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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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之处，但我认为克罗尔的看法比较接近事实。在戏剧演出中，人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剧院演出大厅里已经坐满了观众，可是这时一位主要演员却突然生病，无法登台演出。为了不使演出中断，导演及其助手们不得不紧急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预备演员化装，让他来扮演主要角色。但是，令导演和观众们感到惊奇的是，预备演员所扮演的难度很大的角色甚至比那位病倒的主演还好，于是，他很快就成为了著名演员。对于好莱坞音乐剧来说，这幅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但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这似乎还是第一次碰到。
上面这些对俄罗斯政治舞台与戏剧进行的比较很有趣，但它们的这些相似性只是表面的，无法解释俄罗斯最近两年发生的主要事件。
在政治中，永远存在戏剧性，而随着电视机的出现，这一因素作为政治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增长。当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晤，白宫内召开的会议或者去工厂、医院、幼儿园进行参观的情景被几千万人同时在自家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时候，总统以及那些在他身边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自己该怎样做每一个动作、让每一场对白都充满意义。
一般人都认为，正是由于在电视镜头前有出色的发挥，约翰·肯尼迪才赢得了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在60年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公认的富有吸引力的标致美男子，但是，日益严重的疾病和衰老改变了他潇洒英俊的外表，他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实际上就越对自己的名声构成损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尤里·安德罗波夫尽力避开电视镜头的追踪。根据分析人士的看法，罗纳德·里根的表现正相反，他善于利用电视，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系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有力。虽然他执政时已是70岁的老人，但他懂得如何成为活力四射的人物，其身影不仅占据了本国的电视屏幕，而且也赢得了几乎全世界电视观众的赞赏。要知道，罗纳德·里根曾经是位天才的职业电影演员，在自己30年演员生涯中曾参加拍摄过54部故事片。但是，如果仅仅认为里根是位演员，而不是政治家的话，那就完全错了。
戏剧性只是公开政治活动的一小部分，政治活动主要是在舞台以外进行的，并且现场没有文字记者和摄影师，这项工作要求政治家除了职业演员必备的要求外，还应当具备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
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经常面对公众进行表演，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他从前不是公众政治家，现在一下子登上了俄罗斯最高政治舞台，他更希望自己不去扮演某种特别角色，而是保存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因此，我基本上赞同政治学家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的观点，他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是一个谜团，他很简单也让人很好理解，他的主要品格就是坦率而自然，这让他避免必须去扮演和模仿其他的什么人。而只有那些倾向于与人民进行“权力游戏”的观察家才不相信这一点。
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早在1999年秋天，一些报刊就开始用“孤独”来描绘弗拉基米尔·普京。《独立报》刊登玛莉娜·沃尔科娃的一篇题为“百日孤独”的文章，评述了普京总理一百天的成果。在文章中，她称普京是“历任俄罗斯政府总理中最神秘的人，是最大的政治之谜”。 一些与新总统关系亲密的人也强调，普京“自己成就了自己”，因此他不需要感激任何人，当然如果不算叶利钦和早前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话。不过，对于选举来说，这些成就还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俄罗斯的将军们、“从特工机构出来”的人以及几乎所有官员都拥戴普京。在2000年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寡头也都支持普京——除了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以外。1999年秋天，古辛斯基曾看好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而从2000年1月开始又公开而热烈地支持亚夫林斯基，并向其竞选班子投入了大量金钱。
但是，上面的论说并不意味着，普京大选后可能成为将军们或是金融家们的“仆从”，而不再是首先依靠俄罗斯社会大多数人支持的独立政治家。我们看到，在最初几个月中由普京带进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新人并不太多，而且这些人都还没有经验和威信。这也不是一个政治班子，尽管它与叶利钦1991年带到政权的班子似乎有些相似。人们可能同意的是，在克里姆林宫几乎“贫瘠”的土壤当中，在自1996年起普京就在那儿工作的“宫廷集体”里，普京曾经显得相对形单影只。在那里，他甚至没有努力使自己表现得特别出众：因为这样会更加轻松地生活和工作。
普京也没有将自己远大的抱负表露出来——包括在总统办公厅和以前在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身边工作时，尽管他不得不解决重大经济问题并领导圣彼得堡市这座大城市的对外联系工作。但到了1999年底，普京已经不再孤独，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他的人中不仅包括挂肩章的人，还有俄罗斯其他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知识阶层的人、青年大学生、工人和公司职员以及大部分企业主们。基于此，弗拉基米尔·普京很快处于以前他所说的“社会健康力量”凝聚的中心。历经过太多的混乱局面之后，俄罗斯事实上出现了复兴的机遇。这种复兴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它并非那样迅速——像我们当中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因为社会的疾患过于根深蒂固和纠缠不清。问题在于，在自己的拥护者当中，能够搭建一个由政治家、经济学家、军队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组成的牢固而内行的班子是非常困难的。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现在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的观察家。他们认为，早在普京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起，其言行举止就完全符合社会上希望出现有能力保证正常秩序的、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期待，在选民的众多托负中，占据第一位的是要求尽早积极改变国家的贫穷状况，将贪赃枉法者从自己身边清除出去，限制“寡头们”的影响力。此外选民们还要求结束车臣战争，但必须以俄罗斯可以接受的条件为前提。
叶利钦及其“家族”在过去的活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使俄罗斯选民不再会表现得特别激动不安。在解释自己决策的原因和动机时，普京曾几次引用过俄罗斯民众的期待和要求。普京早在出任总理初期就曾讲过：“我感到自己不是救世主，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公民。我体会到了任何一位俄罗斯公民的感受。很显然，人们感受到了它并由此而支持我。” 后来，《消息报》曾回忆起普京的这些话语，认为它对于一位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来说是很奇怪的。通常，他们早就忘记了普通民众的需求和利益。 在这里，我们顺便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那个著名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公理。早在100年前，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就曾很有说服力地阐述过。其中的一个公理是这样的：当那位能力超群，比别人看得远、想得透，比别人做得多且好的英雄没有出现，而这时社会需求和国家利益又迫切需要的时候，通常这一英雄就该横空出世了。
在此需要对上述公理做出某些补充。首先，社会所需要的人可能不是出现在需要的时候和需要的地点，因为这种“英雄”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其次，需要的人也可能无法胜任历史和当前形势赋予他的各项任务；第三，他可能滥用赋予他的信任和他所取得的权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非社会问题。非常可惜，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20世纪，这样的例子都比比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人信赖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且希望他能够不辜负人们的这种信任。毕竟，我们的选择并不多——要么是恢复秩序，要么是持续的动荡和混乱。
来自《共青团真理报》的德米特里·别利斯基曾客观地认为：“普京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中的新人，这可以说明他既有力量也有弱势。其力量在于，他可以很简单地扒开多年积攒起来的‘垃圾’；弱势在于，在克里姆林宫之外的权力走廊中，那些与有权有势、有庞大金钱资源并有极强烈的愿望试图保留这一切的强大集团相勾结的政治家们，会共同反对普京。但是，人民的支持以及不希望发展进程倒退的历史逻辑都站在普京这一边。”
人民的支持和历史的逻辑，这当然是保证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的主要力量。不过，不应当忽略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意外的普京的个人能力和优点、鲍里斯·叶利钦的支持以及1999年8月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时的整个复杂局势。在此，首先我要提的是那时北高加索地区的局面以及俄罗斯面临的解体威胁。这一威胁源自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侵略，它们与车臣最极端的分离主义集团相互勾结，蓄谋制造危机。
车臣因素
在促使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支持率快速提升的诸多因素中，车臣因素——或者按正式的说法“在车臣采取的反恐行动”——最为重要，这是许多政治观察家的共同看法。只是不同的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会使用不同的词汇和表述方式，这取决于他们对待普京、对待当代俄罗斯以及对待车臣的态度。
例如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就写道：“任命普京为总理只是在达吉斯坦发生侵略事件的情况下，如果普京不早一点儿制止这种侵略，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达吉斯坦战斗的开始阶段应该被认作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星光闪耀’之时。经过很多年的等待之后，普京成为了‘英雄’事业的领袖，而后，在全国老百姓中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瞬间，新总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他使全俄罗斯所有爱国者团结在他的周围。” 亚历山大·戈尔茨则另有一番看法：“作为一位政治家，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完全是靠鲜血和肮脏的车臣战争起家的。正因为利用了高加索战争作为最广泛的选举技巧，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竞选中才避免了使用以前议会选举中经常采取的肮脏手段。年轻人应当努力摆脱代言人的尴尬处境，这让人们立即想起了蝙蝠侠和詹姆斯·邦德。”
但问题不只是战争本身，因为战争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发生，并为新总理和俄罗斯的命运带来不同的结果。问题在于并非简单地使用武力，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武力，此为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普京敢于对使用武力宣布承担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在1994～1996年，无论是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都没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强力部门的部长们在车臣行动中也是各行其是，互不配合。普京开始解决新战争中的所有主要问题。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果也就成了他的成绩。对于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而言，车臣成为一个杠杆，整个俄罗斯的形势通过它开始扭转。
普京的批评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希望俄罗斯军队和爱国者在车臣遭受失败，而且是决定性的失败。例如由古辛斯基苦心经营的《今日报》就预言：“在冬天的行动中，普京的支持率可能会在鲜血中急剧下降，也就是说，除了战争之外，普京什么也不会干。克里姆林宫不是委任他主要抓经济吗？他能胜任吗？除他之外有人能干！” 《总结》杂志主编谢尔盖·帕尔霍缅科更为尖锐和公开地写道：“普京的奇迹和凯旋出现了：在轰炸和扫射中大量无辜者死去，而匪徒们却在山上的营地里安安静静地安装设备；在印古什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的难民遭受嘲笑，而恐怖分子却以连、营为单位出现在通往巴库、第比利斯和伊斯坦布尔道路上的餐馆和饭店里。普京取得成就的基础还包括冷血政策，他利用了社会意识的阴暗面，如民族主义、盲从性、残酷性和极端复仇心理。这种仇恨式的狂欢只有在飞机里满是军人的棺木、联邦军队遭受重大挫折时才会停止。”
让人纳闷的是，在帕尔霍缅科这篇充满憎恨的文章中，居然将车臣武装分子称为恐怖分子和匪徒。相似的看法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文章中也经常出现。1999年9月，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正在崩溃帝国的杂音”的文章。作者将20世纪末俄罗斯局势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做了比较，那时就连尼古拉二世也称后者为“欧洲病夫”。M．瑞恩多尔茨认为，不只车臣，整个北高加索这8年来都处于起义状态，俄罗斯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否则将导致自我毁灭。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的：“西方应当准备为俄罗斯送葬，而不是在手术之后等待它的康复和振兴。”
对于我们来说，很幸运，这种希望没能成为现实，尽管事件曾经朝糟糕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很大。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地叙述1999年夏、秋在北高加索所发生事件的全部过程。与车臣相邻地区局势曾经非常紧张，从1999年春天开始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但是在对待车臣和达吉斯坦瓦哈比武装分子的态度问题上，斯捷帕申政府继续奉行和平政策。
早在8月1日，第一批车臣武装分子就潜入位于达吉斯坦山区的楚马金区，但这不过是一次预演。在8月8日这个星期天的夜晚，武装分子的主力渗透到相邻的波特利赫区。从本质上说，这次侵略蓄谋已久。当然，瓦哈比分子对达吉斯坦的进攻非常冒险，他们得到了达吉斯坦山区村庄居民的款待和帮助。尽管这样，应当说这还是一次胆大妄为的冒险，因为反击行动紧接着就开始了。受叶利钦委任解决所有与侵略俄罗斯领土有关问题的新总理普京很快领导了反击行动。普京不是单纯解决军事问题，而是更有效地解决了这里出现的政治、经济、干部和财政问题。根据普京的指示，参加战斗的军官和士兵的津贴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到8月底时，哈塔卜和巴萨耶夫领导的武装遭受重大损失退回车臣，但人数已达1万多人的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到车臣领土上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普京通过了一项最重要的决定，即摧毁达吉斯坦瓦哈比分子在卡达尔地区建立的基地，因为它会成为伊斯兰狂热宗教信徒向里海地区输出信仰的军事基地。
早在8月底时，普京就在白宫召集车臣问题会议，同时邀请了所有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参加。这时，达吉斯坦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但这几位前总理认为将军事行动的战场转移到车臣境内是不现实的。他们坚持采取的军事行动应当有所限制，要保证居民的安全，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减少俄罗斯士兵的伤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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