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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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应对自然增加的地租课以特别税
在结束赋税公平原则的讨论之前，我要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原则是有例外的，但这些例外并不与该原则的核心即公平合理相抵触。假设有这样一种收入，其所有者不花任何气力，也不作任何牺牲，它就会不断增长；拥有这种收入的人构成一社会阶级，他们采取完全消极被动的态度，听凭事情自然发展，就会变得愈来愈富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没收这种收入的全部增长额或一部分增长额，绝不违反私有财产制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这当然不是说把人们的所有财产都没收，而仅仅是没收由于事情的自然发展而增加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听凭它成为某一阶级的不劳而获的财富。
地租实际上就正是这种情况。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使地主的收入无时无刻不在增长；虽然他们不动一下手指不花一分钱，但他们的收入在社会财富总额中所占的绝对额和相对额却愈来愈大。他们不干活儿，不冒风验，不节省，就是睡大觉，也可以变得愈来愈富。依据社会正义的一般原则，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利获得这种自然增加的财富，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保留有权利，可以根据财政上的需要对地租的自然增长额课税，又有什么对不起地主的呢？我承认，不分青红皂白，把每一项地产的地租增加额都充公，是不公平的，因为对各种具体情况来说，尚没有办法把仅仅是由于一般社会环境造成的地租增加与土地所有者运用技术和进行投资而导致的地租增加区别开来。唯一可行的，是采取一项一般性的措施。第一步应是估计全国所有土地的价值。应对所有土地的现时价值实行免税；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地租也必然会上涨，这时便可粗略地估计出地租的增加额。估计的标准可以是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则可以肯定，地租也上涨了，而且（如前面已经说的）地租的上涨幅度甚至要比价格的上涨幅度大。根据由此而得到的数据和其他数据，就可大致估计出全国的土地因为自然原因而增加了多少价值；在制定一般土地税时，为了防止计算错误，应使税额大大低于估计出的地租增加额，这样便可确保由于土地所有者的投资和勤劳而增加的收入不受损害。
既然各国都宣称有权对地租的增长额课税，则很显然，国家这样做的正义性是不容怀疑的，但一些国家却不行使这种权利，这难道不就等于放弃了这种权利吗，例如在英国，前一个世纪购买土地的人，不仅为现有的收入而且还要为预期的增长额支付价格，他们这样做不正是因为确信国家对土地将只按与其他收入相同的比例课税吗？他们的这种把握的有效性是因国而异的，取决于有关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那种本来毫无疑问地完全属于它的权利。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从未放弃自己的权利，在需要的时候，都不加限制地对地租课税。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土地税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其税率一直不受其他税的影响而单独提高或降低。在这些国家，无论谁购买土地，都得准备缴纳更高的土地税。英国的土地税则从上世纪初以来一直未发生变化。最近一次有关土地说的法令反而降低了土地税；虽然自那时以来，由于农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展和建筑物的增加，地租的上涨幅度很大，但由于议会中地主占优势，却一直未能正当地对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征税。在我看来，由此而产生的预期，已得到了足够的报偿，因为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内，由于自然原因而并非由于努力或牺牲而增加的全部收入，一直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被专门征税。我认为，从现在起，或从议会认为适当的今后某一时刻起，便没有理由不赞成对地租的增加额专门课税。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要确保地主得到其土地的现时市场价格，对他们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因为土地的现时市场价格便包含了全部未来预期的现值。关于这种税，较为可靠的征税标准也许不是地租的上涨或谷物价格的上涨，而是土地价格的一般上涨。征收这种税而不使土地的市场价值降低到最初估计的价值以下，这一点很容易做到；而只要做到这一点，则无论征收多少税，也不致亏待土地所有者。
第六节 土地税有时并不是赋税，而是为公众利益收取的一种租费
国家分享未来因自然原因而增加的地租是否合法，人们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却不应该把现有的土地税（遗憾的是，我国的土地税很少）看作是一种赋税，而应该看作是为公众利益收取的一种租费；这种租费是地租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归国家所有，从来不是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因而不应把它看作是赋税的一部分，从而也就不应以此为借口来免除地主所应缴纳的其他赋税。如果把现有的土地税看作是赋税，那么什一税也可以看作是对地主征的税了；在孟加拉，全部地租都归国家所有，只把其中的十分之一给予地主，剩下的十分之九由国家掌握，依照上述那种看法，这十分之九也可以看作是对被赐予十分之一地租的人征收的不公平的赋税了。一个人拥有地租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他对地租的其余部分也拥有正当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地主拥有地产，最初是要尽封建义务的，相对于封建义务来说，现在的土地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从封建义务下解放出来，本来应该付高得多的代价才对。自土地税问世以来，凡购买土地的人，就必须缴纳土地税。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把土地税看作是对现在的地主征的税。
只有当土地税是特种税时，以上议论才适用于土地税，若从地主那里征得的税款与从其他阶级那里征得的税款相等，则以上议论就不适用于土地税了。例如在法国，对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和收入（动产和专利）也征收特种税，假如土地税不比其他税高，就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对土地收取了租费。但是如果土地除了按与其他财产相同的税率纳税外，还必须向国库另外缴纳一笔税，则这超出的部分严格说来就不是赋税，而是国家保有的一份土地所有权。在我国，只对地主征收土地税，对其他阶级不征收特种税。所以，全部土地税不是赋税，而是一种租费，如同国家保有的不是一部分地租，而是一部分土地一样。正如每个共同承租人担负的地租不是其他共同承租人的负担那样，土地税也不是地主的负担。地主无极因土地税而要求补偿，也无权要求把土地税算作其应缴赋税的一部分。象现在这样继续征收土地税并不违反“赋税公平”原则。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赋税公平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可应用于间接税，并考察在应用于间接税时应作什么修改。
第七节 落在资本上的赋税不一定都应加以反对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课税原则外，有人还提出了另外一项课税的一般原则，即课税的对象应该是收入而不应该是资本。赋税不侵蚀国家的资本额，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赋税侵蚀资本，与其说是特定的课税方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赋税过重的结果。赋税过重到一定程度，即使最勤劳的人也会破产的，特别是当赋税随意变动，以致纳税人不清楚自己将可以保有多少收入时，或者当由于课税，勤劳和节俭反而成为不合算的事时，情况更是这样。但如果可以避免这些错误作法，如果所征收的税额不超过当今赋税最重的国家征收的税额，就不必担心赋税会使国家丧失一部分资本。
使赋税完全落在收入上，丝毫不落在资本上，这是哪一种财政制度也做不到的。无论哪一种税，如果予以免税的话，其中一部分都会被储蓄起来；无论哪一种税，如果实行免税的话，人们都不会把它全部用于增加开支，而不储蓄一部分来增加资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赋税都部分地取自资本；在穷国，无论征收哪种税，都不可能不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但在资本充裕、积累资金的精神强烈的国家，赋税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作用则几乎感觉不到。在后一类国家，资本积累已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在该阶段，生产的不断改良使资本迅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甚至有超过生产改良的强烈倾向，以致由于资本外流和所谓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利润仅仅保持在最低水平；由此可见，即使不通过课税拿走一部分利润，一部分资本也会外流或被商业危机毁掉，因而赋税所起的作用与资本外流或商业危机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即为以后的储蓄腾地方。
所以我认为，反对征收遗产税，在富国没有什么意义。反对征收遗产税的人认为，对遗产征税就是对资本征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正如李嘉图所说，假定某人被征收房屋税和酒税1O0镑，那么这个人也许会改住租金较低的房屋，少喝酒，或缩减其他开支，以此节省出全部税款或一部分税款。但是如果向他征收100镑税是因为他获得了1000镑遗产，则他便会认为只获得了900镑遗产，并不感到有必要节省开支。所以，遗产税完全是由资本缴纳的，在一些国家，这会成为反对遗产税的重要理由。但首先，该论点不适用于发行国债而必须用一部分税收来偿付国债的国家，因为偿付国债的税收依然是资本，只不过是从纳税者手中转到了国债持有人手中。其次，该论点特别不适用于财富迅速增长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即使以极高的税率征收遗产税，每年征得的税款也只是年资本增长额的很小一部分；征收的遗产税只不过为相同数额的储蓄腾了地方，不征收遗产税，只会妨碍人们进行储蓄，或使已经储蓄的钱被送到国外进行投资。象英国这样不仅为自己而且还为半个世界积累资本的国家，可以说，其公共开支完全来自多余的资本；其财富目前多得也许根本感觉不到赋税的存在。其赋税所拿走的，不是生产资料，而是享乐资料；如果不征税，人们便会用由此而节省的钱纵情享乐，或用来满足某种目前尚未满足的欲望或嗜好。
第三章 论直接税
第一节 对所得或支出课征的直接税
赋税有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分。所谓直接税，就是原意要谁缴纳就由谁来缴纳的税。所谓间接税，则是这样一种税，虽然表面上是对某人征收这种税，但实际上此人可以通过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来使自己得到补偿，货物税、关税便是间接税的例子。规定生产或进口某种商品的人要为该商品纳税，原意不是向该生产者或进口者课征一种特别税，而是想通过他向消费该商品的人课税，因为生产者或进口者可以通过提高售价来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
直接税的课税对象或者是所得或者是支出。消费税大都是间接税，但有些也是直接税，当不是对物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课税，而是直接对消费者课税时，情况就是这样。例如房屋税，如果象通常所做的那样，课征于房屋的居住者，便是直接消费税，如果课征于修建者或所有者，便是间接税。窗税是直接消费税。车马税以及所谓财产税，也都是直接税。
所得的来源可以是地租、利润和工资。这包括除礼物或赃物外的各种所得。既可以对这三种所得中的任何一种征税，也可以对三者都征税。下面将依次对它们加以考察。
第二节 地租税
地租税是完全落在地主身上的。地主没有办法把这一负担转嫁给他人。地租税并不影响农产品的价值或价格，因为农产品的价值或价格是由最不利的条件下的生产费用决定的，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是不缴纳地租的。所以，地租税除了其显而易见的作用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地租税仅仅从地主那里课征赋税，而把税款转交给国家。
然而，严格说来，只有当地租产生于自然原因或产生于承租人所作的改良时，上述说法才是正确的。当地主改良土地从而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时，他是会得到补偿的，承租人会向他支付额外的报酬；对地主说来，这种报酬严格地说是资本的利润，但却与地租混在了一起；而对承租人来说，从决定这种报酬额的经济法则来说，这种报酬又的确是地租。地租税如果侵及这部分地租，则将挫伤地主改良土地的积极性，但却不能由此而推论它将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如果地主愿意与承租人签订长期租约，使后者能在租约到期前得到补偿，那么，承租人也会用自己的资本甚或用地主贷予的资本改良土地。但是，只要人们受到阻碍，不能以自己最喜爱的方式改良土地，人们就常常根本不去改良土地。因此，如果无法对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地主利润的名义地租免征地租税，则征收地租税便是不明智的。不过，并不需要用该论点来谴责地租税。对某一阶级的收入征税，而对其他阶级的收入不征税，是违反正义原则的，等于把被征税阶级的一部分收入予以没收。前面我已说明，如果不对现有地租课税，而只对未来因自然原因而增加的那部分地租课税，则可免除这种指责。但是，即使如此，若不保证维持土地的市场价格，仍不能说是公平的。假如并不仅仅是地租被征税，而且其他收入也被征税，则上述反对征收地租税的论点便不那么有力量了，因为不仅是地租，而且利润也被征税，在这种情况下，以地租形式出现的利润理所当然地应同其他收入一样纳税；但是，因为利润的税率由于前面指出的原因应低干狭义地租的税率，所以上述反对征收地租税的论点只是力量有所减弱，但并未被消除。
第三节 利润税
利润税同地租税一样，至少就其直接作用而言，应完全落在纳税者身上。由于所有利润都被课税，所以人们并不能因为改换行业而不纳税。假如只对某一生产性行业的利润课税，则这种税实际上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物品的价值和价格也会上涨；这样，这种税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而不影响利润。但如果对所有利润普遍课征相等的税，则这种税就不会影响一般的价格，至少最初它将完全落在资本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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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繁荣富裕的国家，利润税还会产生一种隐蔽的影响，需要加以考虑。当某个国家积累起来的资本很多，年积累率很高，以致只有资本的外流和生产的不断改良才能使核国不陷入停滞状态时，任何实际降低利润率的作法都会严重影响资本的外流和生产的改良。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利润的缩减，会增加闲资本赚钱或谋生的困难，从而会刺激发明，刺激发明被采用。如果生产改良的速度大大加快，如果这种改良直接或间接地使劳动者经常消费的物品更便宜，利润就会增加，增加额足以补偿利润税征走的全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