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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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神话显然与这样的学说相同，即人们不能理性地讨论任何基本的东西；或者对原则的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
在逻辑上，这个学说是这样一种错误观点的结果，即一切理性讨论都必须始于某些原则，或如人们常称呼的那样，始于公理，这些公理必须被教条地接受，如果我们想避免无限后退的话：——一种由于这样一种宣称的事实的后退，这一宣称的事实即：当我们理性地讨论我们的原则或公理的正确性时，我们又必须求助于原则或公理。
看到这种情况的人通常或者武断地坚持一种原则或公理的框架的正确性，或者成为相对主义者：他们说，存在不同的框架，在它们之间不可能进行理性的讨论，因此没有理性选择。
但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它的后面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即理性讨论必须具有辩护，具有证明或论证，具有由公认前提进行的逻辑推论的特点，但是自然科学中正进行的那种讨论也许教导了我们的哲学家们也有另一种理性讨论：一种批评性讨论，它并不企图证明或辩护或确立一种理论，尤其不是通过由某些更高的前提推论出这种理论，而是试图通过弄清是否它的逻辑结果都可接受，或者是否它也许有某些不合需要的结果，来检验正在讨论的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在逻辑上区分错误的批评方法和正确的批评方法。错误方法始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确立我们的命题或我们的理论或者证明其正确？因此它或者导致武断；或者导致无限后退；或者导致框架在理性上不可比的相对主义学说。相比之下，批评性讨论的正确方法始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命题或我们的理论的结果是什么？它们对于我们来说都可接受吗？
因此它在于比较不同理论的（或者，如果你喜欢这样说，不同框架的）结果，并试图弄清竞争的理论或框架中哪一种具有在我们看来似乎更可取的结果。因此它意识到我们所有方法的易错性，它试图用更好的理论取代我们所有的理论。无可否认，这是件困难的任务，但决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概括一下。框架像语言一样，可能是障碍；但是相异的框架正像一种外国语，并不是绝对的障碍。突破语言障碍十分困难但非常值得去做，很可能不仅通过开阔我们的知识视野，而且通过给我们许多乐趣来给我们的努力以报偿，突破框架的障碍也恰恰如此。这种突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发现，对于科学家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发现。
1972年10月于英国白金汉郡佩恩
社会科学的逻辑
1961年蒂宾根德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的开场演讲。我的讲稿最初在《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Kolner Zeitschrith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2，14，1962年，第233－248页）上发表。人们料想我的演讲会引起一场辩论。阿多诺教授［Pofessor Adorno］已被请求在他的补充论文中继续这场辩论，而在补充论文中他实质上同意我的观点。然而，当《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辩论》＇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Sociology＇一书出版时，首先发表了阿多诺的两篇辩论文章，共计约占一百页；然后是我的讲稿，随后是阿多诺的补充论文及会议上未发表的论文。凡是阅读《实证主义辩论》一书的人都未必会认为是我的演讲引起了这场辩论，而阿多诺开头的一百页咄咄逼人的文字是很久以后（专为该书）才写的。
我打算在我的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两个命题，它们表达了我们的知识与我们的无知的对比。
第一个命题：我们拥有大量的知识。而且，我们不仅知道其在思想上的重要性令人可疑的细节，而且尤其知道那些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而且还提供给我们深刻的理论洞见及令人惊讶的对世界的理解的东西。
第二个命题：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令人清醒的。确实，正是（我的第一个命题所提到的）自然科学的这种势不可挡的进步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的无知，甚至在自然科学本身领域内的无知。
这给予苏格拉底关于无知的观念一种新的发展。随着前进的每一步，随着我们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我们不仅发现新的、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发现，正当我们相信自己正站在坚实可靠的根基上之时，一切事物实际上却是不可靠、不稳固的。
当然，我的关于知识与无知的两个命题只是看上去好象彼此矛盾。这种表面的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两个命题中各在颇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个词。然而这两种意义都是重要的，两个命题亦然：因此我打算在下面的第三个命题中阐明这一点。
第三个命题：每一种知识论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对它的判决性检验：它必须阐明我们非凡的和不断增加的知识和我们不断增长的关于我们实际一无所知的见识之间的联系，从而正确对待我们的前两个命题。
如果我们稍加思考，那么几乎不言而喻，知识逻辑必须针对知识与无知之间的这种张力。在我的第四个命题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见识的一个重要结果。但是在我提出这第四个命题之前，我想为仍将提出的许多命题表示歉意。我的歉意是有人曾向我提议以编号的命题的形式组织这篇论文。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用，尽管这种风格会造成教条主义的印象。下面就是我的第四个命题。
第四个命题：就人们能够说科学或知识始于某个事物而言，可以说下面的话：知识并非始于感觉或观察或数据或事实的收集，而是始于问题。人们可以说：没有问题就没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也就没有问题。这意味着知识始于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没有知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因为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于对在我们假定的知识中都有些差错的发现；或者，从逻辑上看，产生于对我们假定的知识的内在矛盾或者对我们假定的知识和事实间的矛盾的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于对我们假定的知识和假定的事实间明显的矛盾的发现。
尽管我的前三个命题由于其抽象性也许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它们稍微远离了我们的主题——即社会科学的逻辑——我却想说正是我的第四个命题把我们带到了我们主题的中心。这一点可以在我的第五个命题中系统阐述如下。
第五个命题：和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一样，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或成功或不成功，或有趣或无趣，或富有成效或徒劳无益，恰与我们所涉及的问题的意义或趣味成比例；当然，也恰与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时的诚实性、直接性、简单性成比例。这一切都不仅限于理论问题。严重的实际问题，例如贫困问题、文盲问题、政治镇压问题或者合法权利的不确定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出发点。然而这些实际问题导致思索，导致建立理论，因而导致理论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毫无例外地是问题的特点和性质——当然还有建议的解决办法的大胆与独创性——决定着科学成就的价值有无。
因此，出发点总是一个问题；观察只有暴露了一个问题才成为类似出发点的事物。换言之，如果它令我们惊讶，如果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预期，我们的理论有些不太正确，它才成为出发点。因此一项观察只有与我们的某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预期相矛盾时才造成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构成我们科学工作的出发点的与其说是纯粹而简单的观察，不如说是起特定作用的观察；即，造成一个问题的观察。
现在我已到了可以系统阐述我的作为第六个命题的主要命题的一步了。其内容如下：
第六个命题（主要命题）：
（a）社会科学的方法像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在于试验我们对我们的研究以其为起点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办法。
人们提出解决办法，并对之进行批评。如果对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可进行客观批评，那么就会被认为不科学而遭排除，尽管也许只是暂时的。
（b）如果对提出的解决办法可以进行客观批评，那么我们就尝试驳倒它，因为一切批评都在于驳倒的尝试。
（C）如果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我们的批评而被驳倒，我们就提出另一个解决办法。
（d）如果它经得住批评，我们就暂时接受它，首先，我们认为它值得进一步讨论与批评。
（e）因此科学的方法是由最严格的批评所控制的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试探性尝试（或妙想）之一。它是“试错”方法在批
评上的发展。
（f）所谓科学的客观性在于批评方法的客观性，即，首先在于理论无一不遭到批评这一事实，进一步，还在于批评的逻辑工具——逻辑矛盾——是客观的。
我的中心命题后面的基本观念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述。
第七个命题：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导致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然而张力是永远不会被克服的。因为原来我们的知识是在于对暂时性和尝试性解决办法的建议。因此原则上知识观念本身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它结果会是错的，因而是一件无知的案例。证明我们的知识正当的唯一方式是它本身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它在于批评，或者更确切些，在于求助于这样的事实，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看来甚至经得住我们最尖锐的批评。
不可能从正面证明其正当：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证明方式。尤其是，不能表明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是可能的（在任何满足概率演算法则的意义上）。
也许可以把这个见解描述为批评主义。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主要命题及其对于社会学的意义，把它与属于一种常常被十分无意识地吸收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论的某些其他命题相对照可能有些用处。
例如，有误入歧途的和错误的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它强调该是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学习科学方法是什么的时候了。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规定了这样一些要求：从观察与测量开始；例如这意味着先收集统计资料；然后再经过归纳得出概括并形成理论。人们提出，只要这在社会科学中是可能的，你就会接近客观性的理想。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应当意识到这个事实，在社会科学中要达到客观性（如果能达到的话）比在自然科学中要困难得多。因为要做到客观，就要求人们不因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带有偏见——即（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称）要“排除价值判断”［value－free」。但是只是在最罕见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家能使自己摆脱他自己的社会阶级的价值体系，因而达到甚至程度有限的“排除价值判断”和“客观性”。
我在此归于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的每一个命题在我看来都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命题都基于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基于一个神话——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人们太广泛地接受的、太有影响的神话。它是自然科学的归纳特征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特征的神话。我打算在下面用由我支配的宝贵的时间的一小部分对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做一下批评。
无可否认，许多社会科学家会否决我归于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的这个或那个命题。然而这种自然主义目前似乎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优势（也许要除去在政治经济学中之外）；至少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如此。我想在我的第八个命题中系统阐述这一胜利的表征。
第八个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把社会学看作一般理论社会科学，也许可与理论物理学相比，而把社会人类学看作非常特定的即原始的社会的社会学。今天这个关系已完全颠倒过来，人们应注意这个事实。社会人类学或者文化人类学已成为一般社会科学，而社会学越来越沦为社会人类学中的一个成分：即非常特定的社会形式的——高度工业化的西欧的社会形式的社会人类学。更简洁地重述一下，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已完全颠倒过来。社会人类学已由应用专门学科上升为基础科学。人类学家已从谦恭的、有些目光短浅的现场工作者上升为目光远大的、渊博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深层心理学家。然而，先前的理论社会学家一定愉快地得到了现场工作者和专家的工作：他的职责是观察和描述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当地白人的图腾和禁忌。
但是，也许不应过分认真地看待社会科学家命运的这一变化，尤其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科学学科的本质这种事物。这使我提出第九个命题。
第九个命题：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办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
尽管有这第九个命题，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关系的完全颠倒也是极其有趣的，这不是由于科目或者它们的称号，而是因为它指明一种伪科学方法的胜利。因此我提出我的下一个命题。
第十个命题：人类学的胜利是一种据称观察的、据称描述的方法的胜利，它声称使用的是归纳概括。首先，它是一种据称更客观的方法的胜利，因此是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科学方法的胜利。它是皮洛士胜利「Pyrrhic victory，即付极大代价而得到的胜利——译注］：又一次这样的胜利，而我们——即，人类学和社会学——失败了。
我欣然承认，我的第十个命题的系统阐述可能稍微过于尖锐了。我当然承认，社会人类学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它是最成功的社会科学之一。而且，我欣然承认，对我们欧洲人来说，为了变换一下，通过社会人类学家的眼镜观看一下自己，会是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有趣的经历。但是，尽管这种眼镜也许比别的眼镜更有色，然而这却使它更不客观。人类学家不是来自火星的观察者，虽然他常常自以为是，常常（不无热忱地）试图扮演这种社会角色；我们也没有一丝理由假定火星居民看我们会比我们看自己更加“客观”。
在这个方面，我想讲一个故事，无可否认，这个故事是极端的，但决非特例。尽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目前的场合中这一点却不重要：如果这个故事在你们看来是不可能的，就请把它看作虚构，看作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段来说明重要之点所随意虚构的例证。
几年前，我参加了由一名神学家组织的为期四天的会议，由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每个学科有一两名代表；我们共计八人。题目是“科学与人文主义”。在开始的暂时困难和以其高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尝试失败之后，大约四五位与会者共同努力，在三天内成功地把讨论提高到异乎寻常的水平。我们的会议达到了这样的阶段——或者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们都有正在相互学到一些东西的愉快感觉。无论如何，当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出人意料地发挥出他的作用时我们都沉浸在我们辩论的主题之中。
“也许你们会感到惊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在会上还一言未发。这是因为我是个观察者。作为人类学家，我参加这次会议与其说为着参与你们的言语行为不如说为着研究你们的言语行为。我一直在这样做。结果，我不总能够领会你们讨论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