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归线-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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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海迈和麦克戈文以外，我有两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做助理。她们经常晚上陪我们去吃饭。还有奥马拉，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刚从菲律宾回来，我让他当了总助理。还有斯蒂夫·罗美洛，一头大公牛，我把他留在身边，以防遇到麻烦。还有奥洛克，他是公司的侦探，每天结束时他来向我报到，然后开始工作。最后，我增加了另一个人员——克伦斯基，一位年轻的医科大学生，他对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病理学病例十分感兴趣。我们是一班快乐的人马，结合在一起，都不惜一切代价来操公司。
一边操公司，一边操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只有奥洛克除外，因为他要维护某种尊严，而且他前列腺有毛病，对下身运动已兴味索然。但是奥洛克是个好人，慷慨大方，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他经常邀请我们晚上去吃饭，我们遇到麻烦，首先就想到找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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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几年以后“落日处”的状况。我富于人性，富于这样那样的经验。在我清醒的时刻，我就做笔记，打算以后一旦有机会来记录我的经历时派上用场我等待着喘口气的时间。然后碰巧有一天，因为某种胡乱的疏忽，我受到训斥，副总裁无意中甩出一句话来，令我耿耿于怀。他说，他想见到某个人来写一本关于送信人的霍拉修·阿尔杰式的书，他暗示，也许我可以来做这件工作。我愤愤不平地想，他真是个傻瓜，同时又很高兴，因为我暗中渴望要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写出来。我暗想——你这可怜的傻瓜，你就等着吧！我头脑里一片混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从我手上经过的大队人马，那些男女老少，看见他们哭泣，恳求，哀求，乞求，诅咒，啐人，骂娘，威胁。我看见他们留在公路上的足迹，看见躺着不动的货运列车，看见衣衫褴褛的父母，空空的煤箱，污水横溢的阴沟，渗着水珠的墙壁，以及在冰冷的水珠之间发疯似地飞窜的蟑螂。我看见他们跌跌冲冲走路，就像缩成一团的侏儒，或者仰面倒地，癫痫大发作，嘴巴歪扭，唾沫飞溅，手舞足蹈。我看见墙壁倒塌，害虫像长了翅膀的液体一般奔涌出来，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却坚持他们铁一般的逻辑，等待着这一阵风刮过去，等待着一切都被弥补好，等待着，心满意足地、舒舒服服地等待着，嘴上叼着大雪茄，两腿翘在桌子上，说事情暂时出了问题。我看见霍拉修·阿尔杰式的英雄，一个有病的美国人之梦，他越爬越高，先是送信人，然后是经纪人，然后是经理，然后是主任，然后是总管，然后是副总裁，然后是总裁，然后是托拉斯巨头，然后是啤酒大王，然后是南北美洲的大亨，财神爷，神中之神，泥土中的泥土，天堂的虚妄，前前后后有着九万七千位小数的零。你妈的，我对自己说，我要给你一幅十二个小人的图画，给你没有小数、没有任何进位数的零，给你十二条踩不死的蛀虫，正在蛀空你这座腐朽大厦的基础我会让你看看，在世界末日后的第二天，当所有的臭气都已清除掉的时候，霍拉修·阿尔杰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我这里，得到救助。除原始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代表加入我的劳动大军阵营。除了阿依努人、毛利人、巴布亚人、维达人、拉普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伊戈罗特人、霍屯督人、图瓦莱格人，除了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格里马尔迪人、亚特兰蒂斯人，我有天底下几乎每一种人种的代表。有兄弟俩，现在还热衷于太阳崇拜，还有两个聂斯脱利派教徒，来自古老的亚述世界；有一对来自马耳他的马耳他孪生兄弟和一个粮尤卡坦的玛雅人后代；有一些来自菲律宾的小黑兄弟和一些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人；有来自阿根廷大草原的人，有从蒙大拿来的流浪牛仔；有希腊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捷克人、西班牙人、威尔士人、芬兰人、瑞典人、俄国人、丹麦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乌拉圭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波斯人、小日本人、中国人、爪哇人、埃及人、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的非洲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德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大批意大利人和大批犹太人。我只有过一个我可以想得起来的法国人，他只坚持了大约三个小时。我有过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主要是切罗基人，但是没有过西藏人，没有过爱斯基摩人；我见过我决然想象不出来的名字，我见过书写有楔形文字，直至中国人那种老练而漂亮得出奇的书法。来向我求职的人中，有的曾经是埃及学学者、植物学家、外科医生、金矿工人、东方语言教授、音乐家、工程师、内科医生、天文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市长、州长、监狱长、牛仔、伐木工人、水手、偷采牡蛎者、搬运工人、铆工、牙科医生、外科医生、画家、雕塑家、管子工、建筑师、毒品贩子、为人堕胎者、白奴、潜水员、烟囱修建工、农场主、服装推销员、捕猎手、灯塔管理员、拉皮条的、市参议员、上议员，总之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他们全都穷困潦倒，来乞求一份工作，挣些烟钱、车钱，争取一个机会，万能的基督呀，仅仅是一个机会！
我见识到并认识了一些圣徒，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圣徒的话；我见到并同放纵和不放纵的学者谈过话；我听那些肠子里燃着神圣之火的人说过话，他们可以说服万能的上帝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却说服不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副总裁。我牢牢地钉在办公桌旁，我也以闪电的速度周游世界，我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是饥饿、羞辱、无知、邪恶、贪婪、敲诈、诈骗、折磨、专制，人对人的不人道；枷锁、挽具、笼头、缰绳、鞭子、踢马刺。感觉越敏锐，人就越倒霉。人们穿着那些讨厌的廉价服装，让人看不起的、等而下之的服装，走在纽约街头，像海雀，像企鹅，像牛，像驯养的海豹，像有耐力的骡子，像大公驴，像蠢笨的大猩猩，像正在咬上悬空诱饵的驯顺的疯子，像跳华尔兹舞的耗子，像豚鼠，像松鼠，像兔子一般在街上闲逛，许多人都适合统治世界，适合写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当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些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当我想起他们显示的性格、他们的优雅、他们的温存、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神圣，我就要朝世界上的白人征服者啐唾沫：那些堕落的英国佬，体面的沾沾自喜的法国佬。地球是一种了不起的有感觉的存在，一个沏头彻尾充满着人的星球，一个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自我表白的活的星球；这不是白种人的家，也不是黑种人、黄种人或已经绝种的青种人的家，而是人的家，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有自己的机会，如果现在没有，那么一百万年以后会有的。菲律宾的小黑弟兄们有朝一日会再次兴盛．南北美洲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有朝一日也会活过来，在现在矗立着城市、喷着火焰、传播着瘟疫的平原上驰骋。谁说了算？人！地球是人的，因为人就是地球，地球的火、水、空气、矿产、物质、精神，是宇宙性的，是不灭的，也是一切行星的精神，其自身的改变正是通过人，通过无穷无尽的标记和象征，通过无限的表现形式。等一下，你这堆宇宙电报屎巴巴，你这等着人来修理抽水马桶的天堂精灵；等一下，你们这些肮脏的白人征服者，你们用魔爪、用工具、用武器、用病菌拈污了地球，一个人才说了算。正义必须行使到有感觉的最后一个细胞上——一定要行使！没有人在侥幸做成任何事，尤其是北美宇宙屎巴巴。
当我休假的时间到来时——我已经三年没有休假了，一直在渴望着使公司成功——我休了三周而不是两周，我写了关于十二个小人的书。我一口气写下去，每天写五千字，七千字，有时候八千字。我认为，一个人要当一个作家，就必须每天至少写五千字。我想，他必须同时说出一切——在一本书中——然后倒下。关于写作我什么也不懂。我被吓得屎都憋回去了，但是我决心要把霍拉修·阿尔杰从北美意识中清除出去。我猜想这是任何人写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这是一个大卷本，从头到尾都是缺陷。可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爱上了它。如果我像纪德那样有钱，我会自费将它出版的。如果我有惠特曼的勇气，我会挨家挨户去兜售它。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说它可怕。我被力劝放弃写作的念头。我不得不像巴尔扎克那样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先写出几卷书来，然后才签他自己的名字。我不得不认识到，而且我不久也确实认识到，一个人必须放弃一切，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他必须写呀，写呀，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劝他不要写，即使没有人相信他，他也得写。也许一个人写作，恰恰因为没有人相信；也许真正的秘密在于使人相信。人们说一本书不适当，有缺陷、恶劣、可怕，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我试图在开头做一个天才人物只会在结尾才做的事。我要在开头说最后一句话。这是荒唐而可悲的。真是一败涂地，但是却使我坚强起来。我至少懂得了失败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试图做大事情是怎么回事。今天，当我想起我写这本书时的环境，当我想起我设法赋予形式的大量素材，当我想起我当时希望包容的一切，我便鼓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双A。我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骄傲：我失败得够惨的，但我一旦成功，我便会成为庞然大物。有时候，我翻阅我的笔记本，独自看着那些我想写的人的名字，我就晕头转向。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来到我跟前；他来了就把这世界卸在我的定字台上，他期待我拾起这个世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我没有时间来建造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不得不像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后来石化、变成一座大山。在世界尽头顶着天上的繁星。——译者）那样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脚踩在大象背上，而大象又踩在乌龟的背上。要打听乌龟站在什么上面，那就发疯去吧。
我当时除了“事实”以外，什么也不敢去想。要深入挖掘事实底下的东西，我就得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一个人一夜之间是成不了艺术家的。首先你必须被压倒，让你的有冲突的观点被消灭掉。为了作为一个个体而再生，你必须作为人类而被消灭。你必须炭化，矿物化，从自我的最起码的一般特征做起。你必须超越怜悯，为的是从你的存在的根本上来感觉。一个人不可能以“事实”来造就一个新天地。没有“事实”——只有这个事实：人，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走向分类。有些人走了远道，有些人走了捷径。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设定他的命运，没有谁能帮助他，只能表示出仁慈、慷慨、耐心。
在我的热情中，有些现在已经清楚的事情，在当时我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想起卡纳汉，我要写的十二个小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所谓模范送信人，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着健全的理智和模范的性格。他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比任何一个送信人员挣得都多。他服务的顾客们写信把他捧上了天；有人向他提供好的职位，他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谢绝了。他生活很节俭，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他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有两个毛勃—贪怀与一心发迹。他可以一年不喝酒，但只要他喝上一滴，那就完了。他两次在华尔街发了财，然而，在他来我这儿找工作以前，最多不过在某个小镇上当了个教堂司事。他干这份差事被人解雇，就因为他突然喝起他的圣餐用葡萄酒，整夜敲钟不止。他诚实，真挚，认真。我绝对相信他，而我对他的信任，是为他没有一点瑕疵的工作档案所证实了的。
然而，他却冷酷地枪击了妻儿，然后，枪击了自己。幸好没有一个人死去；他们都一起躺在医院里，而且都复了原。在他们把他转送到监狱去以后，我去看他妻子，为的是请她来帮助他。
她断然拒绝。她说他是世界上用两条腿走路的最卑鄙、最残酷的婊子养的——她要看着他被绞死。我恳求了她两天，可她坚如磐石。我到监狱去，透过铁丝网同他谈话。我发现他已经讨得监狱当局的喜欢，已被允许享受一些特权。他一点儿也没有情绪低落。相反，他指望尽量利用他在监狱里的时间来对推销术进行“仔细研究”。他打算在释放后成为美国的最佳推销员。
我几乎要说，他似乎很快活。他说不要为他担忧，他会过得很好的。他说每个人都对他好极了，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有点儿茫然地离开了他。我来到附近的海滩上，决定去游个泳。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几乎忘记回家了，一心专注于关于这个家伙的思考之中。谁能说他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也许他离开监狱后会是一个地道的福音传教土而不是一个推销员。没有人能预言他会做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正在以他自己隐蔽的方式设定自己的命运。
还有另一个家伙，一个名叫古普塔尔的印度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为人规规矩矩的模范——他是一位圣徒。他十分爱好长笛，总是一个人在他那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吹笛。有一天他被发现光着身子，脖子被切到了耳朵根，在床上，他的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在葬礼上，有十几个妇女掉下了动情的眼泪，包括杀死他的那个看门人的老婆。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这小伙子的书，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心、最圣洁的人，他从不得罪任何人，从不从任何人那里拿任何东西，但是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到美国来传播和平与爱。
还有一个戴夫·奥林斯基，又一个忠诚而勤奋的送信人，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说得太多。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环绕地球好几圈了，为了谋生，没有他不干的事情。他懂十二种语言，很为他的语言能力感到自豪。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和热情却成了他们的祸根。他要帮助每一个人，要告诉每一个人如何获得成功。我们给他的工作他总嫌不够——他是一个工作狂。也许，当我派他去纽约东区的营业所时，我应该警告他，他将要在一个棘手的地区工作，可是他假装什么都知道，并且坚持要在那个地区工作（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暗想——你很快就会受不了的。毫无疑问，他在那里工作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一个粗鲁的犹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