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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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的时代信仰给予每个人最好的生活机遇的原则（“机会均等”）。像启蒙运动时期一样，我们的时代信仰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和裴斯泰洛齐一样信仰通过知识与贫困斗争，因此它正确地相信凡是具有必要能力的人都应能受到高等教育。

　　　　3．我们的时代在群众中激发了新的需要和占有野心。这显然是危险的发展，但是没有它群众的苦难就不可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改革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不积极援助穷人就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在谋求援助之前必须唤起改善他们的命运的欲望和意愿。这种见识例如由克罗因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做了清楚的系统阐述。

　　　　公众信仰和这三个信条——与贫困斗争、全民教育、对需要的意识和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非常可疑的发展。与贫困的斗争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有着可怕的官僚机构的福利国家，这个官僚机构例如把医院和整个医疗职业卷入漩涡，其明显的结果是，用于福利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真正使需要者受益。

　　　　但是即使我们批评福利国家——我们应当对它持批评态度——我们也决不可忘记它源自一种极人道、极可钦佩的道德信念，乐于在与贫困斗争中做出重大物质牺牲的社会由此证明了它的信念的真挚。

　　　　乐于为它的道德信念做出这种重大牺牲的社会有权把它的观念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必须力求表明实现这些观念的更好的方式。

　　　　机会均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的观念在一些国家产生了相似的不良结果。对于我自己这一代的贫穷学生来说，为知识而斗争是一种冒险，需要克己和牺牲，而这给予获得知识一种独特的价值。恐怕这种态度正在消逝。新的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权利被看作理所当然；对于我们不用牺牲而是作为应得权利所获得的东西，我们不太珍视。由于受教育的权利已成了奉送给学生的礼物，这样，社会剥夺了他的独特体验。

　　　　如你们从我关于这两点的评论中所看到的，我的乐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我赞美我们发现的所有解决办法，而是我赞美尝试这些解决办法的动机。把这些动机揭露为基本上是伪善的和利己主义的，这是流行的悲观主义的一部分。然而，悲观主义者们忘记了，甚至道德伪善者也凭借他的郑重声明本身证明他信仰他佯装接受的那些价值的道德优势。甚至我们伟大的独裁者们也被迫仿佛以他们信仰自由、信仰和平、信仰正义那样的语调来言谈。他们的伪善是对那些价值的无意识的和非故意的承认，对信仰它们的群众的无意的恭维。

　　　　现在我要谈第三点：群众物质需求的增长。由于这种观念与另一种自由的理想——希腊人和基督教的摆脱物质欲望的和通过自我克制而自我解放的理想——直接冲突，因此在这里害处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物质需求的增长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跟上或超过他人的野心，而不是享受已得到的东西。它导致不满和忌妒，而不是满足。但是，在这方面，人们不应忘记我们刚开始新的发展，而学习需要时间。群众的新的和新蔓延的经济野心也许在道德上很不让人赞赏，无疑并不很好；但它毕竟是通过个人努力克服贫困的唯一方式。这种群众的经济野心也是抵销福利国家最成问题的特征之一的最有希望的手段：官僚机构的增长和它对个人的日益增加的指导。只有个人的经济野心能够使贫困成为例外，以致使与贫困的斗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没有意义。只有实现生活的高水平才能使贫困成为罕见的现象，以致有限的社会工作就可以应付它，由此解决古老的贫困问题，从而避免众多而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危险。

　　　　根据这些考虑，在我看来西方经济体制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成功地使贫困成为罕见的例外，对于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来说，我们就很容易失去我们的自由。然而在此我必须反对人们一再以不同形式提出的一种学说：我是指在西方和东方经济体制间的抉择将最终取决于其中之一的经济优越性的学说。我个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但是我认为把抵制暴政建立在经济论点的基础之上是完全错误的。即使中央计划国家经济确实优越于自由市场经济，我也会反对计划经济。原因很简单，它很可能把国家权力增加到暴政的程度。我们不应藐视我们的自由，也不应为红豆汤而出卖它（《创世记》［Genesis］25：34）；也不应为最高生产率而出卖它，即使能够以自由为代价换取效率也不应如此。

　　　　我曾几次使用“群众”一词，尤其为着指出需求的增长和群众的经济野心是新事物的时候。由于这个缘故，有必要把我自己区别于那些把我们社会的特点强调为“群众社会”的少数人。“群众社会”，与此相似还有“群众的暴动”这个短语，成了的确似乎强烈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群众的口号。

　　　　我认为这个口号没有描述我们的社会现实中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社会哲学家们的幻想和他们对这个现实的描述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透过柏拉图的社会理论的眼镜看它的。

　　　　柏拉图是贵族形式专制政体的理论家。作为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他提出下面的问题：“谁应当统治？谁应当管理国家？多数人，民众，群众，还是少数人，当选人，精英？”

　　　　一旦人们承认“谁应当统治？”的问题是基本问题，那么显然只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不是无知者，而是确实有知识的人，哲人；不是民众，而是少数最杰出者，那就是柏拉图关于最杰出者的、贵族的统治的理论。

　　　　民主的伟大理论家和这种柏拉图式理论的伟大对手——例如卢梭——采用了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不是认为它不适当而予以摒弃，这有些奇怪，因为十分清楚，政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不是柏拉图所系统阐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谁应当统治？”或者“谁应当掌权？”而是“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或者也许更确切些，“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即甚至无能的和阴险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过多的危害？”换言之，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约束与平衡的问题，对于政治权力它的独断独行、它的滥用可据以控制和制服的制度的问题。

　　　　我不怀疑，西方人所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不过是权力在这种意义上受到限制和控制的国家。因为我们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决不是理想国家；我们完全清楚，许多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追求政治理想是幼稚的，西方的任何一个明理的成年人都知道，“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于选择较少的邪恶”（引用维也纳诗人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话说）。

　　　　对我们来说，只有两种政体：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他们的统治者的政体，和被统治者若想摆脱他们的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这两种政体中的第一种我们称作民主政体，第二种我们称作暴政或独裁。但是这些名称并不真正重要，只有事实才真正重要。

　　　　西方人只是在这种朴素的意义上信仰民主政体：作为最少邪恶形式的政体。在挽救民主和西方上比任何人都起更大作用的人也是这样描述它的：“民主政体是最坏形式的政体，”温斯顿·丘吉尔曾说道，“当然除去人们一再尝试过的所有那些其他形式的政体外。”

　　　　因此我们信仰民主政体，但不是因为它是由人民来统治。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来统治；相反，你和我都在被统治，有时超过找们所希望的程度。然而我们信仰与和平相容、与有效的政治对立相容从而与政治自由相容的那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政体。

　　　　我在上面提到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柏拉图的令人误解的问题“谁应当统治？”从未明显地遭到政治哲学家们的摒弃。卢梭提出同样的问题，但给予相反的回答：“人民的意志应当统治——多数人的意志，而非少数人的意志”；这确实是危险的回答，因为它导致对“人民”和“人民的意志”的想象的神化。

　　　　与卢梭相反，我们认为投票或选举的多数人决定只是不流血地、对自由限制最少地做出决定的方法。当然，多数人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主张少数人应当具有任何多数人的决定都不能压制的权利和自由。

　　　　我所说的话可以支持我的这样一种见解，“群众”、“精英”和“群众的暴动”这些流行词语源自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形态。

　　　　“但是”，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过教育的人不断问道，“我的投票与丝毫未受过教育的任何清扫工人的投票占一样分量，这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未受教育的群众更有远见，因此应当对重要的政治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回答是，受过教育的和半受过教育的人无论如何确实具有更大的影响。他们撰写书籍和论文，教学和讲演，他们在讨论中发言，他们作为他们政党的党员能够使别人感到他的影响。

　　　　我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受过教育的人与“清扫工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毕竟谁在聪明与愚蠢之间做出抉择呢？难道最聪明和最善的人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正是被那些人们承认为聪明和善良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吗？

　　　　难道我们要使我们的政治机构承担判断聪明与善，正直与无私的任务吗？难道我们要使这个任务成为政治问题吗？作为实践政治的问题，精英的问题是丝毫无法解决的：实际上，精英与派系是根本无法分辨的。

　　　　然而实际上在关于群众与精英的这一切梦呓中几乎没有丝毫真理，这只是因为这些“群众”并不真地存在。我们都面临——并使我们伤脑筋——的那些群众并不是具体的人民群众，而是比如说汽车和摩托车的群众。然而开小汽车的人和骑摩托车的人都不是群众的一员；恰恰相反，只存在着难以对付的具体的个人，人们差不多可以说，他几乎是为了生存独自地与其他每一个人斗争。homo－homini　lupus［人挤人］的个人主义的形象从未更适宜过。

　　　　不，我们不是生活在群众社会。相反：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如此多的人乐于牺牲，愿意负起责任的重担。以前从未有过像我们的时代在野蛮战争中有这样多的自发的和个人的英雄主义，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从未有过这样少的英雄主义的社会和物质诱因。

　　　　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属于群众还是属于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是对我们同胞的这种信仰和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时代。这种信仰的诚挚被乐于为它做出牺牲所证明。我们信仰自由，因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废除奴隶制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好的秩序，因为它是最乐于不断改进的秩序。

　　　　如果我们从这种观点来看东方，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和解的思想结束：

　　　　诚然，斯大林再次引入了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有。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　
　
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剽窃自贝多芬的笔记本）　
　
　　　　首先，我要感谢主持人热情地邀请我在本届“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致开幕词。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在刚收到邀请书时，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有些困惑不解。因为自从1950年以来，我和妻子就一直在切尔吞山［Chiltern　Hills」里的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不看电视，不读报纸，只是全身心地从事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阐述人类知识，尤其是人类科学知识的问题。我认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使我有资格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致开幕词。

　　　　因而，我对自己为什么会受到邀请感到纳闷。起先，我猜想大概是弄错人了，或者是因为我儿童时代热爱萨尔茨堡这个城市的缘故。但那是七十年前我五六岁时的事，没人知道。此外，也没有人知晓，五十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在这里的一次奇异的经历。那是午夜时分，我滑完雪回家，月光皎洁，银辉满地，我却不小心失足堕入萨尔茨堡一个著名的洗马池里。……当然，选我当致词人一定是出于其他原因。后来，我想起来了，我在某个方面确实很特殊：你们知道，我是位乐观主义者，一位身处悲观的知识分子之中的乐观主义者。我确信，我们的时代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糟。实际上，它的真正形象远比他们所描绘的要好得多，美得多。二十五年前，我作过一次题为“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看法”［TheHistory　of　our　Time：An　Optimist’s　View〕的讲座。在今天这个话题似乎比在当时更容易引起争议。如果说有什么能使我获得资格在这里致开幕词的话，那也许就是我是一位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的名声。

　　　　请允许我谈谈我的乐观主义，因为它和“萨尔茨堡音乐节”有联系。许多年来——至少是从阿道夫·卢斯＇AdolfLoos＇和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这俩人我都熟悉）的时代开始——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严守文化悲观主义＇Culturalpessimism＇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的所谓文化，是一种只能产生庸俗拙劣作品的行业。特别是，在这个行业以文化形式向大众提供的东西之中，悲观主义者看到的只是堕落和粗俗；而乐观主义者却能看到另一个方面：根据最伟大的音乐家巴赫［Bach］、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和舒伯特［Schubert」最优美作品灌制的唱片和磁带的销售量总是以千百万计。另外，喜爱这些音乐家和他们奇妙音乐的人们更是不计其数。

　　　　当然，我必须同意悲观主义者对我们的指责：我们几乎是故意让孩子看残忍的电影和电视来使他们习惯于野蛮和暴力。不幸的是，现代文学也几乎有这种倾向。然而，作为一位乐观主义者，我要说，尽管有人在竭力宣扬暴力，但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很多乐于助人的善良人。尽管文化悲观主义者把我们的时代说得那么可恶（有时他们也说得挺令人信服），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为能活着而庆幸，为能活着而感激。

　　　　悲观主义者指责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衰退，他们还指责漠视人权的现象，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但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这难道说也是对的吗？当然不对。乐观主义者会指出：科学技术已为欧洲人和美洲人带来了实惠，并已使上个世纪那可怕的贫困和苦难现象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消失。

　　　　说来也巧，我是不相信进步或者进步原则的。我认为，人类历史是盛衰兼容的历史，财富的增加会和道德的沦丧并存，艺术的繁荣会与诚意的减少同时发生。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些文章，反对相信进步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