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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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无疑也会影响储蓄倾向。窖藏钱财会给大财主增加危险，但与此同时窖藏钱财也是躲避危险的强有力手段，因而这两种作用也许会相互抵消。然而，同把钱保管在自己手边闲置不用相比，一个人若在生产上运用自己的钱或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使用，则他便要冒更大的风险，这种额外的风险是与社会的普遍不安全状态成比例的，也许等于20％、30％或50％，也许还不到1％或2％，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是一确定的比例，预期的利润必须能对此给予补偿。
即使资本不产生利润，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进行一定量的储蓄。人们在年景好的时候会为坏年景作准备，会为年老体弱时的生活积蓄一些钱财，会为后半生过优闲自在的生活或为抚育儿女进行储蓄。然而，从长期来看完全以此为目的的储蓄是不会大大增加资本数量的。这些动机只是促使人们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节省一些钱财，以便在另一个时期消费，或供他们未成年的儿女消费。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储蓄，通常产生于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或为儿女或他人遗留财产的愿望。一定的自我克制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对上述愿望的强度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自我克制能力又取决于利润率。每一国家都有一最低的利润率，若再低，人们就不会为了发财或遗留财产而储蓄了。所以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积累，需要有某一利润率作为必要条件，一般人会把这一利润率看作是对节欲的报酬和对所冒风险的补偿。当然，总是有一些人的有效积累欲望高于一般人，即使利润率低于最低水平，他们也会进行储蓄，但也总是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花钱嗜好和享乐嗜好大于一般人，他们非但不储蓄，反而挥霍掉所得到的全部钱财，这两种人正好相互抵消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限定资本增长的最低利润率，在某些社会状态下要比在另一些社会状态下更低。我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标志着当代文明的那种社会进步有降低这种最低利润率的趋势。首先，这种进步的公认结果之一，是一般安全的增加。战争的破坏以及私人和公家的暴力掠夺给人带来的忧虑越来越少；教育和司法可望得到改良，舆论也更受尊重了，这些都为防止欺诈和胡乱经营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保证。所以，为补偿生产性投资所冒的风险而要求具有的利润率，现在已比一个世纪以前低了，今后还会比现在更低。其次，人类已不再是眼前利益的奴隶，而越来越习惯于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这也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之一。远虑的这种增加，是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未来的自然结果，而且，工业生活对人类的感情和喜好所产生的影响，大都有利于远虑的增加。随着生活的变故日益减少，随着生活习惯日益固定，随着除了依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外用其他方法发横财的机会日益减少，人们愈来愈愿意牺牲眼前的享乐以实现未来的目标。先见能力和自制能力的提高，除了影响财富的增加外，肯定还会影响其他事情，这一问题下文马上就会讨论到。不过，当前的社会进步即使无助于增加人们的积累欲望，也显然有助于放松这种欲望所受到的束缚，有助于降低诱使人们进行储蓄所绝对必需的利润率。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即风险减少和远虑增加，当前在英格兰，百分之三、四的利润或利息便足以促使资本增加，而在缅甸帝国或在约翰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测需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或利息才能促使资本增加。在荷兰，过去100年间公债的利率为2％，这一利率虽然没有促使资本增加，但也没有使资本减少。尽管最低利润率的变化很大，尽管无法确切说出某一时期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但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着最低利润率；不管最低利润率是高还是低，一旦达到最低利润率，资本就会暂时停止增加。于是国家也就处于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停滞状态。
第四节 在富国，利润总是接近于最低点
我们由此便得到了本章所要阐明的那一基本命题。一国如果长期以来生产规模一直很大，一直有巨额纯收入供人们借以进行储蓄，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有能力年年大大增加资本（但不象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那么该国的特征之一便是，利润率实际上总是接近于最低点，因而该国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边缘。我并不是说欧洲各大国实际上马上就会处于停滞状态，也不是说资本产生的利润还不够多，不足以诱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储蓄和积累。我的意思是，如果资本继续按现在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不发生什么事情使利润率趋于提高，那要不了多少时间利润就会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资本增长的边界不继续向前推移，为进一步增长留有更大的余地，则资本的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其最后的边界。
在英格兰，几乎没有风险的公债，其一般利率估计为3％强，所以，其他一切投资可望得到的利息或利润（不包括才能或努力应得的报酬）必须大大高于这一百分比，高出多少，要看资本所冒的风险有多大。让我们假设，在英格兰，只要有1％的纯利润（不包括风险补偿），就足以诱使人们储蓄，而纯利润低于1％，就无法诱使人们储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继续象现在这样年年增加，而又不发生什么事情抵消资本增加所造成的结果，那要不了多少年，纯利润率就会降低到1％。
要满足上述假说的条件，我们必须假设资本输往国外进行投资的过程完全中止。不再有资本输往国外建造铁路或放款；不再有移民把资本带往殖民地或其他国家；银行家或商人也不再向其国外客户提供信贷。我们还必须假设，政府不再为非生产性支出举债，也不再通过抵押或其他方式借债：不再有资本因企业破产而被浪费（人们把资本投入有破产危险的企业，是想获得鞍高的收入，因为当前稳妥的投资利润率通常都很低）。我们必须假设，社会的全部储蓄每年都投资于真正的生产性事业，同时假设，不再有工业上的新发明，已知的先进生产方法不再大规模取代落后的生产方法，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开辟新的投资出路。
大多数人都认为，要为每年新增的大量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是极为困难的，因而大多数人断言，将出现所谓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即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或只能以赔本的价格卖出去。但是，我们在前面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全面考察已经表明，问题并不是出在这里，即困难并不在于缺乏市场。如果新增资本适当地分配在各种用途之间，人们便会对新增资本的产品产生需求，因而这些产品决不会比其他产品更难销售。问题实际上是，使用新增资本必然会迅速降低利润率。
随着资本的增加，人口有时也增加，有时则不增加。如果人口不增加，工资便会上升，就会有更多的资本用来向人数没有增加的劳动者支付工资。既然劳动没有增加，人们也没有进行提高劳动效率的改良，产品的数量也就不会增加。由于资本无论增加多少，所获得的总报酬都同以前一样多，因而每年的总储蓄都会从下一年的利润中扣除。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很快就会降到资本不再增加的那一点。如果劳动效率不通过发明和发现或身心教育的改良而提高，如果懒人或非生产性劳动者不转变成生产性劳动者，那么远远快于人口增长的资本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其增长的极限。
即使人口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利润的下降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人口的增加会使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在没有产业改良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只能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得到满足，一是耕种更差的土地，二是对现有耕地进行更为精细的耕作，这两种方法都会提高生产费用。因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会增加，如果劳动者不甘忍受生活状况的恶化，利润就必然下降。在象英格兰这样的古老国家，如果我们假定国内的农业丝毫未得到改良，同时假定外国也不为英国市场生产更多的粮食，那么利润便会非常迅速地下跌。如果这两条增加粮食供给的道路都被堵塞了，而人口继续按照据说每天增加1000人的速度增加，那么在当前的知识水平下所有能被耕种的荒地很快就会被耕种完，生产费用和粮食价格会大大提高，以致如果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增加（这是补偿其增加的支出所必需），利润很快就会降至最低限度。假如货币工资不上升。或上升的幅度较小，利润的下降也许会得到延缓，但通过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所能得到的延缓时间是很有限的，一般说来，劳动者是不能够忍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当他们能够忍受时，他们所必需的生活水平也就有了提高，因而也就不愿意忍受。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在象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如果每年的储蓄额象现在这样继续增加下去，而又不发生任何事情抵消储蓄降低利润的自然趋势，那么利润率便会迅速降至最低限度，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就会马上停止。
第五节 商业突变往往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利润率总是趋于降至最低点，而且如果没有抵消因素的话，会极为迅速地降至最低点。所谓抵消因素，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够与利润下降趋势相抗衡、能阻止我国每年的巨额储蓄把利润率压至最低点的那些因素。那么，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我们可以提及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极为简单且极为明显，以致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斯蒙第先生和查默斯博士只注意到了这一因素，而忽视了所有其他因素。这就是在过量交易时期和疯狂投机时期以及在随之而来的商业突变中资本往往被大量浪费。固然，在这样的时期所损失的很大一部分资本并没有被毁灭，而只是象赌徒输的钱那样转给了较为成功的投机者。但是，即便在这些被转移的资本中，也有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以高价购买比平常多的外国商品，从而转给了外国人。而且还有许多资本被完全浪费了。人们开矿，修筑铁路，架设桥梁，并兴办其他许多没有把握产生利润的工程，大量资本耗费在了这些工程上，而这些工程却不提供报酬，或所提供的报酬不足以补偿支出。人们超过市场需要建立起许多工厂，安装起许多机器设备，结果却得不到利用。即使这些工厂和设备能够得到利用，资本也还是被搁死了；流动资本被转变成了固定资本，已不再对工资或利润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在继一般交易过度时期之后的停滞时期，还会有大量资本被消耗在非生产方面。在停滞时期，许多企业倒闭，或即使不倒闭也不赢利，大量工人被解雇，各个阶层都有很多人挣不到钱，不得不靠以前的储蓄过活，危机过后，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贫困境地。这些都是商业突变带来的结果。商业突变几乎是周期性的，而这种周期性正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利润下降趋势造成的后果。只要几年不发生危机，所积累的资本就会大幅度增加，以致用他们来投资无法再得到通常的利润。所有公债的价格会大大提高，而最好的商业证券的利率则会降到很低水平，工商界人士会普遍抱怨赚不到钱。这十分清楚地表明，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抵消资本积累带来的结果，利润便会极为迅速地降至最低点，资本增长便会极为迅速地陷入停滞状态。但是，既然不再那么容易获得稳定的利润，人们就会随时注意那些虽然有赔本的风险但却有可能带来较高利润的买卖。于是便会出现投机活动，投机活动连同随后的商业危机，会消耗大量资本或把大量资本转移给外国人，从而暂时提高利息和利润，为新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由此而开始同样的一轮循环。
毫无疑问，这是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压低利润的一部分资本时常会由此而被消耗掉。但是，从一些作家所使用的词语可以看出，这并不是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的主要原因。假如这是主要原因的话，资本就不会增加了，但在英格兰，资本却大幅度地、非常迅速地增加。这表现在，几乎所有赋税带来的收入都在日益增加，象征国家财富的一切事物在不断发展，人口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生活状态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整个说来在不断得到改进。这些事实证明，每一次商业危机不管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都远没有把自上次危机过后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本破坏掉，同时证明，人们总是能够为不断增加的资本找到或创造有利可图的出路，从而阻止利润率下降。
第六节 生产改良也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这就把我们的讨论引向了第二种抵消因素，即生产上的改良。生产改良显然具有威克菲尔德先生所说的那种扩大使用范围的作用，也就是说，生产改良使人们能够积累和使用更多的资本，而不压低利润率。当然，生产改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劳动者的习惯不因生产改良而改变，劳动者的需要不因生产改良而相应提高。如果劳动阶级获得了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全部利益，换句话说，如果货币工资不下降，那么利润就不会提高，利润的下跌也不会受到阻遏。但是，如果劳动者由于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而人数增加，致使生活状况降到以前的水平，那么利润就会上升。凡是能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低廉的发明，只要劳动者的需要不相应提高，最终都会降低货币工资，而由于货币工资降低，在资本降到以前的水平之前，人们便可以积累和利用更多的资本。
那些只影响富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改良，则不完全是以上述方式起作用的。花边或丝绒价格的下跌，丝毫没有降低劳动成本的作用。所以也就不会提高利润率，不会在利润降到最低点以前为更多的资本创造投资机会。不过，这种价格下降实际上会产生一种与此相等的作用，它会降低或有助于降低利润的最低点。首先，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会助长储蓄倾向，因为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使所有消费者在不改变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的条件下都享有一笔剩余收入，而只要以前的生活不困苦，不需要多少自我克制就至少可以把这种剩余收入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其次，人们如能以较少的收入生活得同以前一样好，那谁都会愿意为较低的利润率积累资本。如果过去人们每年有10OO镑收入才能过舒服日子，而现在有500镑就能过舒服日子，那同希望较为渺茫的过去相比，人们现在就更愿意为过舒服日子而储蓄。所以，几乎所有商品的生产得到的改良，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延缓静止状态的到来，但是，劳动者消费的物品得到的改良要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助于静止状态的到来，因为这些物品的生产得到的改良会在以下两方面发挥这种作用，一方面它们会诱使人们为较低的利润积累，另一方面它们还会提高利润率本身。
第七节 输入廉价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也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一国若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廉价商品，这也会产生与生产改良相同的作用。必需品价格的降低，无论是生产改良引起的，还是外国商品引起的，对工资和利润的影响都完全相同。只要劳动者不得到价格下降的全部利益，只要劳动者所习惯的生活水平不提高，从而劳动者不一直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