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 [英]j[1].d.贝尔纳-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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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生产竞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政府所办的科研机构对科研成果的应用几乎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它们缺乏扩大应用的任何动机，因而它们往往只限于研究各厂商具体要求研究的课题，尤其是为工业生产中某一公认的困难寻找补救办法之类的课题。所以除苏联之外，政府科研工作既不能推动新科学成果的应用，也无法对已有的此类应用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指导。

　　各工业行业之间的竞争　除了工业中的竞争和垄断的单纯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科学的应用。虽然有效的垄断可以在整个一个行业内部防止竞争，可是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仍然存在竞争。这种竞争本身时而有利，时而不利于科研成果的有效应用。假如消费者个人和企业的需要固定不变，工业的任何部门就没有改进产品质量的任何动力。在传统工业存在的漫长期间，这种平衡的状态最终是可能达到的。

　　在其中各种原料或工具都适用于一种用途，而且仅有这样一种原料或工具适用于这种用途。在另一方面，在工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愈来愈倾向于使用几种有选择余地的原料，而且供应这些原料的各种产业必然是相互竞争的。在这种竞争中，就要依靠改进质量或降低价格而取胜，因而就有了进行科研的动力，以便向竞争对手争夺市场或者至少在其中保有一份儿。不幸，问题并不就这么简单。旧原料生产者地位巩固，有恃无恐，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一般不会想到进行科研工作。其结果可能是：在他们还来不及研究和改进自己的生产方法之前，他们就可能遭到损失或者面临关闭。在上一世纪，靛青的土著生产者和收购、分销他们产品的商人就是由于苯胺染料的出现而这样地迅速破产了。

　　据说有一百万印度农业劳动者因此饿死。不过随着销售的合理化和对产量所进行的生物学的研究，天然的产品从长远看来会不会更加便宜，还是很难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明白这个教训了。例如，虫胶工业由于合成塑料的出现而受到了威胁，现在正花一笔钱去研究改进虫胶产品以及可能开辟的新用途。不过要在销路下降的基础上来维持这种研究是特别困难的。

　　在另一方面，由于有各种完全独立的金融集团生产各种供选择的产品，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为了本行业的人们的利益而增加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毫不顾及这种产品在平衡的结构中应占有什么地位。例如，水泥和钢铁工业在房屋建造领域里进行了极其纷乱的竞争，但却没有一个公正的中央机构来确定用于各种用途的钢铁和水泥的最好比例。当建筑学会或其他学会作出此种估计时，要是估计数字不利于任何一个有关行业的利益，就不可能被采用。行业之间的竞争给科研带来的主要困难是，它使科研部门化了，妨碍了可以产生最丰硕的新成果的各种应用科学之间的充分相互作用。这种类型的竞争本身就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的谴责。这个制度在本质上就无法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对整个生产加以规划。政府干预代替了这种规划，可是这种干预几乎总是支持竞争的这一方或另一方。在苦心制订关税、定额、强迫合并、销售等整套方案时，人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开展科研工作，以便改进产品或降低对公众的售价。这个事实说明，政府在这方面是怎样不顾及公众利益。

　　经济民族主义和科研不过，在最近的所有倾向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应用科学成果为人类造福，危害最大。经济民族主义就是使用一些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控制手段，通过保护主义、津贴或操纵货币，来保护和扩大各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工业的市场。显然，从商业观点来看，通过政府干预更容易取得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取得的成果，而且还有使有关企业不费分文的好处。政府干预的直接效果和垄断的效果一样，那就是减少了改进生产的动力。而且还有坏得多的效果。其中之一，就是把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军事目的。我们将另辟一章，专门加以讨论。另一个效果是，经济民族主义妨碍了科学的国际性质。它首先妨碍应用科学研究，接着又妨碍了基本科学研究。在实行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科研成果只是一个国家的财产。

　　各国企业界内部的保密制度本来已经就够糟糕了，而现在这种保密制度竟然变成更加危险的国家保密制度。各国都进行类似的研究工作，虽然研究工作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泄漏出去，这还是意味着重复劳动。在两处以上的地方进行同一工作（在两处同时进行工作可以由于其相互核对作用而被认为是合理的）不仅使人力分散，而且使人们无法通过自由交往、相互促进和交换意见而得到额外好处。科学上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使科学家变成国家的仆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国家的奴隶，科学本身则变成国家宣传的内容之一。我们已经听到过德国物理学界的状况。从长远看来，这种状况是最能毁灭科学了）。保密的实际弊病已经是够糟糕了，保密给科学家本人和给他们的工作作风带来的损害就更其严重了。猜疑和追求私利变成风气。由于不能通过出版著作和自由议论加以制约，最荒缪的内容也可能得到官方的同意。教学将变成向人们传授奥秘的手段，科学将堕落为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那种神秘的炼金术。科学内容也可能更丰富一点，实际应用方法还可能保存下来，不过它会象在中世纪那样，悲惨地丧失了解开未知之谜的力量。

　　保密　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同时，就有人坚决反对保密。

　　列奥弥尔在他的著作《把锻铁炼成钢的技术》中，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公开发表了自己通过实验得出的制钢原理，虽然这一直是二三千年来制钢行业的秘密。为此他说了下面的话为自己辩护，这些话是值得详细引述的：“我荣幸地要加以回答的这些完全相反的责难，都是人们在科学院大会以后向我提出来的。有人对我发表了不应泄露的秘密感到惊讶；还有人本来希望：保有这些秘密的只限于那些有可能利用这些秘密的公司，它们不但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而且为整个王国利益而工作。

　　第一种想法中包含的情绪是不够崇高的，甚至不足以使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的人觉得自己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地方。这种情绪不是甚至违背了天然的平等吗？我们真的可以肯定我们的发明完全属于自己吗？我们真的可以肯定公众对它们毫无权利，它们也丝毫不属于公众吗？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争取为社会的共同福利作出贡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首要义务吗？凡是能够作出一点贡献而却没有这样做的人，凡是仅仅说几句话就能做到这点，而却没有这样做的人，都是没有尽一个基本的义务，而且是在最可鄙的情况下没有尽这个义务。这个原则既然肯定下来了，那末还可以根据什么情况说我们是自己发明的绝对主人呢？“的确，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埋怨公众忘恩负义，说公众甚至也不肯以赞美之词来报答向他们透露的科学原理。凡是没有揭露出来的东西总是被视作神妙非凡，一旦泄露之后，人们就说：‘也不过是如此罢了’，他们是想说明自己以前早就知道了。连最最轻微的蛛丝马迹和一点点的相似之处都要被用来证明这一点。这就为各类学者们提供了对知识加以保密的借口，其余的人也根据这个理由故弄玄虚要使人们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得到这些东西而且觉得乐趣无穷。这些怨言是由于公众的不公正态度而产生的。但是，即令人们所抱怨的事情象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确有其事而且很普遍，人们是不是就有理由不让大家知道可能有用的东西呢？医生有时也难以希望某些病人报恩，甚至明知他们一贯忘恩负义。可是在危急情况下，医生是否有权利拒绝拯救这些病人呢？精神上的优点难道不如身体上的优点重要吗？得到应有的重视的知识难道不是最最确实的财产吗？我还要说，我感到：凡是不尽可能清楚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仅仅说明一部分内容而让人家去猜测其余内容的人，都应该负浪费读者时间的责任。我希望人们不会钦佩那些与其说是要使自己有益于人类，不如说是要沽名钓誉的人。

　　“现在来回答我方才说过的第二个反对理由。有人不同意公布这本回忆录所探讨的新发现；他们本来希望把这些发现保留在本王国范围之内；希望仿效我们的某些邻国向我们提供的保密范例——我认为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首先要对祖国尽责任，不过我们也要对世界其余地方尽责任；为促使科学和技术臻于完善而工作的人们，也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的公民。总之，假如这本回忆录所记载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我当初开始工作时想要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再没有什么国家能得到象本王国所得到的那么多的好处了；它在将来完全可以不必再象目前这样从国外输入纯钢了。不过这要假定我们不会忽视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往往是会忽视这一点的，而且还要假定我们不会虎头蛇尾，不会轻率地着手进行努力又同样轻率地放弃我们的努力。”他在这段话里显出自己既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提出的两个原则——科学原理的发现者的工作成果属于整个社会以及科学和技术工作者是世界公民——此后就一直是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指导原则，直到目前才再度处于危险之中。

　　民族科学的观念当然也同现代科学本身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科学院，普鲁士和俄国的科学院都是为了培养国内有科学才能的人而创建的，而且也十分明白地说明是为改进国家的贸易和制造业而创办的。但是在早年，由于科学家有在国外居住和工作的更大自由，由于鼓励科学，鼓励公开出版科学著作会使国家统治者得到威望，这些危险都得以避免。目前的危险是：念念不忘紊乱的经济、念念不忘准备总体战争的政府，都从最狭窄的经济意义上来看待科学的价值。研制代用品以取代来自国外的工业原料和食品变得极端重要了，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德国。由于这在合理的世界经济中是没有必要的，它其实是不幸地把科学创造发明力量引上邪路。科学研究就象政府本身一样深深受到了巨大的垄断企业的控制，科学的自由公开活动的传统很可能抵抗不了要把科研工作引向这种目标的巨大压力。

　　国际垄断组织　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被设立国际垄断组织的倾向所抵消了。更准确地说，这些国际垄断组织就是由国内垄断公司自愿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或者卡特尔，其合作范围通常仅限于确定价格、通过协商划出排外性的销售区或者通过协商共同利用销售组织，而特别重要的是分享专利和产品制造秘密。属于同一卡特尔的不同企业的实验室按理应该互通声气，至少它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彼此加以利用的，不过实际上，大部分科研工作往往是集中于卡特尔组织中的一家企业，其余的企业几乎完全依赖这些企业所取得的成果。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卡特尔的德国成员I。G。法本化学公司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要比任何其它化学工厂都多。1935年，法本负责发展555项新的有专利的生产方法，杜邦负责508项（1936年）I。C。I。（帝国化学公司）仅仅负责270项。但是世界性的国际卡特尔正逐渐地而且肯定地被政治上与各强国集团有联系的有限的工业集团所取代了。在这些工业集团内部，进行了一些科学和技术情报的交流，但是各工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却随着保密和互不合作的相应发展而愈演愈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家正把科学和技术动员起来，以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要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的直接涉及备战的各个方面。

　　工业科研工作走上邪路迄今所讨论的大多数因素都是有碍于科学成果的有效应用的因素。但这仅不过是一部分情况而已。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不仅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而且在性质上也受到了限制。

　　我们的现行经济制度所特有的有效需求的性质，使整个科学应用研究完全走上了邪路，因而也是使整个科学研究完全走上了邪路。从造福人类的观点看来，大家对于生产资料和重工业过于重视，对消费资料和普遍福利过于忽视。即使进行了这类科研工作，它的效果也往往由于商业上的考虑而化为乌有。这一点特别适用于消费生产方面的研究。使用消费品的公众没有什么技术知识，最容易受广告的欺骗。对于消费者，商业的目的并不是以最低廉的价格供应质量最好的商品，而是以竞争的限制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价格，供应最低贱的商品。目前消费生产的主要倾向是：生产那些由于具有各种讨人喜欢的外表而最容易推销的商品，而不是生产最耐用最经济的商品。这些商品还必须能够尽速用坏，以便防止市场达到饱和状态，以便尽量增加生产，满足消费者重新购置的需要。工业科研工作目前的主要实际目的是生产品质低劣和容易出售的商品，例如，象汽车这样的典型产品，看起来在过去短短几年中，似乎已经大大改善其性能并且同时降低其价格，可是这方面的成绩却远远地赶不上新式大规模生产方法所可以做到的程度。它的各种改进也不足以使车主得到最大的方便和支出最少的费用。制造厂除了有意识地把汽车的耐用性和便于修理的优点尽量保持在最低水平，甚至还加以降低以外，由于要使汽车行驶平稳和速度高，还牺牲掉经济和效率。在技术上的确有可能生产出价格和维修费用减半的汽车，而且还能够使它的耐用程度达到目前生产的汽车的两倍。但是有人认为，这会使汽车市场整个垮下来。这种想法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汽车生产的科研大体上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不足为奇了。

　　满足中间生产厂商和一般消费者需要的各行业的科研工作也面临重重困难。我们可以拿无线电电子管的情况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为了保证电子管有销路，就必须保证电子管性能良好，既然保证电子管性能良好，就必然使制出的电子管的使用寿命相当于其所装配的收音机的寿命或更长一些。

　　但这样做的结果，电子管制造厂就无法向广大消费者推销大量的电子管，它向收音机制造厂供应的电子管的数量就不得不减少，价格就不得不大大降低，再不然就得自行生产收音机。这种情况只能鼓励人们从事降低产品质量的研究，而不是改善产品质量的研究。

　　直接消费生产的研究工作大体上也是如此。就专卖品而言——消费中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是专卖品——由于商标繁多和广告宣传大吹大擂，消费者实际无从作出自己的选择。

　　附带说一下，这个趋势正迅速地把正统经济学的最后基石之一冲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本身往往变成了广告的一部分，被用于非常庸俗的目的，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欺骗目的。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推销某种牌子的香烟或专利食品的广告上画着一个身穿白大衣的科学家，俯身观看显微镜或者眼睛盯着一只试管吗？人们往往在想：要是可以让这些人公开说话，他们自己会说些什么呢？不过美国的消费者研究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却说明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