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罗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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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巴达人的法律和习惯却禁止他们自己耕种土地；既因为劳动是可耻的事，也为了
要使他们能以永远自由地服兵役。农奴是不能买卖的，而是附着于土地上；土地分成份
地，每个成年的斯巴达男子都有一块份地或者几块份地。这些份地，也象希洛特一样，
是不能买卖的，法律规定由父子相承（然而可以用遗嘱赠与）。地主本人每年从耕种份
地的希洛特那里收取七十个梅德尼（约相当于105蒲式耳）的粮食，并为他的妻子收取十
二个梅德尼，还有一定数量的酒和果品①。在这个数量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希洛特的财
产。希洛特也是希腊人，象斯巴达人一样，而且他们深深痛恨自己被奴役的状况。只要
有可能，他们就反叛。斯巴达人设有一个秘密警察团体，用以对付这种危险，但是作为
这种戒备的补充他们还有另一种办法：他们对希洛特每年宣战一次，这样他们的青年人
就可以杀死任何看来仿佛是不肯驯服的人而不会犯杀人罪。国家可以释放希洛特，但是
希洛特的主人却不能；希洛特之获得释放——…这当然是颇为罕见的——…是由于作战时
特别勇敢。
公元前八世纪有一个时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邻近梅新尼亚的地区，使这里大部分的
居民沦于希洛特的处境。斯巴达缺少“生存空间”，但是新的领土就暂时消除了这种不
满情绪的根源。
份地是供普通斯巴达人享用的；贵族有其自己的领地，而份地则是由国家所分配的
一块一块的公共土地。
拉哥尼亚其他部分的自由居民，叫做“裴里欧其”（PeriDoeci）①，他们并不享有
政治权力。
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他从一出生平就受战争的训练。经过部族首领的
检查之后，病弱的孩子是要抛弃掉的；唯有被颇为茁壮的孩子才能得到抚养。所有的男
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学校里面受训，一直到20岁为止；训练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坚强，不怕
痛苦，服从纪律。文化教育或科学教育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惟一的目的就是要造就
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好战士。
到了20岁，真正的军役就开始了。任何人到了20岁之后都可以结婚，但是一个男子
必须在“男子之家”里生活，直到30岁为止；并且必须把婚姻当作仿佛是一桩违法的秘
密事那样来处理。到了30岁以后，他就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公民了。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一
个食堂，和其他的成员在一片吃饭；他必须从他的份地的生产其中缴纳一部分实物。斯
巴达国家的理论是不让一个公民匮乏，也不让一个公民富有。每个人只能靠自己份地的
出产而过活，份地除了自由馈赠而外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可以私有金银，货币用铁制
成。斯巴达的简朴是脍炙人口的。
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很特殊。她们并不与世隔绝，象希腊其他各地的有地位的妇女那
样。女孩子也受着男孩子一样的体育锻炼；更可注目的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赤身裸
体地进行锻炼。他们要求（我下面引用的是诺尔斯译的普鲁塔克的《莱库格斯传》）：
少女们也应该练习赛跑、角力、掷铁饼、投标枪，其目的是使她们后来所怀的孩子
能从她们健壮的身体里吸取滋养，从而可以茁壮起来并发育得更好；而且她们也由于这
种锻炼增强了体质，可以免除分娩时的苦痛。……尽管少女们确乎是这样公开地赤身裸
体，然而期间却绝看不到，也绝感不到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这一切的运动都充满着嬉
戏之情，而并没有任何的春情或淫荡。
不肯结婚的人是被规定为“犯法”的，并且哪怕是在最寒冷的气候里也必须赤身裸
体地在年青人从事锻炼和跳舞的地方外。边。徘徊着。
妇女们不许流露出任何对国家不利的感情，她们可以对一个懦夫表示鄙视，而且如
果她们所鄙视的懦夫就是她们自己的儿子的话，那末她们还会受到表扬；但是如果她们
新生的婴儿因为孱弱而被处死，或者她们的儿子战死在疆场的话，她们却不可以表示悲
伤。她们被其他的希腊人公认为是最有贞操的；但如果一个结了婚的妇女而没有生育，
这时国家命令她去试一试别的男人是不是要比她自己的丈夫更能够生育公民的话，她是
不会有任何反抗的。生育子女受到立法的鼓励。据亚里士多德说，一个父亲有了三个儿
子就可以豁免兵役，有四个儿子就可以豁免对国家的一切负担。
斯巴达的宪法非常复杂。有两个王，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并且是世袭的。两个王
之中有一个在战时指挥军队，但是在平时他们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在公共的宴会上，他
们所得的食品比其他的人多一倍；当王去世的时候，大家都哀悼他。他们是长老会议的
成员，长老会议由三十人组成（包括两个王在内），其余的二十八人必须年龄在六十岁
以上，并由全体公民选举出来终生任职，但是只能从贵族家庭中选出。长老会议审判罪
案，并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公民大会包括全体公民；它不能主动提出任何动议，但有
权对向它提出的任何建议表决通过或否决。任何法律不经它同意，都是无效的。然而它
的同意虽说必要，但是还不够；在其生效以前，必须先由长老和行政官宣布决定。
除了两个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而外，政府还包括第四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是
斯巴达所特有的。那就是五个监察官。他们是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出来的；选举的方法，
据亚里士多德说，是“太幼稚了”；据柏里说，实际上就是抽签。监察官在宪法里是一
个“民主的”成份①，显然是为了要平衡王权。王每个月都须宣誓拥护宪法；然后监察
官就宣誓，只要王信守誓言，他们就拥护王。任何一个王出征的时候，都有两个监察官
跟随着他，监视他的行动。监察官是最高的民事法庭，但对于王他们却可以进行刑事审
判。
在古代的末期，斯巴达的宪法被认为是应该归功于一位名叫莱库格斯的立法者，据
说莱库格斯在公元前885年颁布了他的法律。事实上，斯巴达的制度是逐渐成长起来的，
而莱库格斯则只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最初本来是一个神。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驱狼者”，
这个神源出于阿加底亚。斯巴达在其他的希腊人中间引起了一种多少会使我们感到惊异
的敬仰。起初，它并不象后来那样地和其他的希腊城邦大有不同；在早先，它也产生过
和其他各地一样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但是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或许甚至于是更晚
一些的时候，它的宪法（曾错误地被人归功于莱库格斯）就固定为我们目前所谈到的形
式；他们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于是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对于世界文
明的贡献里面，就不再有任何的地位了。在我们看来，斯巴达国家就是纳粹如果得到胜
利时所会要建立的那种国家的一个雏形。但对希腊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如此。正如柏里
所说的：
公元前五世纪一个来自雅典或米利都的异邦人在访问那些构成了没有城垣的朴素无
华的斯巴达城邦的稀蔬散落的村庄时，他一定会有一种置身于远古时代的感觉，那时候
的人们要更勇敢、更善良也更纯朴，他们不曾为财富所腐化，也不曾被各种观念所困扰。
对于一个象柏拉图那样地思索着政治学问题的哲学家来说，斯巴达国家似乎是最接近于
理想的了。普通的希腊人都把斯巴达视为是一座严肃与纯朴之美的殿堂，一座有如多利
亚神殿那样庄严的多利亚城邦，那比他自己的居处要高贵得多，只不过住进去却并不那
么太舒服罢了。①其他的希腊人对斯巴达感到敬仰的原因之一，是斯巴达的稳固。所有
其他的希腊城邦都有过革命，但是斯巴达的宪法几百年来却屹然不曾变动过；只有监察
官的权力是逐渐加大了，但那是经过合法手续的，而并不曾使用过暴力。
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斯巴达人在他们的主要目标方面，即在创造
一个无敌战士的种族这方面，是成功的。温泉峡之战（公元前480年）虽然技术上是失败
了，却或许是最能表明他们的勇敢的例子。温泉峡是崇山之间一条通道，希腊人希望能
在这里阻挡住波斯大军。三百个斯巴达人和他们的随从，抵挡住了全部正面的进攻。但
是最后，波斯人发见山里有一条后路，于是立刻从两面夹攻希腊人。每一个斯巴达人都
战死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只有两个人因病假而不曾在场，他们害着眼病，差不多等于是
暂时失明。其中一个人坚持叫他的希洛特引他到战场上去，就在战场上被敌人消灭了；
另一个人叫做亚里士托德姆的，认为自己病重得不能作战了，就没有上阵。当他回到斯
巴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采他；人们管他叫作“懦夫亚里士托德姆”。一年之后，他
洗刷掉了自己的耻辱，英勇地战死于斯巴达人大获全胜的普拉提亚之战。
战争过后，斯巴达人在温泉峡的战场上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只写着：“过客们，
请寄语拉西第蒙人，我们躺在这里，遵照他们的命令”。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斯巴达人证明了他们自己在陆上是无敌的。他们一直保持着
他们的霸权，直到公元前371年琉克特拉之战中被底比斯人战败为止。这一战结束了斯巴
达人军事上的伟大地位。
除了在战争方面而外，斯巴达的实际一向是与理论不大一致的。生活在斯巴达盛期
的希罗多德令人惊异地提到过，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是能拒绝贿赂的，尽管事实上鄙弃财
富和爱好纯朴的生活正是斯巴达教育中所谆谆教诲的主要内容。据说斯巴达的妇女是非
常贞洁的，然而却有好几次有名的王位继承人之所以遭到废黜，都是因为他们并非是自
己母亲的丈夫的儿子。据说斯巴达人是爱国不屈的，然而普拉提亚之战的胜利者，斯巴
达王鲍萨尼亚斯，却终于被波斯大王薛克修斯所收买而成了叛国贼。除了这些罪恶昭彰
的事情而外，斯巴达的政策往往也是狭隘的和地域性的。当雅典从波斯人手中解放了小
亚细亚极其邻近岛屿上的希腊人的时候，斯巴达却袖手旁观；只要是伯罗奔尼苏半岛能
确保安全，其他希腊人的命运斯巴达就漠不关心了。想把希腊世界结成联邦的每一种尝
试，都见挫于斯巴达的狭隘观念。
亚里士多德生当斯巴达衰落之后，他对斯巴达的宪法做了一番非常有敌意的叙述①。
他所说的和别人所说的是如此之不同，简直使人难于相信他所说的也是这同一个地方；
例如：“立法者想要使全国都能艰苦克制，他对于男人实行了他的意图，但他却忽略了
女人，女人们度着各式各样奢侈恣纵的生活。结果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财富便受到过
分地重视，而尤以公民们在受自己妻子的支配时为然，正象大多数好战的种族一样。……
即使就勇敢这方面来说（勇敢在日常生活里是用不着的，只有在战争时才需要勇敢），
拉西第蒙的妇女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恶劣的。……拉西第蒙的妇女们的放荡是自古已然的，
也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此（按照传统的说法）当莱库格斯想使妇女们就范于他的法
律的时候，妇女们就反抗；于是莱库格斯便放弃了这一试图。”
亚里士多德又谴责斯巴达人的贪吝，他把贪吝归咎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他说，份
地虽然不许买卖，但是可以赠与或传给后代。他又说，全部土地有五分之二是属于妇女
的。结果造成了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据说斯巴达曾有过一万公民，但是到被底比斯所
击败时，已经不满一千人了。
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斯巴达宪法的每一点。他说监察官往往是非常之穷，所以很容易
受贿赂；而且他们的权柄又是如此之大，甚至于连国王也不得不讨好他们，所以斯巴达
的政体已经转化成为民主制了。他告诉我们说，监察官们恣纵过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与
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而对于普通公民的严厉又是那样地不堪忍受，所以公民们便沉溺
于秘密的、非法的肉欲快乐以求逃避。
亚里士多德写这些话的时候，斯巴达已经衰颓了；然而在有些地方他明白地说，他
所提到的这些罪恶是从古就有的。他的语气是那么干脆而又确凿，以致我们很难于不相
信他，而且它也符合近代由于法律过分严厉而得到的一切经验。然而在人们的想象里所
存留下来的，却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斯巴达，而是普鲁塔克笔下的神话般的斯巴达
和柏拉图《国家篇》中的被哲学理想化了的斯巴达。许多世纪以来，青年人都阅读着这
些作品，并且燃烧着一种想要作一个莱库格斯或者是作一个哲人王的雄心。而理想主义
和爱好权势相结合的结果，就一再地把人引入了歧途，并且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就中世纪和近代的读者们而论，斯巴达的神话主要地是由普鲁塔克给确定下来的。
当他写作的时候，斯巴达已经是属于浪漫的往事了；斯巴达的盛世距离普鲁塔克的时代，
正象哥伦布距离我们的时代是一样遥远。普鲁塔克所说的一切，研究制度的历史学家虽
然必须极其审慎地加以处理，但是对于研究神话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却具有头等的重要
性。希腊曾经影响了全世界，但那往往是通过她对于人们的想象、理想和希望而起作用
的，而不是直接地通过政治的威力。罗马建造了许多大路，大部分至今仍然保存着，罗
马的法律是近代许多法典的根源，但是使得这些东西成为重要的却是罗马的军队。希腊
人虽然也是可钦敬的战士，但他们并没有征服过，因为他们的军力主要地都消耗在彼此
互相敌对上面。一直要等到半野蛮的亚历山大，才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整个的近东，并
使得希腊语成为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内陆部分的文学语言。希腊人永远也不会完成
这种事业的，并不是由于他们缺乏武力，而是由于他们不能在政治上团结。希腊文化的
政治传播者从来都不是希腊人；但正是希腊的天才激动了别的民族，才使得别的民族传
播开了他们的被征服者的文化。
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之点并不在于希腊城邦之间的繁琐的战争，也不
在于党派权势的卑鄙争夺，而在于当这些简短的插曲结束之后，人类所保存下来的记忆，
——…这正象是我们对于阿尔卑斯山一幅辉煌日出景象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