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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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投机商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一种非常有用的职能；而且（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当中对社会最为有益的，是那些对受季节变动影响的各种商品进行投机的人们。如果没有谷物商人，不仅谷物价格的变动会比现今大得多，而且在缺乏谷物的时期可能连必需的供给也得不到。如果没有人从事谷物投机，或者在没有商人的时候农场主不充当投机商人，则在丰收季节，除了必然发生的浪费以外，价格将无所限制或无所控制的下跌。能留下一年的剩余部分以补来年之不足，要归功于农场主或商人，前者不将谷物投放市场，后者则在谷物价格最低廉的时候购买谷物并贮存起来。
第五节 投机商人和谷物商人的影响
在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们当中存在着如下的看法，即，投机商人的利得常常是靠造成人为的供应不足取得的；他们是以自己的购买制造高价格，并借此取得利润。不难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谷物商人从事投机性的购买，致使价格提高，而当时或其后除了他自己的活动以外不存在能使价格上涨的其他原因，那么毫无疑问，只要他继续购买，他的财富似乎就会增加，因为他所持有的物品的牌价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利得只有在他不想出售物品时才似乎为他所有。例如，假如他购买了100万夸脱＇粮食＇，储存起来不投放市场，因而每夸脱的价格提高10先令，那么当这100万夸脱运回市场时，其价格将回跌，回跌的幅度正好等干它们离开市场时上涨的幅度，谷物商人的最大希望只能是，除利息和各项费用以外不受其他损失。即使通过逐步的、谨慎的销售，他能将其所贮存的一部分〔粮食〕高价出售，他对其所购买的一部分〔粮食〕，也无可怀疑地必须支付高价。他还得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因为暂时的价格上涨很可能诱使其他的人（他们与价格上涨的起因毫无关联，如果没有这种上涨，他们根本不会进入市场）将他们的谷物运到市场，截取一部分利益。因而，他不能凭借自己造成的供应不足来牟取利润，他在谷物供应正常的市场上买进谷物以后，不得不在谷物供应过多的市场上出售，这种情况决不是不可能的。
一如个别投机商人不能靠他独自造戍的价格上涨牟利，众多的投机商人也不能靠他们的投机人为地造成的价格上涨共同获利。在众多的投机商人中会有某些人由于在转卖时间的选择上判断准确或者运气好而获利，但是，他们获得这种利益不是靠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是靠损害判断不那么准确的另外一些投机商人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将其他人的投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转变为自己的利益，而将价格回跌所带来的损失留给这些人。因此，无可否认，投机商人可以靠损害他人致富。但是，他们是靠损害其他投机商人致富，一部分投机商有所得，另一部分投机商就有所失。
如果对于某种商品的投机对全体投机商人都有利可图，那只是因为，在他们购买和转变的间隔期间，价格因与他们无关、但被他们所预见到的某种原因而上涨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购买使价格同没有这种购买时相比较早地开始上涨，从而使消费者感到匮乏的时期延长，但在价格涨到最高点时却会减少价格的变动，这显然对公众是有利的。然而，在这场合，我们是假设，他们对自己所盼望的价格上涨没有作过高的估计。因为人们进行投机性的购买，往往是预期需求将有所增加或供给将有所不足，而这样的预期最终往往不会成为事实，或即使成为事实，也不会达到投机商人所预期的程度。果如此，则投机不仅不会缓和价格的变动，反而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否则价格是不会发生变动的），或者使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某些人可以靠投机得到很多利益，可是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这种投机却是失败的。投机活动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因为价格由于他们的购买而提高，也将由他们的销售而以同样的程度降低；他们不但不能由此获得任何利益，反而不仅会白费力气和钱财，而且会由于人为地提高价格而抑制消费，或意想不到地使供给增加，因而几乎总是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所以，投机商人的交易在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总是有益于公众；虽然由于这种交易有时加剧了价格的变动（它们的重通常的作用是减少价格的变动）从而损害公众，但是，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遭受最大损失的总是投机商人。简言之，全体投机商人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投机商人不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就得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促进公众利益的最好的方法，是听任投机商人完全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不否认，投机商人会加重某一地方的供给不足。他们在从农村收集谷物以供应城市的过程中，将粮食不足扩散到各个角落（否则那里是不会产生这种现象的）。在同一地方买进和卖出，有助于缓和供给不足；在一地买进而在另一地卖出，则会加重前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而减轻后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这里的价格较高，因而很有可能，按照我们的假设，受供给不足之苦更甚）。而这种痛苦总是极其冷酷地落在最贫苦的消费者身上，因为富裕的人们可以随意以较高的价格照常获得充分的供应。因此，总的说来，从谷物商人的交易中受益最大的是贫民。偶然也有意外：贫民由于这种交易而受到损害。农村贫民在冬季完全依赖谷物，因而这时谷物价格低廉对他们或许较为有利，即使谷物在春季供给不足，因为这时他们当可购得部分代用品。而在冬季他们却不能获得大量可用以代替主要粮食——做面包用的谷物的代用品；假如冬季可以获得大量代用品，那么到了春季，谷物的价格就会下跌，而不会象平常那样持续上涨到临近收获的时候。
在谷物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象在卖主和买主之间一样，总是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对立；粮食不足的时期，也是投机商人获得最大利润的时期，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将成为人们（他们在他获利时受到损失）厌恶和忌妒的对象。然而，若以为谷物商人的业务可以给他提供极其巨大的利润，那就错了；他不是经常获利，而是在特定的时期获得利润，因而有时这种利润可能很大，但是，总的说来，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其获得利润的机会不会大于其他的各种行业。谷物商人在荒年获利丰厚，但其后往往出现的价格回跌，又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列入破产者的名单。1847年是谷物商人获利最多的年头，而该年秋季则成了投机商人破产最多的季节。在这风险最大的行业中，偶而获得的巨额利润被频繁的破产抵消了。如果谷物商人在粮食不足时销售谷物的价格低于消费者的竞争所确定的价格，那他就是为了博爱或慈善事业而牺牲了他的经营活动所应得的正当利润，因而也完全有理由要求具有同样资产的其他任何人作出这种牺牲。既然他的经营活动是有益的，因此激励他继续经营的各种通常的刺激因素就应当存在；同时，对于这种有益于公众但伴有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同完全而自由的竞争可以和谐共存）的行业，法律或舆论都不应该予以妨害；这些都是公众的利益所在。
再者，由供给的变动或实际需求（有别于投机造成的需求）的变动引起的价值和价格的变动，似乎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缓和。至于由计算错误、特别是由信用过度膨胀和过度收缩的交替（这种交替在各种商业现象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引起的价值和价格的变动，是否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缓和，则不能同样有把握地予以肯定。到目前为止，这种以不合理的投机开始、以商业危机告终的变动，并没有随着资本的增加和产业的扩展而减少或减轻。相反地，这种变动却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剧烈。人们常说，这是竞争不断加剧造成的；但我宁可说，这是低利润率和利率造成的，低利润率使资本家不满足于用普通方法获取可靠的商业利润。这种低利润率与人口和积累的增加的关系，是以下各章所要说明的要点之一。
第三章 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地租、利润以及工资的影响
第一节 第一种情形：人口增长，资本保持不变
上面我们考察了处于产业发展状态的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经济变化，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产业发展对总产品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所要考察的分配制度，是最为复杂的分配制度，而且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其他分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业品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农产品是在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三个阶级之间分配的。
通常所谓的产业发展，大体上有以下三个特征，即资本增加、人口增长和生产改良（这里的生产改良一词应按其最为广泛的意义来理解，不但包括改进生产商品的方法，而且还包括改进从远地获得商品的方法）。其他各种变化，基本上都是这三种变化造成的。举例来说，粮食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的趋势，是需求增加造成的，而需求的增加要么是人口增加造成的，要么是资本和工资的增加使穷人得以增加消费造成的。我们最好先一个一个地分别考察这三个原因，然后再以我们认为适当的方式考察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情形。
我们首先假设，人口增长，而资本和生产技术保持不变。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工资将下降，劳动阶级的境况会恶化。相反，资本家的境况则将得到改善。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他的利润率将提高。我们由此而可以证明，利润率依赖于劳动费用；因为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减少了，而在假定生产商品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降低。不仅劳动者得到的实际报酬减少了，而且劳动者得到的劳动产品数量也减少了。前者关系到劳动者自身的利益，后者则关系到雇主的利益。
到此为止．商品的价值尚未受到任何影响；所以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地租会上升或下降。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考察人口增加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条件会相应降低，因为虽然劳动者人数增加了，但他们却只能得到与以前一样多的劳动产品。然而，他们会节省其他享乐，而不会节省粮食，每个人会消费同以前一样多、一样好的粮食；或者即使粮食的消费量有所减少，也不会按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比例减少。根据这种假设，尽管实际工资有所降低，增多的人口仍需要更多的粮食。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工业技术和知识保持不变，所以只能通过耕种劣质土地或采用相对于支出而言生产率不那么高的生产方法才能获得更多的粮食。人们不会缺少扩大农业所需的资本，因为虽然根据假设现有的资本没有增加，但由于劳动者不得不减少另外一些不那么迫切的需要，因而可以从生产这些物品的产业那里节省出足够的资本。所以，人们是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的，但却是用较高的费用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因此而必然上涨。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既然利润上升了，生产粮食的额外费用就可以由利润来支付，而价格丝毫不会上涨。毫无疑问，额外的费用是能够由利润来支付的，但实际上却不会由利润来支付，因为如果由利润来支付的话，农民的处境就不如其他资本家了。利润的增加是工资下跌的结果，因而所有雇主的利润都会增加。粮食生产费用的增加，是不得不以较高费用耕种土地造成的，只影响到农民。这是一种特殊的负担，不管一般利润率是高是低，农民都必须为此而得到特殊的补偿。若其他资本家的利润不减少，农民就不会无限制地听凭自己的利润减少。只有当投入农业的新资本带来的利润同投资于其他方面带来的利润一样高时，农民才会扩大耕种面积。所以，农产品的价值将按生产费用增长的比例而上升。农民所承受的特殊负担因此而会得到补偿，农民会与所有资本家一样享有较高的利润率。
根据我们已经熟悉的原理，可以推知，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将上升。前面已经说过，如果必须用一定量的资本来耕种最差的土地，或如果必须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资本，那么相对于投入这种土地的资本而言，任何其他土地便会得到剩余产品，这些土地也就能用这种剩余产品支付地租，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也必须支付这种地租。所以，只要农民不得不耕种劣质土地，或不得不采用较为费工费时的耕种方法，地租就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双重的，这是因为，首先实物地租也即谷物地租会上升，其次，既然农产品的价值已经上升，所以用制造品或外国商品计算的地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可以用货币地租来表示）也会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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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的各个阶段（如果在作了以上说明之后，仍有必要加以回顾的话）可以叙述如下。谷物价格上升，为的是偿付在劣质土地上或用花费较多方法生产更多的谷物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就这种增加的谷物来说，上涨的价格只不过相当于增加的费用；但是当所有谷物的价格都上升时，价格的上升便会给所有谷物（除了最后生产出来的那些外）带来超额利润。假设某一农民过去惯于按照每夸脱40先令的价格生产小麦，总共生产100夸脱，现在需要120夸脱，其中最后20夸脱只能按每夸脱45先令的价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就不仅仅是从最后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而是从全部1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因而，他除了得到普通利润外，还可以得到25镑超额利润，不过，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他并不能把超额利润据为己有。然而，也不能迫使他把超额利润转让给消费者，因为如果价格低于每夸脱45先令，他就不会生产那最后20夸脱。于是，价格会保持在每夸脱45先令这一水平上，而在竞争的作用下，那25镑超额利润不是转让给消费者，而是转让给地主。所以，在生产方法没有得到改进的情况下，若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则地租必然上涨。这是一条真理，在作了以上最后证明之后，我们在下文中将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上面引入的这一新因素，即粮食需求的增加，除了使地租上升外，还会扰乱产品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人口的增加会减少劳动的报酬，而如果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按同一幅度减少的话，则利润便会相应增加。然而，如果人口的增加导致粮食产量增加，增加的粮食又必须以较高的费用来生产，那么，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就不会按同一幅度减少，因而利润也就不会相应地得到提高。甚至有可能一点也不提高。劳动者的生活也许一向很好，现在所遭受的损失只不过是减少其他方面的享受，而不必减少自己所吃的粮食，也不必降低自己所吃粮食的质量。为增加的人口生产粮食会使生产粮食的费用大大增加，以致工资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可能仍代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成本，可能仍是同从前一样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