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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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性论述，转而追求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个合法性论述与实际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也需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和审视。在我看来，从过去到今天，上述代表性问题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媒体在其中的地位的演化也是清楚的。　

第二，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逐渐地变成了国家体制的主体，从而政党不再是某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种常规性的国家权力，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权力机器。现代国家，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可以概括为“党—国”体制　（party…state　or　parties…state）　，这个概念过去一直是冷战时代西方出于冷战需要而单向地和贬义地附加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的命名，但在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这是现代政治组织和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现代性的根本政治特征。从政党的角度说，我将现代国家体制的演变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化。所谓“国—党”　（state…party　or　state…parties）　体制指政党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政治组织，而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政党本身的国家化。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区别于　parties…state　的　party…state—　条件下尤为突出。“国—党体制”是“党—国体制”发生危机和转化的产物，现代中国的“党—国体制”始终包含着向“国—党体制”转变的趋势。文化大革命很可能是这个体制发生危机并试图进行自我更新的最后一个环节。随着文革的结束，政党与国家机器的关系再度稳定下来，渐趋一体化。这一过程产生出了许多的新问题，其中之一即政党本身的“去政治化”。　

我对“去政治化”问题的思考受到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地罗·鲁索（　Alessandro　Russo　）的很多启发，他　用这一概念分析西方国家民主基础的消亡的问题，其前提是政治与国家之间的必要区分：人们通常将政治理解为国家活动，但这是两个需要加以区分的概念和领域。过去二、三十年来，　构成西方国家民主的基础，亦即政党以及以政党为前提的议会制，正在被瓦解；多党制的前提是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然而，如果政党及其代表性越来越模糊，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在这一条件下，议会也从某种公共领域转化为国家体制的稳定的机器。因此，所谓民主的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而政党政治的危机则是“去政治化”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政党政治衰败的语境中，国家成为“没有政治的国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国家”——这里所谓“政治”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与通常所谓权力角逐并不一样，后者在当代生活中并不匮乏。　中国的政治状况与西方当然不同，但在过去三十年的时期内，同样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也正是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国家以发展为由将最终的原则诉诸于社会稳定，从而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政治性辩论的空间——政党不再是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体制；政党内部也不大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辩论，所有的分歧都被纳入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之中，从而也只能通过权力体制加以解决。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已经看不到共产党内有关政治价值和政治路线的公开辩论。在这个“国—党”权力体制的支配下，那种以不同的政治性争论为前提的公共性是难以存在的。事实上，以媒体控制为例，我们很难从当代的媒体控制中发现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控制的对象在价值上、意识形态上经常完全相反，这是一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权力操控。　

“去政治化”这个概念当然需要更仔细地加以讨论，它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也需要认真探究。　事实上，绝对的“去政治化”是不可能的，在当代中国也仍然存在政治性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共和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些特殊时期，即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观点能够公开辩论的时期，以及这个时期最终消失的过程和机制。　鲁索用这一概念描述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即欧洲的“后一九六八”和中国的“后文革”时期，亦即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之后的反动时期。我认为“去政治化”并不是一个局部的、仅仅发生在过去三十年的时段中的历史现象，毋宁是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现象。换句话说，“去政治化”是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之一。要对这个逻辑进行历史的和理论的全面分析需要写一大本书来说明。这里只能简要地做点解释：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政治与经济的区分的假说之上的，这一假说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支配和暴力占有的历史意志。熊彼德曾用“政治交换”这一概念论述早期资产阶级的权力构成：“如果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实体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会陷于绝境，不但无力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保护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即使在民族国家时代，在那些政治权力的拥有者——某些贵族阶级——将自己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过程中，政治机器与资产阶级之间也不是没有界限的。当代中国的权钱交易也是如此：一方面国家权力已经将自己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机器，但另一方面在权力拥有者与资本拥有者之间也并非毫无界限，从而“政治交换”总是必须的。　

　　　　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作为一种诉求产生于资本在与政治权力进行交换过程中力求获得更高权力份额的欲望。在漫长的十九世纪，那种政治与经济相互分离的早期资产阶级诉求逐渐地转化为国家和超国家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的塑造；由于资产阶级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集于一身，政治安排也随之被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法则本身，即政治领域成为一种从属于经济活动而又似乎外在于经济活动的领域。以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为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试图创造一种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如果说这一诉求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重商主义时期中小企业主阶级抵制国家、贵族和君主垄断的过程之中，那么在金融资本时代，这一诉求已经蜕变为以金融资本为龙头的大资本（及其代理人）操控经济和社会的要求。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看，当资产阶级通过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国王—贵族权力之后，亦即当国家成为“一个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之后，一种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国家政治逐渐取代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多样化的政治格局，其实质也就是通过政治交换关系将统治集团中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成分连接起来。由于这一连接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从而连接过程或政治交换本身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例如，通过立宪过程将新富阶级对社会甚至国家的剥夺合法化）这个过程也就是民主逐渐地从政治民主向程序性民主的发展、国家逐渐从政治领域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而与这一过程相配合或并行的，则是资产阶级从全民代表的角色向自身阶级的经济　/　政治身份回归的过程。从社会结构重组的角度说，这也是在政治上将社会重新分化为阶级的过程。许多社会理论家——包括哈贝马斯——将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的瓦解视为现代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我认为其隐含的历史意识与这里所讨论的“去政治化”问题是相似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将这个危机放置在“去政治化”的范畴内加以考虑。正由于此，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不但构成了十六世纪—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大转变”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我运转的历史神话。在这个历史神话中，市场扩张的政治　/　社会过程全部被解释为一种市场活动过程，一种资本主义商品再生产的运动，一种金钱—商品—金钱（工业资本的运转方式）或金钱—金钱（金融资本的运转方式）的往复循环。　

　　　　第三，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批判性思想和文化，从根本上说，产生于政治文化被充分激发起来的历史过程之中，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政党政治、不同政治派别的分化，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学生运动、知识分子运动、劳工运动和革命运动，都可以概括为“政治化过程”，它们致力的基本目标是打破资本主义霸权的“自然状态”。几乎每一次政治变动之后，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一九六八年之后的欧洲和中国，以及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之后，都存在着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潮流”。在这个潮流中，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国家干预、社会动荡以及革命运动都被解释为政治对于一种自然的市场进程的破坏。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二十世纪政治运动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通过革命和独立建国运动，它们重组了经济关系和社会模式。在西方社会内部，从工人运动发展而来的政党政治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我更新的动力，也成为管理经济的一种方式，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权关系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世界劳动分工的基本格局。因此，“政治化”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包含着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但并不等同于“与经济及其发展无关”，而“去政治化”不但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否定，而且也是对这两个政治浪潮中产生出的新的历史主体和社会模式的解构。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zwwhgx/content。asp？id=2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