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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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并没有关心如何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总计数百亿美元的债务。俄罗斯没有形成国家管理债务的清晰有效体系，而财政部长几乎每年更换、政府也常常更迭。对于许多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们来说，偿还巨额债务的义务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向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伊拉克、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和其他亚非拉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俄罗斯人可能已经不寄希望于这些国家能偿还这些债务，而是要将其作为冷战的结果而忘却。

　　80年代初，石油价格的下跌使美国与西欧国家倍感轻松，但却使苏联的经济环境恶化了。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主要来源就是石油换得的美元。改革与“新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对国家不利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苏联对内和对外军事、政治义务在不断缩减，但是比财政收入减少的速度要慢。这就增加了国家领导对外部财政来源的兴趣。

　　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大胆向西方国家借债”的口号持谨慎态度。“我们如何偿还这些债务呢？”他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尼古拉·施米廖夫回答戈尔巴乔夫说：“历来没有人去偿还债务，大家偿还的是债务每年的利息。”很难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苏联解体前的短暂三年内，俄罗斯向西方国家借了500多亿美元的外债，其中200多亿美元是戈尔巴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借来用于国防工业的军转民项目，10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子工业，还有50亿美元预计用于向冶金、化学工业与机械制造等行业投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猜测，从国外得到的大部分美元并没有投资于有前景的项目，而是作为财政的日常花销了。而且外来的几百亿美元甚至没能缓解俄罗斯急剧的通货膨胀，也未能避免国内极度的商品紧缺。


1991年11月，苏联的外债超过了800亿美元。苏联国库里既无美元，也无黄金储备。苏联外贸银行也不再办理个人外币存款账户。银行门口排起长队，主要是那些曾在国外工作过的苏联专家，他们的美元都是在国外诚实劳动挣来的，现在要求银行还给他们。戈尔巴乔夫屈辱地向英国首相梅杰求助：“请以您能接受的任何形式”紧急提供1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目的是偿还苏联外债的利息。　这一请求甚至未被考虑。戈尔巴乔夫“改革”末期，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苏联居然由债权国变成了破产的国家，至少在财政方面如此。毫无疑问，财政　
　
　
灾难是苏联解体的几个重要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层被自己的新处境蒙住了眼睛，他们相信自由化改革很快能够成功。新的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努力免除苏联的一部分外债，而是将外债重组，并宣布继承前苏联的全部财政义务。尽管经济失败接踵而至，可几年之后也未能换来政治上的清醒。

　　为了摆脱债务的泥潭和延缓偿还债务的日期，俄罗斯领导人又开始向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中心请求财政援助。这时，西方的援助已没有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慷慨，但数额仍非常巨大。但这些新的债务也未用于什么新的项目，而是用在财政需求、选举活动和向军人和公务员发放工资上。结果，在苏联外债加上利息已经达到1020亿美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俄罗斯的国家外债。到1998年末，各种方法计算结果显示，俄罗斯所借的新外债有600～710亿美元。如果说苏联时期的外债可以延期支付，有些还得以取消（如向伦敦投资者俱乐部所借的），那么享有主权的俄罗斯所借的债务则必须如期偿还。

　　1999年，俄罗斯将100亿美元用于偿还外债，但这一数额的大部分消耗在偿还利息上。2000年，俄罗斯向债权国支付了不少于110亿美元，其中只有20亿美元用于债务基数的减少（而不是用于支付利息）。2001年俄罗斯用142亿美元偿还外债，其中50亿用于外债数额的减少。

　　2002年的经济增长，再加上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保持高水平，这就使俄罗斯当年比较轻松地偿还了160多亿美元的外债。有些债务甚至是提前偿还的。俄罗斯通过谈判方式将一些苏联时期的部分外债免除了，比如苏联欠民主德国的60亿美元外债。既然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俄罗斯继承苏联对民主德国的外债也就显得毫无必要了。从2000年3月到2003年3月，俄罗斯的外债总额降低到1300亿美元。预计2003年需要偿还外债195亿美元，也就是说到达顶点。实际上，这一数字得以降低到160亿美元，而且一切偿还外债都从财政预算的额外收入中支付。2001～2003年，俄罗斯联邦的财政预算出现盈余，而国家财政的外汇储备达到了560亿美元。俄罗斯和苏联的外汇储备都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水平。不过，俄罗斯的财政状况仍然很艰难，因为据专家计算，即使是到了2008年，俄罗斯需要偿还的外债还不少于150亿美元。俄罗斯的经济需要现代化，而世界经济环境并不稳定。

　　早在1998年末，西方与俄罗斯的许多专家就声称，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很快破产。按他们的估计，俄罗斯甚至无法支付外债的利息。这一情况没有发生。俄罗斯的经济与财政要比预想坚固得多，而政府与总统的政策比西方许多观察家的预计要更加明智。俄罗斯继续就重组苏联外债问题进行谈判，也一直在与向俄罗斯借债的那些国家谈判，争取这些国家偿还哪怕部分欠债。今天，非独联体国家欠俄罗斯近850亿美元，独联体国家欠50亿美元左右。非常有前景的做法，是用新企业的股份抵消债务，也就是将债务变为投资。还存在着其他许多途径，可以节省国家的支出与资源、提高俄罗斯经济效率。俄罗斯无论任何时候，再也不应该像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那样，向西方国家伸手乞讨了。

　　还是在1997年夏天，西方私人投资俄罗斯股票与国家短期债券的潮流涌向俄罗斯，当时俄罗斯的基金市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而丘拜斯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财政部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与国会提交的第481号报告中谈到：“叶利钦政府正在为自己挖掘一个财政大坑，西方允许俄罗斯联邦与地方政府用吸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可能给西方自己带来很大的不良后果。流向俄罗斯联邦的债务，让人联想起如鼠疫般传遍俄罗斯的金字塔模型，最后导致几百万的投资者手持一文不值的俄罗斯证券，并引起金融与经济危机，到那时就需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墨西哥风格’的援助，也需要来自美国、欧盟与日本的担保。克林顿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说服克里姆林宫采取从金融角度更为负责的政策，不应该再借更多的外债，而是放慢借债的速度，降低国家有价证券的利息，并且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寄存于第三方来偿还证券债务。”　

　　美国中央情报局建议克林顿在八国首脑峰会上向叶利钦施加压力，以得到俄罗斯的特别保证，此保证的抵押物有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金钢石和其他矿产。中央情报局建议美国国会就俄罗斯面临的金融危机举行专门的听政会。这些建议不仅摆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桌面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能阅读译自英文的报告全文。但在199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这一危机的发展并非“墨西哥风格”式的，俄罗斯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后果，但我们应当吸取这一惨痛教训。

　　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合作的基本方式不应当是借债，而应该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外国投资总额不大，到1994年，每年还不到10亿美元，1995～1996年，投资额增加到每年近20亿美元，1997年甚至达到近50亿美元，但是1998年数字又降　
　
　
低到25亿美元。于是许多经济学家说，“俄罗斯将被西方工商界持续遗忘几十年”。但到了1999年，外国投资又上升至近43亿美元，到2000年重新超过了50亿美元。乐观者估计，2002年西方直接投资可能增加到近100亿美元，但实际数字只有60亿美元左右，而俄罗斯的投资潜力超过这一数字几倍。

　　与国外投资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令俄罗斯非常头疼的资本流失。这里指的并非俄罗斯的富商与富人们愿意将资产存入外国的银行而不是俄罗斯银行（俄罗斯的银行现在信誉如此之低，这种现象也是自然的。甚至俄罗斯中央银行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西方银行，或将其投资于更可靠的西方国家证券中）。毕竟这些钱仍然是俄罗斯的，也可以用于俄罗斯的国家需要。谈到俄罗斯的资本外流，首先指的是，俄罗斯商人、高官与犯罪行业大亨们的大额非法收入。他们害怕将自己的资产留在俄罗斯。这些基本上是抢来的、或是在俄罗斯经济的混乱中“混水摸鱼”弄来的财富都从俄罗斯永远流失掉了。

　　流入西方的资本，其来源的那些商业形式，大部分在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在俄罗斯，主要是由于高额的税收与立法的漏洞，这些行业采取了半合法或是“影子”经济的形式。甚至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摆脱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专家认为，在英国和日本，“影子”经济的份额占11％～13％；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影子”经济的周转资金占20％～23％；而在希腊和意大利，比例甚至超过25％。但是在俄罗斯，许多专家评价，“影子”经济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为30％～40％。俄罗斯自2001年开始实施新的税收法，应当使俄罗斯经济的很大部分由“影子”经济变为合法。那么从俄罗斯流出的资金还有可能重新回来。

　　据各种估计，1992～1998年，从俄罗斯失控流出的外汇为150～250亿美元。最常见的路线是瑞士、塞浦路斯、卢森堡、摩纳哥和加那利群岛。钱款通过商业银行，或者是以现金的形式流出。西方报界举例说，对于当地商人来说无比惊讶的是，俄罗斯商人在购买不动产时，从100万到1500万的巨额都用现金支付！半合法、非法携带外币出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1998～1999年冬天和1999年上半年，俄罗斯流出的外汇得以减少，办法之一是，让外贸商将其外汇收入的75％卖给国家。按照一系列专家的意见，1999～2000年，外汇的流出停止了，另一些专家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专家说，有征兆表明，俄罗斯境外资本有一部分回到国内，投向了利润最大的行业。是否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呢？

　　一些商人和政治家建议，对俄罗斯1991年之后的所有资金宣布“完全大赦”。但是“大赦”反对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大额的资本，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往往已运到国外的，毕竟来源不尽相同，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态度。而且，只有国家杜马才有权宣布大赦，而杜马未必会对“所有人”都实行大赦。通过更加爱护现实经济的立法、减少税收的种类与数额、国家的总体稳定与经济增长、坚挺的国家货币这些因素才能把先前从俄罗斯流出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吸引回来。

　　当然无法保证不使用“警察式”的方法，包括国际刑警的方法与手段。各个国家的金融界，今天都比10～15年前要“透明”得多，为“脏钱”洗钱的银行也越来越少。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使主要来自毒品业的脏款“洗钱”变得更困难。西方也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忍耐俄罗斯私人商业银行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而形成的债务。当资金达到几千万和几亿美元的数额时，是不存在秘密的。

　　有很多办法可以了解到俄罗斯官员们企图隐藏在境外银行的非法账户信息。1999年，国际刑警建立了不少关于俄罗斯富商的卷宗，包括以现金购买昂贵的不动产等。西方有些国家打算在未得到俄罗斯请求的情况下独立行动，比如调查在俄罗斯政界与商界远非无足重轻的人物巴维尔·博罗金。

　　早在1992年，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就宣布，要找到并挽回神话般的“苏联共产党经费”。盖达尔与“克罗尔”侦探公司签订合同，这是世界上当时被认为是承担类似业务最好的侦探公司。俄罗斯政府付给“克罗尔”公司2000万美元的报酬，但经济侦探的所有努力都毫无结果。该公司领导说，这是他们25年工作中最大的失败。但是1999年一些西方投资者仍然求助于“克罗尔”公司，想调查清楚拖欠他们债务的俄罗斯富商们的财产数量与秘密账户。

　　这个例子证明，挽回从俄罗斯非法运出国境的资金与建立贷款和还贷的文明体系，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共同任务。2001年，俄罗斯成立的经济监控与金融侦察机构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众所周知，建立此机构的倡议得到了普京的积极支持。


鼓励地方的主动权

　　1998～1999年，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危机接踵而至的时候，叶利钦有时也因病几个星期不到克里姆林宫办公。与中央政权机构相比，地方政权机构显示出更大的稳定性。大多数地方领导的责任感与独立性，缓解了经济危机和其他失误的后果。但在这个时候，有时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联邦政权体制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合理的自治往往发展成各自为政，重视地方　
　
　
特色演变成地方主义。分离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俄罗斯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地区的经济困难也越来越严重。

　　俄罗斯联邦机构远不是非常完美，因为这是近百年来在各种原则与动机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有78个省，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省的行政区划在苏联一直保留至20年代末，之后被改造为州、边疆区与自治共和国。3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接受中央的统一管理，最大的州和边疆区被拆分成为小的州和边疆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0年建立了52个联邦主体。1975年，同样的国土上已经有86个区域单位。

　　如果说俄国那些省在划分时没有什么民族特征，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考虑到了最小民族的利益，但是很少考虑经济因素，在州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划分中，完全忽视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因素，大企业由中央统一管理，而各个州只负责管理地方工业。

　　俄罗斯联邦共包括89个主体，其中有49个州，6个边疆区，21个共和国，10个民族区，1个自治州与2个直辖市。联邦的各个主体不仅能力不同，权力也不同。考虑到对地方领导的支持，叶利钦并没有阻止许多权力流入州长与共和国总统手中，甚至地方通过与联邦立法相违背的法规时也未被加以阻止。

　　这是一个需要逐渐理顺的矛盾过程。所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先从联邦改革与建立七个联邦区开始、并改变了俄罗斯联邦的地位与组成，也就并非偶然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增加，其正面因素也不少。许多失去了中央帮助的企业很高兴得到地方政权的支持，地方政权也愿意在所辖范围内，让所有的工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正常运转。随着区域自主权的增长，其文化潜力也有所增加。地方选举成为俄罗斯民主形成的重要部分。地方层面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