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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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政治家们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没有纲领和组织，很难单打独斗地有效工作。所以，在左、右以及中的旗帜下，一些新的政党开始出现了。叶戈尔·盖达尔组建了“俄罗斯选择党”，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成立了自己的“亚博卢”集团，谢尔盖·沙赫赖领导“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促成了“民族改革运动”的诞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想成立“祖国运动”等等。莫斯科市市长加弗里尔·波波夫和圣彼得堡市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决定组建自己的政党。1992年，这个政党以“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的名称进行了登记。政界和舆论界对此议论纷纷，但该党的创始人却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在1993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该党遭受重创，甚至没能突破进入议会得票率必须超过5％的“门槛”。在圣彼得堡，只有11％的选民投票支持“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而在整个俄罗斯，该党的得票率不足4％（大约200万人）。无论是波波夫还是索布恰克都没能当选国家杜马议员。有报纸评论认为，这两位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集中了所有“不成功的竞选战略和策略的范例”，他们不仅表现得不自信，而且暴露出在新的形势下作为政治家“完全是孤军奋战”的弊端。而与此同时也有成功的例子，像众所周知的弗·日里诺夫斯基和他的“自由民主党”。
在1993年九、十月间，克里姆林宫和白宫激烈斗争的日子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完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1993年9月底，索布恰克指示普京从圣彼得堡的特种部队中秘密抽派一个团到莫斯科支持叶利钦，这个团没有参加白宫的战斗，而是奉命肃清莫斯科市政府和“和平饭店”中马卡绍夫将军的冲锋队。在征服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代表大会的抵抗后不久，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全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机关也不例外。在莫斯科用小规模的莫斯科市杜马取代原来人数众多的苏维埃，而在圣彼得堡则由市立法会议来取代。
早在1992年，“制宪会议”就在莫斯科开始了工作，它负责研究、制定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这部宪法的第一个草案的基础工作是由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列格·鲁缅采夫领导、由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小组完成的。很快又成立了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开始研究宪法草案的另一个版本。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尤里·卡尔梅科夫等人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索布恰克本人承认，由于参与制宪工作，他不得不放弃了别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宪法的“总统草案”，这是由谢尔盖·沙赫赖领导的法律专家小组提交的。最终结果是通过了一个妥协性的宪法草案，并于1993年12月12日全俄全民公决获得通过。索布恰克由此从法律上被认为是俄罗斯新宪法的制定者之一。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受挫后，加里弗尔·波波夫离开了政坛——在此之前他已从莫斯科市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索布恰克却留了下来。尽管他在俄罗斯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下滑。有关总统问题（“如果在这个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您将会支持谁当选？”）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1992年下半年几乎总是在鲍里斯·叶利钦之后居第二位，就连原来亲共产党的、今天由俄罗斯共产党出版的《对话》杂志在1992年底也写道：“如果我们将政治家分为几类的话，那么，索布恰克将被视为是具有典型西方标准的俄罗斯政治家。他是一位法律专家，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高高的个头，身材匀称，举止优雅，和任何一位欧洲政治家站在一起也绝对不会逊色；他是一个能够成功运用肢体语言的出色演讲家；他坚毅果敢，身居高位，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自制力很强；他有一位西方人眼中的美貌妻子，他妻子作为国家的第一夫人也很称职。要是在美国的话，他甚至可以与布什总统一争高下，他拥有在民主国家中竞争任何职位所具备的一切优势。”
这篇文章用了一个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标题：“离不开索布恰克”。文章作者是维克多·邦达列夫。他坚信，只有索布恰克才能在任何提前选举中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正如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无疑，索布恰克本人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读到这样的文章会很高兴。而叶利钦却由于索布恰克的高支持率而大受刺激。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特别不喜欢索布恰克，他认为这位圣彼得堡市长与广受注目的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不同，他简直就不愿意多看索布恰克一眼。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后来承认，他那时就已经搜集到了许多有关索布恰克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索布恰克与克格勃、马耳他骑士团、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中心长期合作的证据。索布恰克还被指控成立了“涅瓦共济会分会”、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许可建立秘密帐户转移“党金”。
在1993年的“当选总统可能性”调查中，索布恰克下滑到了第三位，位列叶利钦和亚夫林斯基之后；然后他又继续滑到第四，前面是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亚夫林斯基。1994年初，有关索布恰克可能成为总统的报道和分析、评论已经很少了，尽管他还位居俄罗斯10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列。《对话》杂志也对索布恰克失去了从前的兴趣。在一篇内容详实的、题为“后叶利钦时代需要怎样的领导人？”的文章中，弗拉基米尔·维尤尼茨基写道：“俄罗斯及它的公民、未来的选民期待一名被全社会接受的领导人，他不应当仅仅是某一个政
党的代表，而应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他应当是一位在政治上有声望的人，不止得到人民理智的承认、而且还应当有感情上的认同。最可能的情况是，他的成就不仅出自某一政党或阵营，而应当是大规模的、非单纯反映某些政党和组织声音、且应是民众运动推举的候选人。换一种说法，可以预见到的是奉行民族和谐和妥协政策的人将获得胜利。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他应当是积极意义上的波拿巴主义者，维持各派政治力量的均衡，通过人民信任投票来消除人民之间的惊恐度。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新的政治领导人将在‘威权民主’（即在拥有民主的传统和价值的同时，保持强势的国家政权机关，强化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控制）的旗帜下，建立由国家元首控制的强大的垂直政权。新领导人应当继续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使之融入世界经济。但是，他还应当考虑国内民众要求继承过去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的强烈要求。所以，对于他来说，社会—自由观念是惟一可以接受的前景。将这各种观念联合起来惟一的模式可能就是爱国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只有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才能成为‘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领导人。考虑民族间各种关系的现状，他还应当是大俄罗斯民族的代表。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符合现在所需人物要求的标准样本；在国内，显然国家需要不止一个这样的人物。而这些人恰恰是我们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失去的惟一财富。” 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分析文章。很明显，索布恰克完全不符合上述历史“参数”——他不是一位能够妥协的政治家，他的行为不但无法消除、反而还会激起政治恐慌，甚至在民主派阵营内都是这样。俄罗斯需要的领导人不得不再等上7年——直到普京横空出世。
在担任圣彼得堡市市长期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像一位全俄政治家一样经常出国访问。他几乎从不拒绝任何一份从国外发出的邀请，他到过所有西方大国、波罗的海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独联体的许多国家。普京经常（但不总是）陪同索布恰克出访，他作为市长助手和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参加商务谈判，但从来都极力躲闪摄影和摄像镜头。在访问联邦德国和与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会谈时，普京不仅仅是一名陪同人员，而且还是索布恰克的翻译。
许多次出国访问中，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都陪同前往。我们经常看到她的照片，其中还有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瑟夫·布洛茨基家做客时拍的。还有一些世界各国政治家自愿来圣彼得堡访问，他们通常在结束在莫斯科的正式访问以后来到这里，把在这里的活动当成访问的一部分。此外，应市政府的邀请，一些卸任政治家、著名文化活动家以及大商人也相继访问俄罗斯“北方首都”。这主要是由于索布恰克想抬高圣彼得堡市的声望。自然，组织这些访问和谈判的任务都落在了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普京个人肩上。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经两次访问圣彼得堡，副总统阿尔·戈尔、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也曾到过这里。普京还和索布恰克一起几次接待、会见过美国对外政策“常青树”亨利·基辛格。与其他人不同，基辛格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有兴趣，他询问了普京的过去，并与其进行了详细深入的交谈。此外，造访过圣彼得堡的人还有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芬兰总统马尔吉·阿赫蒂萨里。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还在涅瓦河岸边迎接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以及几乎所有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当几年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宣布与外国领导人会见的成就时，就连他很亲近的朋友都感到意外。普京说：“他们所有人都忘记了，我在圣彼得堡七年里干的都是这些。我与他们有高规格的接触，我们的城市非常知名，我们的市长知名度也很高。我几次在高规格场合与他们见过面。我曾经三次会见过撒切尔夫人，包括在圣彼得堡和伦敦；三次会见科尔、贝克尔；几次会见基辛格，当然是非正式的场合。这些人都是世界政坛的主角。还会见过一些其他的政治家，这是在积累信息，是经常性的信息积累，还有交流技巧。那些曾将我看作是保镖或是随员的人没有认出我来，这太正常了。但我在圣彼得堡整整七年的时间没有白白度过。”
在圣彼得堡许多会见和接待不是商务活动，而是礼节性的。到这里来的不仅有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而且还有许多欧洲国家王室代表。接受市长邀请到圣彼得堡访问的还有克劳蒂娅·辛馥。市民更让阿拉·普加乔娃在圣彼得堡的访问和演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这里购买了一栋别墅，辟成一座私人博物馆。索布恰克还经常在这里会见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知识界的著名活动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作家丹尼尔·格拉宁。索布恰克喜欢沉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一次他在回应政治对手的非难时，公开宣称：“为什么我会出席上流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圣彼得堡市市长。这里是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之都，而不是一个边远的小城。”
对于索布恰克来说，这是他完全不体面的、而且不可原谅的典型傲慢事例之一。由于极度傲慢，索布恰克1995年曾拒绝会见来到圣彼得堡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两人不能就访问的规格和形式达成一致意见。两位政治家简直就不知道彼此应该持何种态度对待对方。
圣彼得堡市场改革的深化
崩溃的局面虽然得以避免，但圣彼得堡整个经济和社会形势在1994～1995年间仍然严峻。许多大型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部分工人和公务人员的工资被拖欠，数目非常之大；城市生活服务设施破损现象严重，很少有新的居民住宅楼开工建设；波罗的海海运公司陷于困境，营业额下滑，超过3/4的营业性船只已经私有化，改弦更张，悬挂起别人的旗帜在海上航行；公共交通也处境不妙，地铁方面，事故和运转不灵司空见惯；教师生活困苦，圣彼得堡学校里的学生已经停止了免费早餐供应；旅游收入不高，对于市预算来说，多数博物馆都成了问题。
索布恰克在市民中的支持率继续走低，1994年底，他的受欢迎度下降到了20％。这时，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布恰克无需再与加弗里尔·波波夫比较了，他的新“对手”是尤里·卢日科夫这个“强大的经济活动家”，很明显，索布恰克在很多方面输给了这位莫斯科的新市长。索布恰克本人也承认，就个性而言，自己不是一个经济管理者，而是一名议会活动家，从本意来说，他更愿意在国家杜马制订新的民法和刑法。但1994年年中，他又宣布不打算效仿波波夫从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索布恰克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知道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恨我，许多民主派也不喜欢我，而这都是由于我的独立性和原则性。所以这么多人急着等我辞职。但我需要自己来决定辞职的时机。一般情况下应当是五年，圣彼得堡市市长的一个任期——在这之前我还不打算更换自己的工作岗位。” 如果没有1994年3月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的普京的勤恳工作和支持，也许索布恰克早就辞职了。当时，索布恰克有三位第一副市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安德烈·库德林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但所有了解圣彼得堡市政府内部情况的人都知道，在这三位“第一”中谁是真正的“第一”。1994年，莫斯科《生意人报》曾这样称呼普京：“契卡改革家”、“最有影响的、也是最让人难以琢磨的人”。在市政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几乎所有关键问题都要普京点头才能放行。也正因如此，索布恰克才避免了一系列金融、经济等丑闻的困扰。
这里有一些人带着攫取经济上的好处的意图巴结索布恰克，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借助他的“声望”为自己谋取好处。所有人都明白，普京没有操纵索布恰克，他们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同时大家也知道，索布恰克也因此得以留在市长的宝座上。根据所履行的工作职责，普京相当于总理或是自己亲自解决政治问题的政治领导人。
当时，在莫斯科已经有了一个以阿纳托利·丘拜斯为首的“彼得堡帮”。1994年，围绕普京成立了另外一个由经济学家、管理者、经理人以及强力部门人物组成的小组，并在圣彼得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94～1995年在普京身边引起他的注意或是与他有工作联系的人都有：戈尔曼·格列夫、米哈伊尔·马涅维奇、德米特里·科扎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伊戈尔·谢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谢尔盖·米罗诺夫、伊利亚·克列巴诺夫、弗拉基米尔·科任、亚历山大·别斯帕洛夫、维克多·伊万诺夫、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夫、格里高利·波尔塔夫琴科、伊利亚·尤扎诺夫、列昂尼德·雷曼等。我们很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还正在莫斯科工作。这些人都将普京视作自己的领导人。
当索布恰克离开圣彼得堡时（他一年大约有100天不在这里），把普京留在那里他会感到踏实。“普京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体现民主价值观的人”，“普京不会犯错误也不会违法”——索布恰克曾经在不同时候、不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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