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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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即王室、教会、修道院和移民的土地，其数量可能达到法国领土的一半。指券实际上就是上述大宗土地的定单或让与书。革命政府确实曾想把这些土地“铸”成货币。但是，说句公道话，最初他们并不打算大大增加发行额，最后不得不这样做，是由于其他一切财源枯竭。按照他们的想法，指券会很快回到发行者手中来换取土地，而且，在土地全部卖掉以前，他们可以持续不断地重新发行指券，而不致使流通中的纸币多于适度的数量。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土地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售出。买主不愿将他们的货币投放在土地上，因为如果革命失败，其所购买的土地很可能被无偿地收回。代表土地的纸片惊人地增加，以致不能再保持它们的价值，一如所有的土地如果同时拿到市场上出售，它们本身的价值就不能保持。其结果，购买1磅黄油，得支付60O法郎的指券。
有人说，指券的例子不具有结论性，因为指券只代表一般的土地，而不代表一定量的土地。他们断言，防止指券贬值的适当方法，是对所没收的一切财产，都按金属价值估定它们的价值，而以这种价值为限度（不超出这一限度）来发行指券；并给予持有指券的人一种权利，即他们可按登记的价值，用指券换取任何一块土地。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要优越干实际采用的那种方法。如果采用了这种方法，指券的价值就决不会降到那种不象话的程度。这是因为，不管指券的购买力相对于其他各种物品而言会下降多少，指券对土地都将保持其全部购买力，不等指券的市场价值大量丧失，人们就很可能拿它们来换取土地了。然而，必须记住，指券不贬值的前提是，其流通的数量不大于可兑换成现金时的数量。因此，虽然在革命时期，这种一经提出要求就可兑换为土地的通货，作为一种以最少的损失迅速出售大量土地的手段，也许是合宜的，但却很难看出如当作一国的经常制度，它与可兑换铸币的通货相比，具有什么优越性。而其不利之处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土地的价值远比金银的价值易于变化，此外，对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土地是一种称心的财产，不如说它是一种累赘（除可换成货币外），所以，只要纸币稍微贬值，人们就会要求以纸币兑换金银；但如纸币只能交换土地，则在一定限度以内，他们也许宁可让它贬值，而不以之交换土地。
第四节 考察增加通货可以促进产业发展这一学说
不兑现纸币的鼓吹者所凭借的另一种谬论，是通货加速产业发展的学说。这种思想始见于休谟的《论货币》，后来它获得了许多热诚的支持者。伯明翰通货学派就热心支持这种学说，阿特伍德曾是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阿特伍德先生认为，纸币增加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会激励每一个生产者作出最大的努力，并使一国的全部资本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他认为，这种情况在物价以极大规模上涨的一切时期，是经常发生的。然而，我以为，阿特伍德先生所说的那种能使一切从事生产的人焕发出巨大热情的东西，必然是生产者的一种期待，即期待着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得更多的一般商品、更多的真实财富，而不只是换得更多的纸币。但是，按照上述假设，这一期待必然会落空，因为，既然假定一切价格都以同样幅度上涨，那么谁都不能以自己的货物真正换得比过去多的货物。那些与阿特伍德先生看法相同的人，要想诱使人们异常努力地干活，就只有延长人们的幻觉，即使货币价格逐渐上涨，从而使每一个生产者经常感到他们获得的报酬正在增加，尽管实际上决不会增加。对于这个计划，除了指出它完全不能实行以外，无须再列举其他反对的理由。它指望全世界的人都永远相信，纸片越多，财富也就越多，而看不到，即使使用它们的全部纸币，他们也不能买到比过去多的物品。这一学派虽然这样重视物价高涨时期的经验，但是在任何物价高涨时期，人们都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阿特伍德先生所误认为的繁荣时期，实际上只不过是投机时期（一切物价高涨时期，在通货可以自由兑换的制度下，必然如此）。在这样的时期，投机家们都认为他们的财富增加不是由于高物价持续下去，而是由于高物价不再持续，即，任何在物价持续高涨时期设法脱售的人将会发现，在物价回跌以后，自己拥有较多的英镑，它们的价值并没有减少。如果在投机临近结束时发行一种纸币，足以使物价保持在物价高涨时期达到的最高点，则最失望的莫过于投机家了；因为他们认为靠及时脱售已经获得的收益（使他们的竞争者遭受了损失，这些人在他们出售时买进，而在物价回跌后不得不卖出）会从他们的手中消失，除手里点数的纸票多了几张外，他们别无所得。
休谟对于这一学说的描述，和阿特伍德先生略有不同。他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不会同时上涨，因而如果某些人在他们想购买的物品尚未涨价时，能通过出售他们必须出售的物品获得较多的货币，这些人就可以获得一种实在的利益。（他似乎认为）获得这种利益的人始终是行动最早的人。但是，很明显，既然有人由此获得比平常多的利益，就必然有人所得少于平常。如果事情象休谟所设想的那样，则受损失的人当为涨价最迟的商品的卖主；按照假设，他要按旧价将他的货物卖给已由新价获利的买主。这种卖主出售他的商品时只获得惯常数量的货币，而这时某些物品用从前那样多的货币已不再能够买到。因此，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就会提高他的商品的价格，从而使买主无从获得那种被没想为能够对他的勤勉起刺激作用的利益。相反地，如果卖主不知道这个情况，只是在他支出货币时才发现事情已经演变到这样的地步，则他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就将低于通常水平；其他商人的勤勉受到激励，而他的勤勉则显然由于相反的原因而减弱。
第五节 通货贬值是对社会的课税，是对债权人的欺骗
物价普遍而持久地上涨，换句话说，货币贬值，不损害某些人，就不能使任何人获利。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可使国家获利；但超出这一限度增发纸币，就成了一种劫掠。
发行纸币显然可以给发行者带来利益，在人们拿纸币兑现以前，发行者可以把纸币当作真实的资本来利用；只要通货不因发行纸币而持续增加，而只是用纸币来代替同等数额的金银，则在发行者获得利益时，就不会有任何人遭受损失，因为利益得自给社会节省了较昂贵的材料的费用。但是，如果没有金银被替代——如果发行纸币使通货增加，而不是用纸币替代通货中的金属货币——则持有通货的一切人，将因其贬值而蒙受同发行者的利得恰好相等的损失。这实际上是为发行者的利益而向他们征收的一种租税。有些人也许会反对这种说法，他们的理由是，由于增发纸币而获得了贷款的生产者和商人也能获利。然而，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一种额外的利益，而只是发行者在损害一切货币持有人的情况下获得的利益的一部分。发行者并没有把向公众征税带来的利润全部留给自己，而是同他的顾客分享。
但是，除发行者或其他人通过发行者在损害一般公众的情况下获得的利益外，还有一种不正当的利益，由人数更多的一个阶层、即负有固定金钱债务的那些人获得。所有这些人都由于通货贬值而解除了一部分债务或其他债务负担。换句话说，他们的债权人的一部分财产，无偿地转让给了他们。从表面上看，也许会认为这对产业是有利的；因为各生产阶级都是大借主，其对各不生产阶级（其中包括实际上不从事营业活动的一切人）所负的债务要大于各不生产阶级对它们所负的债务Z如果将公债包括在内，尤其如此。只有这样，也就是通过减轻固定负债的压力，物价的普通上涨才能为生产者和商人带来利益。如果诚实和信誉对于整个世界、特别是对于产业和商业并不重要，那么这可以认为是一种利益。然而，很少有人会说，仅仅由于使国家和私人的债权人丧失一部分债权是值得想望的，通货就应当贬值。具有这一趋向的各种计划几乎总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带有偶然性的原因，例如，需要补偿以前在相反方面造成的不公平。
第六节 考察进行这种欺骗的某些口实
例如在英国，自1819年以后，多年来有人坚决主张，仍旧存在的大部分公债和大量私人债务是1797一1819年间欠下的，当时英格兰银行无须以现金兑现钞票；现在借主（如属公债，则为全体纳税人）对于这种用贬值的通货借得的钱，须按相同的名义数额用具有十足价值的通货支付利息，这是极不公平的。按照某作者的看法，当时货币贬值的程度平均为30％、50％，时或超过50％；因而结论是，我们或者应当恢复这已经贬值的通货，或者应当从过去的公债、抵押债务或其他私人债务中，减除与估计的贬值程度相应的百分比。
对于这个学说，通常是这样辩驳的。姑且承认恢复现金支付而不降低兑换标准，这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使债务人用价值提高的通货偿付贬值时所借的通货。但现今对这种损害作出补偿，已为时太晚。现在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已不是1819年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岁月的流逝，已使社会的金钱关系完全改变；现在要确定当时谁是受益人，谁是受害人，已不可能，走回头路不能纠正错误，而只是在已有的不公正行为之外，加上另一普遍的不公正行为。就实际问题而言，这种论证当然是具有结论性的；但是，这一正直的结论，却是以很狭隘、很粗俗的理由为依据的。它承认，1819年的所谓皮尔法案（该法案规定重新以3镑17先令10便士半的原来标准来兑付现金），确如人们所说，是不公正的。但是这种承认是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当时国会别无选择；它完全有义务坚持过去所承认的标准，这可以用三种不同的理由——两种是事实上的，一种是原理上的——来证明。
事实上的理由是这样的。第一，所谓在英格兰银行限制兑现时产生的公私债务，是以比现在用来支付利息的通货价值低的通货订约的，这不是事实。中止履行兑现义务，曾经给予英格兰银行降低通货价值的权力，确是事实。英格兰银行真正行使了这种权力，也是事实，虽然行使的程度远低于人们常说的那种程度；因为黄金的市场价格和造币厂的估价之间的差别，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战争的最后5年差别最大时，也没有超过30％。通货按照这一幅度贬值了，也就是说，通货的价值要低于它表示要坚持的标准的价值。但是，当时欧洲的情况是：由于贵金属异乎寻常地被人们大量贮藏，并为各国庞大军队（这些军队使当时欧洲大陆遭到破坏）的军用金库所吸收，标准本身的价值已大为提高。而最大的权威们（只要列举其中的图克先生，就足够了）在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以后，也相信纸币和金块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于黄金本身价值提高的程度；纸币的价值虽然相对地低于当时黄金的价值，但并不低于黄金或不可兑换纸币在其他时期的通常价值。如果这是真的（事实根据在图克的《物价史》中有确切的记述），那么，以通货贬值为理由反对公债持有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全部论辩的根据就被推翻了。
但是，第二，即使在英格兰银行限制兑现的各个时期，通货的价值已按其标准的贬值程度而降低，我们也必须记住，公债或其他长期债务只有一部分是在英格兰银行限制兑现时期产生的。其很大部分是1797年以前订立的契约；其更人部分是在限制兑现时期的最初几年订立的契约，当时纸币和黄金之间的差别尚小。对于第一部分持有人，由于有22年是用已经贬值的通货来支付利息，因而他们遭受了损害；对于第二部分持有人，在用（相对于借款时所用的通货）已经贬值的通货支付利息的那些年，也有所损害。假如重新按较低的标准兑付现金，那就是为了避免给予第三种债权人（在通货贬值程度最大的几年间贷出货币的那些人）不正当的利益，而使上述两种债权人所受的损害永久化。事实上，这是对一部分人支付不足，而对另一部分人支付过多。已经去世的米什先生曾经不辞辛劳地对这两种金额进行了算术的比较。通过计算，他断定，假如有人在1819年计算一下公债持有人由于纸币脱离兑换标准而得到的利益和遭受的损失，则可看出，就全体而言，他们是损失者；因此，如果以通货贬值为理由认为对这种损失作出补偿是正当的，则全体公债持有人都应当得到补偿，而不应由他们提供补偿。
以上所述是事实方面的理由。但是，这些事实上的理由并不是最有力的。更有力的，是原理上的理由。假如不只是一部分债务，而是全部债务，都是用已经贬值的通货（不仅与其兑换标准相比较已经贬值，而且与其本身以前和以后的价值相比较也已贬值）欠下的；并且我们现在是用比借钱时所用的价值高出50％甚至100％的通货来支付这种债务的利息。如果这样的支付条件是原契约的基本构成部分，那么，这会对支付义务产生什么影响呢，现今这不仅是事实，而且事实尚不止此。契约为公债持有人规定的条件，比他已接受的还要好。在英格兰银行限制兑现的期间，国会曾作出这样的保证（由此，这一立法机关负有任何立法机关所能承担的最高义务），即：至迟在全面媾和后6个月内，就要按照过去的标准重新开始兑付现金。因而，这已成为每次借款的实际条件；借款条件也因此而更为有利。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除非依照向印度王侯贷款时规定的条件，否则政府是不可能指望得到借款的。如果当时政府暗示或者明言，借到钱以后，其计算标准会持续降低，降低到借主的立法机关的“集体智慧”认为适当的程度，那么谁都不会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利率才能诱使具有常识的人用其储蓄进行这样的冒险活动。无论公债持有人由于恢复现金兑付而获得了多少利益，都是契约规定的条件保证他们得到的。他们所提供的价值，已超过他们所得到的价值；因为现金兑付不是在媾和后6个月内，而且在媾和多年后恢复的。因此，即使撇开我们的一切议论（除了最后这一点以外），而且承认有关这一问题的反对方面所坚持的一切事实，公债持有人也还是没有得到不正当的利益，反而是受害者；而且，假如不是由于对此不可能作出判决，假如不是由于应遵循法律和政策上一项有益的一般准则．即凡事都应有个了结，那他们还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第十四章 论供给过剩
第一节 在一般情况下，商品会供给过剩吗？
我们在前几章中对货币理论作了初步说明，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一般价值理论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对货币的性质和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前，是不可能进行令人满意的探讨的，因为我们所须反驳的谬见主要来源于对货币作用的误解。
前已提及，一切物品的价值都趋向于一定的中心点（我们已称其为“自然价值”），即，在这一中心点，每一物品与其他一切物品按各自的生产费用的比率互相交换。我们也曾提到，实际价值或市场价值，只是按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