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归线-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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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在家里寻求“胚泡”、“海底的龙宫”、“天上的竖琴”、“平方英寸的田野”、“平方英寸的房子”、“黑暗的状况”、“以前天堂的空间”。
我一直被关着，一个门神福库勒斯的囚犯，合叶神卡迪亚的囚犯，门槛神利门修斯的囚犯。我只同他们的姐妹说话，叫作“恐惧”、“苍白”、“狂热”的三女神。我并不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看到或想象看到“亚洲的奢华”。我也没有看到“两个双胞胎小孩生下来挨得这么紧，以致第二个生下来时抓着第一个的脚后跟”。我看见一条叫作香杨梅大道的街，从区政厅到新池路。在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圣徒曾经走过（要不然它就会崩溃毁掉），在这条街上，没有出现过奇迹，没有出现过诗人，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人类的天才，这里连花都不长，太阳也照不进来，雨水也从不冲洗它。我推迟了二十年才给你们描述的真正地狱就是香杨梅大道，由钢铁怪物走出来的无数通往美国空虚心脏的马路之一。如果你只见过埃森、曼彻斯特、芝加哥、勒瓦卢瓦一佩雷、格拉斯哥、霍博肯、卡纳西、贝荣，你就根本没有看到进步与启蒙的辉煌空虚。亲爱的读者，你必须在死以前看一看香杨梅大道，你就会明白但丁的预见性有多强。你必须相信我，在这条街上，在街上的房子里，在铺路的鹅卵石上，在将它切成两部分的高架铁路线上，在任何一个有名字、生活在那街上的人身上，在任何经过这条街被送去屠宰或已经被屠宰的动物、鸟类、昆虫身上，都没有“lubet”、“升华”、“厌恶”的希望。这不是一条悲伤的街，因为悲伤还是有人性的，可以认得出来，它是一条纯粹空虚的街；它比头号死火山更空虚，比无信仰者口中的上帝一词更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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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那时候一个法语词也不认识，这是真的，但是我正要作出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将弥补香杨梅大道和整个美洲大陆的空虚。我几乎已经到达了被叫作埃利·富尔的法兰西大海洋的岸边，这是法国人自己也几乎没有航行过的一个大洋，他们还似乎错把它当成了内陆海。甚至读着他用类似于英语的一种已经凋谢了的语言写的作品，我也能明白，这位在袖口上描绘人类光荣的人，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亚特兰蒂斯的宙斯父亲。我称他为海洋，但他也是一首世界交响曲。他是法国人造就的第一位音乐家；他兴奋而有节制，一个畸形物，一个法国的贝多芬，一个伟大的心灵医生，一根巨大的避雷针。他也是随太阳旋转的向日葵，总是畅饮阳光，总是生气勃勃，光焰照人。他既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们也不能说这海洋是仁爱或恶毒的。他相信人类。他使人类恢复了尊严，恢复了力量，恢复了对创造的需求，从而使人类又高大了一点儿。他把一切都看作创造，看作阳刚的欢乐。他没有把这以有条不紊的方式记录下来，而是用音乐的方式。法国人没有音乐感，他也无所谓——他同时也在为全世界谱曲。几年后，我来到法国，看到没有人为他立一块纪念碑，也没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我有多么吃惊！更糟糕的是，在整整八年当中，我一次也没有听到一个法国人提到他的名字。他不得不死去，为的是要被放在法兰西神明们的先贤词里——在这光焰照人的太阳面前，他的被奉为神明的同时代人一定显得多么病态！如果他不是一个内科医生，因而被允许另外谋生，他有什么事情不会遇到哩！也许是又一个清扫垃圾的能手呢！作埃及壁画的人由于这些壁画火焰般的色彩而活龙活现，可他也许会为了观众所喜欢的一切而饿死。但是他是海洋，批评家淹死在这海洋里，还有编辑、出版商、读者观众。他永远也干涸不了，蒸发不完，而法国人也永远不会有音乐感。
如果没有音乐，我就会像尼任斯基一样到疯人院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尼任斯基疯了）。人们发现他把钱分发给穷人——始终是一个不祥之兆！我的心中充满神奇的珍宝，我的鉴赏力敏锐而挑剔，我的肌肉十分强健，我的胃口极好，我的心肺正常。我没有别的事好做，只有改进自己，由于我每天做的改进，我都快要发疯了。即使有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需要的不是工作，而是更充裕的生活。我不能浪费时间当一个教师、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政治家，或社会可以提供的任何其他什么。接受卑下的工作更容易些，因为这使我的思想保持自由。在我被开除清扫垃圾的工作之后，我记得我同一个福音传教士交往密切，他似乎十分信任我。我类似于当招待员、募捐人、私人秘书。他让我注意到整个印度哲学的世界。晚上我有空时，我就会同朋友们聚在艾德·鲍里斯家里，他住在布鲁克林的贵族区。艾德·鲍里斯是一个古怪的钢琴家，他一个音符也读不上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乔治·纽米勒，他经常与他一起弹二重奏。在艾德·鲍里斯家聚会的有十二个人左右，几乎个个都会弹钢琴。我们当时都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们从来不带女人来，在这些聚会中也几乎从不提到女人的话题。我们有大量啤酒可喝，有整整一大幢房子供我们使用，因为我们聚会是在夏天，他家里人都外出了。虽然还有一打其他这样的家我可以谈论，但是我提到艾德·鲍里斯的家是因为它代表了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碰到过的东西。
艾德·鲍里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怀疑我正读着的那一类书，也不怀疑正在占据我思想的那些东西。当我突然来到的时候，我受到热情问候——作为小丑。我被指望让事物开始运行。整个大房子里大约分布着四架钢琴，更不用说钢片琴、管风琴、吉他、曼陀铃、小提琴等等。艾德·鲍里斯是一个疯子，而且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富于同情心的慷慨疯子。三明治总是最好的，啤酒喝也喝不完，如果你想过夜，你可以在长沙发上把自己安顿好，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走到街上——一条宽大的街，倦怠而又奢华，一条全然与世隔绝的街——我可以听到一层楼大厅里钢琴的叮咚声。窗户敞开着，当我进到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时，我可以看到艾德·布尔格或康尼·格林伸开四肢躺在大安乐椅里，脚翘在窗台上，手里拿着大啤酒杯。也许乔治·纽米勒脱掉了衬衣，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正在即兴弹着钢琴。他们又说又笑，而乔治则急得团团转，寻找着一个开头。他一想到一个主旋律，就立即叫艾德，而艾德就会坐到他旁边，以他非专业的方式推敲一下，然后，突然猛击琴键，作出针锋相对的响应。也许在我进门的时候，有人正在隔壁房间里试着倒立——一层楼有三间大房子，一间通另一间，房间背面是一个花园，一个巨大的花园，有花、果树、葡萄藤、塑像、喷泉等等。有时候天气太热，他们就把钢片琴或小风琴搬到花园里（当然还有一桶啤酒），我们就坐在黑暗中又唱又笑——直到邻居强迫我们停下来。有时候每一层楼的音乐同时响遍全屋。那时候真是很疯狂，令人陶醉，如果有女人在周围，就会把事情搞糟。有时候就像看一场耐力竞赛——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坐在大钢琴前，每个人都试图使对方精疲力竭，连交换位子也不停下，还相互交叉着手弹琴，有时候干脆用食指弹奏筷子曲，有时候把钢琴弹得像一架沃利策。始终有令你发笑的东西。没有人问你干什么，想什么，等等。你到艾德·鲍里斯家里时，你就核对一下你自己东西的特征。没有人管你戴多大的帽子，或你花多少钱买的。一说开始，大家就寻欢作乐——三明治和饮料都是免费的。开始以后，三四架钢琴、钢片琴、管风琴、曼陀铃、吉他，同时响起，啤酒流得到处都是，壁炉架上放满了三明治和雪茄，一阵阵微风从花园里吹来，乔治·纽米勒上半身一丝不挂，像魔鬼般地抑扬顿挫地弹奏着，这比我看到过的任何演出都强，而且一分钱不用花。平时我从未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只有在整个夏天的星期一晚上，当艾德敞开家门的时候。
站在花园里听着这喧嚣的声音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在同一城市。如果我张开嘴，把我心里想的事讲出去，那就全完了。世人认为，这些家伙中没有一个算得了一回事。他们只是些棒小伙儿，小孩子，一些喜欢音乐、喜欢快活的家伙。他们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叫救护车。例如有一天晚上，艾德·布尔格给我表演他的一种绝技，扭伤了腿。每个人都这么快活，沉浸在音乐中，脸上放光，以致他花了一个小时才说服我们，他真的很痛。我们试图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是医院太远了，而且，我们觉得很好玩，不时把他掉到地上，弄得他像疯子一样叫喊。于是，我们最终就在报警亭打电话请求帮助，救护车来了，同时也来了巡逻车。他们把艾德送到医院，我们其余的人则被送到班房去。在路上，我们扯着嗓子唱歌，在我们被保释出来后，我们仍然感觉很好，警察们也感觉很好，于是我们都集中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架破钢琴，我们就接着又弹又唱。这一切就像历史上公元前的某个时期，它的结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甚至一个像艾德·鲍里斯家那样的地方，都不能免受周围环境渗出的毒汁的影响。因为每一条街都正在变成一条香杨梅大道，因为空虚正充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大陆。因为，在某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也不可能走进一幢房子，看见一个人倒立着唱歌。不再有这样的事。哪儿也没有两架钢琴同时弹奏，没有两个人愿意整夜弹琴，只为了取乐。能像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一样演奏的两个人，都被广播电台或电影业雇去了，他们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点儿，其余的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根据公开展示来判断，在偌大一个美洲大陆，竟没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天才。后来，我就听专业人员扮着怪脸的演奏来消磨下午的时光，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汀潘街住家门前台阶上的原因。那音乐也很美，但是不一样。其中没有乐趣，这是一种永久的演习，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幽默，他就把它积累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疯子，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是我们造就的最优秀人才。我记得凯思夜总会有一个无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国最疯狂的人，也许他为此每周挣五十美元，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观众目瞪口呆。他不按场次来表演——他只是即兴表演。他从不重复他的玩笑或绝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认为他是吸了毒才这样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鸡模样，他身上的能量和欢乐是那样强烈，没有什么东西能包容得住他们。
他会演奏任何乐器，跳任何舞步，还能当场编出故事，一口气讲出来，一直讲到铃响。他不仅满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会帮助别人摆脱困境。他会站在舞台两侧，等待适当时机，闯入到另一个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这种演出包含着的治疗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整个武库都多。他们应该把美国总统拿的工资付给这样一个人。他们应该解雇美国总统和整个最高法庭，确立这样的人当统治者。这个人可以治疗有史以来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应、不取报酬的人。这是一种能腾空疯人院的人。他不建议治疗——他使每一个人发疯。在这种解决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即文明之间，只有一条其他出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走的道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败。代表这唯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长着一个有六张险、八只眼睛的脑袋；脑袋是一个旋转的灯塔，顶上不是可能会有的三重冕，而是一个洞，给那里很少的一点儿脑髓通气。
我是说，只有很少脑髓，因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带走，因为生活在全意识中，那灰色的物质就变成了光。这是人们可以置于喜剧演员之上的唯一一种类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事实上，就在皮肤底下。当喜剧演员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这个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许叫上帝，如果他必须有一个名字的话，他大声说起话来。当整个人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说，笑得肚子痛，那时候，每个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时刻，每一个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一时刻，你消灭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识，这是使那灰色物质以丝毫不差的褶层在脑壳顶部盘绕起来的东西。在那时刻，你会真正感到头顶的那个洞，你知道你曾经在那里有过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同时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只眼睛现在不在了，但是当你笑到眼泪直淌、肚子直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打开天窗，给脑髓通风哩！在那时刻没有人能说服你拿起枪来杀死你的敌人，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打开厚厚的一卷书，来读里面形而上学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那么你必须承认，这是你达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径。如果我反对世界的状况，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道德家——而是因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说上帝是一阵大笑，我说，在你能成功地接近上帝以前，你必须放声大笑。我的整个生活目标是接近上帝，也就是更接近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走哪条路对我来说无所谓，然而音乐十分重要。音乐是松果腺的滋补剂。音乐不是巴赫，不是贝多芬，音乐是灵魂的开罐器。它使你内心十分平静，使你意识到，你的存在有一个归宿。
生活中令人寒心的恐惧不包含在祸患与灾难之中，因为这些东西唤醒人们，人们变得十分熟悉它们，亲近它们，于是它们最终又变得驯顺了……这更像是在一个宾馆的客房里，比如说在霍博肯，口袋里的钱只够再吃一顿饭。你在一个你绝不指望再来的城市，你只须在你的房间里度过一个晚上，然而要在那房间里呆着，却需要拿出你拥有的所有勇气和精神。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激起如此的厌恶与畏惧，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某种永久的谋杀在这些地方进行。和你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做生意，他们盖同一种房子，也不更好，也不更坏，他们有同样的教育体制，同样的货币，同样的报纸——然而他们绝对不同于你认识的其他人，整个环境不同，节奏不同，张力不同。这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以另一个肉体出现。最令人烦恼的是，你确切知道，支配生活的不是金钱，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训练，不是种族，不是语言，不是习俗，而是别的东西，你一直试图扼杀的东西，它现在实际上正在扼杀你，因为否则你就会突然被吓坏，想知道如何逃走。有些城市，你甚至不必在其中过夜——只要过一两个小时就足以使你精神失常。我想起贝荣就是那个样子。我带着别人给我的几个地址在夜里来到那里。我胳膊底下夹着个文件包，里面装着《大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