是因为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把那叫“北边”，而实际上，北极星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甚至被称为北极星的那星星，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北极星位置的确定，只是一个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而其他星星根据北极星位置定出相应位置，也同样是一个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
　
　　　　　“为政以德譬”，设置、建立“政”使行“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所得彰显，就像“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道理一样，并不能把“政”的原则先验地确立。其确立，也只是一个社会上所有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那种把某种特殊的国体、政体等当成先验的、四海皆准的原则而上帝化的玩意，都不是“为政”之道，只不过是一些根据私利而制造的谎言。有人可能说，这不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错！这至少不是通常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不过是用一套通用的法则在具体问题上套用，根本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就是马克思任何理论前提只能从分析现实逻辑出发的等价说法，并没有任何先验的逻辑是先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不是用一些先验的法则去分析，而是从具体问题中找出其现实的逻辑关系来。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孔子又一次握手了。
　
　　　　　　而这一章，其实就是上一章所说““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是大道，更是现实之道，无位可本，又何来“本位”？正因为无位可本，才可以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这，才是真正的大道、现实之道。”的进一步展开。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只有明白了这句话，才可能真正明白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才可能真正明白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6）（2006…11…09　12：00：01）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详解：季康子，鲁国大夫，向孔子问政。通常的解释大概类似如下：“政的意思就是端正。统治者自己带头端正，以身作则、作出表率，谁人敢不走正道呢？”该类的解释，都是把孔子“鲁式”化的千古误解。这里，把“帅”解释成“表率、带头、引导”，把“正”解释为“端正”等，把“为政”当成耶教的牧民之术了。这套玩意，古今中外，不知拐骗多少良家少男成为某种理念、模式的复制品，为了不同的旗帜却同一的骗术，少则成鹅为鸭，多则为奴为鬼，良可悯矣。最大的奴才就是思想上的奴才，而思想上的奴才最贱的一种就是那些赴汤蹈火、心甘情愿为了某些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之类垃圾抽象概念而炮灰的人。
　
　　　　　其实，这一章完全从上一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来。“帅”，遵循。“帅以正”，“帅之以正之”的省略，这省略的“之”，就是人所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能遵循的，只能是人所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能“正”的，也只能是人所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那种以抽象的概念、模式为起点的把戏，在现实面前都只能是把戏。“正”，指事字；上一表示方向、目标；下足（止）表示向这个方位或目标不偏不倚地走去。对于儒家、《论语》来说，这方位或目标就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以”，和，表示并列关系。“帅”和“正”、“帅之”和“正之”，是并列的关系，表示两者不能偏废、相互相成的关系。“帅以正”，用现代术语，就是遵循现实的逻辑，从现实出发，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
　
　　　　　　与“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相仿，现实、现实的逻辑就如同北极星，当人把北极星的位置确定后，执持这位置相应就可以定出其他星星位置；当人从现实出发分析把握了现实关系的逻辑结构后，“孰敢不正？”，其它问题就会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找到解决的办法。这里不需要任何的先验、抽象原则，而是“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但人不是现实的奴隶，现实必须是人参与其中的，没有了人，也无所谓现实，更无所谓现实逻辑。现实之于人，按其逻辑，有着各种不同的选择，究竟如何去选择，就构成了各色各样的政治。各种政治结构的逻辑支点，都来自现实，这逻辑支点也如同北极星，一旦确立，其它就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构建。而对于儒家、《论语》来说，这个现实的逻辑支点，“正之”所在，就是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
　
　　　　　“政者，正也”，为政，就是要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