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电子版 2010年第6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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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穸蓟嵩诿恐芪灏�5点左右蜂拥出城，直到周一早晨才回来。即便全城商场大促销，都没有人愿意提前一天回来。
即便是全球最大势力的中心华盛顿，面子上也写着大大的“无趣”二字。虽然这里是世界上拥有博物馆最多而且收藏展品最丰富的城市之，拥有美国自建国以来最好的藏品，却依然无法吸引到与纽约当代美术馆一样多的游人。早在1868年，马克·吐温就观察到“这里的人口看起来是由一群渴望办公室的人们组成的”。而一个世纪后，吐温接班人，讽刺作家欧罗克（PI O'Rourke）则在《妓院国会》（Parliament of Whores）中形容华盛顿的夜生活“每每到了工作日晚上10点半，华盛顿的酒吧和餐厅里就空荡荡地好似在伊拉克的犹太教堂”。
检验检疫之祸
首都居民仗着离权力中心的近距离，往往显得最具“国际视野”，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无趣的“水深火热”之中。你也许会想，外交和政治中心通常拥有作为一个有趣城市的先决条件：多国及多元文化背景的高比例人群。但问题也出在这里：除了这些有野心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城里的其他“人种”过于稀少。
这在那些一开始就被设定为首都的城市中尤其明显。为政府机构或者首脑办公室要员挑选同居对象的结果就是，城里每个居民都仿佛是检验检疫的结果——他们必须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这一点，“沉睡之都”堪培拉、“四不像之都”渥太华、“博物馆不知名一角”巴西利亚都是铁证。
伊姆兰·汗（Imran Khan）是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新闻记者，他生命中的80％时间都在一个类似于复制品的城市中度过——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如果所有这些首都可以组织一个板球联赛（这本身就是很无聊的一种运动），”汗说，“那伊斯兰堡一定能名列三甲。城里到处都是以没有想象力著称的外交官和政客，却没有一个街市或者电影院！这座没有文化渊源和创造力的城市把它的年轻人都快活活掐死了。”
城市规划之灾
对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而言，布鲁塞尔的意义如同一个记录着凄凉官僚生活的速记员。安德烈·德弗列斯（Andre de Vries）曾经花了整整一本书来试图改变这观点。这本名叫《布鲁塞尔：一段多元文化与自由的历史（Brussels：A Cultural andLiterary History）》的书，是公认的布鲁塞尔城市形象绝佳指南。
“布鲁塞尔是座有深厚文化渊源的城市，”德弗列斯坚持道，“剧院和键厅尤其棒。同时，它也是十分多元文化的。”关于多元文化这点，2006年该市的代理市长，阿尔及利亚出生的穆斯林哈利奇（Faouzla Hariehe）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的最鲜活的一个证明。但德弗列斯也同意了布鲁塞尔的缺陷正是由这一“多元化”政府造成的。
“城市规划法执行得不够严格，”他解释，“老建筑的拆除往往是轻而易举的。19世纪建起来的整个旧居民区随随便便就因为要造欧盟的机构大楼被夷平了。”
相比之下，亚洲一些首都的居民们生活得也并不好。东京，从著名的江户到举世公认的金融之都，经历了人口爆满和污染严重等问题；北京，一座古老都城，现在正在成为新兴势力的崛起地，只是近年来却因房地产热更是被拆得所剩无几。现代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存，尽管后者已经所剩不多，人们还是能够在下班后听听歌舞伎弹琴或看看旦角耍花枪。
安全，让生活更无趣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那些历史上的著名首都譬如巴黎、伦敦也变得如此无趣一事实上，它们中的或多或少都在朝这方面发展。然而，好在伦敦向来就有开膛手杰克的传统，巴黎满街的狗屎外交官们并不喜欢，而最重要的是，旅游业亦是这里人们的重要产业之一，一言以蔽之，当外交官太太比他本人更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时，这座城市就离被“无趣之都”板球大联盟吞并又远了一点。
如果一座城市只由一个单一的产业支撑，而个人专业或兴趣恰恰不在此，那日子将会是极其痛苦的。好在对于大多数产业来说，个人的欢乐与否并不会对产业本身构成伤害。但对于权力中心来说，单调以及被过度保护的无菌环境如何催生出对于动荡以及易变的混乱环境的正确决策？而不幸的是，这后者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活所在的真实世界。
“伊斯兰堡是一个泡影，”汗说，“这是充满了警戒线的国家中被人为割裂的部分。但如果你认为让更多不同的巴基斯坦人进入能够改善这里的单调，事实上，那些外交官们会立时如惊弓之鸟般离开。”
而作为下一个新晋权力中心，非盟委员会的所在地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无疑将创下无趣首都之最的纪录。这里的议员们甚至乏味到连个街道名字都要讨论几年。看来，用多元文化的混乱代替多元文化的无趣，至少十年里，还是遥遥无期的。
全球无趣之都板球大联盟
想要有趣的生活？只要你不是外交官，建议看到以下联盟成员绕道而行。
布鲁塞尔·其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但因为政客实在太多。
巴西利亚：明星设计师奥斯卡·尼梅耶（Oscar Niemeyer）的杰作，在图片里看起来很美。
堪培拉，孩子成长的好地方：安全、安静、优秀的学校和一望无际的郊野。除了大人们一有空就会逃到悉尼去吹吹风。
华盛顿，你看过《博物馆奇妙夜2》吗？为什么展品开着飞机在华盛顿满天飞都没人知道？因为没有人。
渥太华：它是加拿大的代表，因此，也无可厚非地成为加拿大生活特点的代表。
伊斯兰堡：如果一定要评论，去过的人都会很婉转地认为，这是因为巴基斯坦人要在混乱的地区中建造一块绿洲而导致的不幸。
卢森堡：这里为数不多的欧盟机构是全城唯一的亮点。
海牙；游人们经常想不明白，这么多的国际法律机构为什么就不愿意多搬几步到阿姆斯特丹呢？
日内瓦：刻薄的欧洲人喜欢给游客打这样的谜语：瑞士语中哪个单词用来形容“一大堆无趣的人在一起”？谜底是：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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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
请大家忘记电视上的陈Sir
大多数人是人云亦云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人被塑造成了另类“英雄”。真相是，每个人都是另类的，都是特立独行的。陈扬生于1954年，人称陈Sir。1981年至2006年在广东电台任主播，2004年起主持令他在广州市民中获得极高口碑的广州电视台《新闻日日睇》节目。2009年离开广州电视台，现任佛山电台主播。
我并不知道从哪天起节目要停。我知道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没有什么准备，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一年了，我的东西还在原来的办公室，等有空了，有心情了，再去收拾。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给我解释，只是叫我不要回去上班了。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如果是你，能释怀吗？现在？那我就当地震了不用解释了吧。
这一年，我过得很高兴。做电视节目时，有很多内部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人际纠纷。中国人离开人际纠纷，就是从地狱到了天堂。这一年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写文章就写文章，做节目就做节目，很快乐。
电台电视专栏微博都是表达空间
1月11日，我开始做电台节目。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也不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无论早年做电台还是后来做电视，与受众之间的感情是一直延续的，就跟家人相聚一样。我做了很多年电台主持人，听众都是从这个电台跟着听到那个电台，是我的老朋友了；微博上的很多博友也都是十几年的老听众老朋友。多年没见，现在大家又相见了。
无所谓大众媒体还是小众媒体，你永远不可能办一个杂志，让全世界都看。对我来说，无论做电台、电视节目，还是写微博写报纸专栏，在任何一个表达空间表达，其实都是跟朋友交流、相聚的过程。有一帮朋友就好了。朋友在一起打球是相聚，吃饭是相聚，一杯清茶侃大山也是相聚。这是我的媒体观。媒体需要制造戏剧冲突吗？这个世界本身就很戏剧化，不用刻意制造。
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一个从业人员，我会在我的表达空间里传播价值观，传播我对一些事件的判断和评价，因为我有我的职业道德底线，也有做人的道德底线。在这个前提下，谁看我的节目，谁不看我的节目，都无所谓。
朋友之间无话不谈，有人看你聊得高兴，过来骂两句，踩一下场，甚至把你的场砸了，那也没办法。我从来不要求每个人听我的话，信我的话。大家合则来，不合则散。我不明白我们聊天，关别人什么事。
记者不仅仅是个职业
记者是一个职业，还是一项使命？每个人的定义和定位是不同的。客观上说，记者确实就是一个职业。你有很多职业选择，正巧别人不想做记者你就干了这行，正巧你干其他都没有干这个干得好，也没有干这个来钱来名，所以你选择了这个职业。我认为媒体与其他行业的不同是，媒体是社会公器，因此从业者必须有社会使命感。什么是社会使命感？就是对这个社会、对受众有一种责任，想让这个世界变好，而不是变得糟糕。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至于别人把记者当成职业也好，当成聚宝盆也行，我都没有意见。人家怎么活跟我没有关系，我是这样活的。
我觉得记者这份工作好，适合我干。干这份工作除了养家糊口，还有一层“使命”的意义，这就够了。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情结。英雄主义的本质是悲剧的，是自我牺牲，甚至自我的毁灭，我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我不想拯救别人，自己都救不了还救谁啊。大家在不自觉中把媒体的功能放大了，把一些不是人云亦云的人英雄化了。绝大多数人是人云亦云的，这是要承认的现实，因此不是人云亦云的人就被塑造成了另类“英雄”。真相是，每个人都是另类的，都是特立独行的，都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的。只是大部分人伪装得和别人一样，而我很少伪装而已。其实呢，我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我也要养家糊口，我被人家骂心头也不舒服，人家冤枉我我也不高兴。
我当然不是“皇帝”
有一篇报道这样写：以前我经常和G4的年轻人一起吃饭，但后来就很少和他们吃饭了，某种程度，他们更认为陈扬是一个皇帝。
这话扯淡。当时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哪有时间跟人家吃饭，我天天吃盒饭。吃饭不吃饭有什么问题，能够成为人际关系好坏的衡量标准吗？说我像个皇帝，难道我在电视台带的团队成员就是我的臣民吗？他们听我的话吗？那个团队我带了5年，过年也没几个人给我发短信；佛山电台那帮小孩我带了3个月，天天念叨来看我，这一样吗？说我严厉，我对谁都这么严厉。小孩刚刚入行，什么都不懂，肯定要培养规范化、一辈子有用的职业习惯。我教的全是常识——比如说写字要工整不要有错别字，做节目片子不能偏色，要对好白平衡……这些都是基本要求吧？
如果一个人说你的惰性是坏东西，另一个人说是好东西，还护着你，你会偏向哪边？任何人都没有自觉性，当然都需要约束。用拿破仑的话说：一个人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但是一个人足以毁掉一场战争。做一档电视节目，整个团队就好比一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不能出差错。
在以前的团队中，我不认为自己是人际关系处不好的人。当然，我也不能说我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好，我不在乎这个。我觉得我对小孩们的工作是负责的，对这个节目负责，尽我一切的努力在负责；至于其他，我不是他妈不是他爹，还能负什么责？我公开跟我手下的记者们说，要挣钱不要来做记者。记者这个职业是可以养家糊口，但绝对不可以挣大钱。如果存着挣大钱的心，是不能做一个好记者的。
价值跟价格不是一回事
我追求做人的价值，并不在乎所得到的价格回报。价值这东西跟价格不是一回事。在价值观念范畴里无所谓得失，得就是失，失就是得。我不敢说我是对的，至少我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不后悔的事。识时务者为俊杰？那我不当俊杰不就完了，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俊杰。我不鄙视“识时务”的人，人家当俊杰是人家的事情，我当不了是我的事情。以后我是否会有变化？那也说不定，人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叛徒。我当然害怕我有一天会背叛自己啊。我在电视上就说过我害怕。人人都有害怕的权利，为什么你们害怕，我就非得不害怕？当然，我希望大家鼓励我不要背叛自己。
现在？我希望大家忘记我，忘记过去电视上的陈扬。爱听电台呢就听一下我的节目，不喜欢、没时间听就不听；有时间翻报纸呢翻一下我的专栏，没时间就不翻。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我做了5年G4这档节目，最大的收获是做了5年电视。最快乐的经历是每天躺下来的时候听着自己的骨头嘎嘎嘎地歌唱。
“我始终怀抱正义情谊的理想，将街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将街坊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以广州为家园，以广州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在节目中的一段话，也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现在已经没有观众了，因而也没有什么肺腑之言要说。
陈Sir说
我从来不照镜子，洗脸刷牙时也不照镜子。不是刻意，没有爱好，说明我不是自恋的人。
我是没有怨气的人。十几年前我在节目中就那样说：埋怨是生活中的毒药，你可以去介绍、享受美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埋怨呢？小孩会经常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会带你走向黑暗的情绪而出不来，我觉得我的心是光明的，我没有埋怨。
我曹经评价广州是“正义广州、情义广州”。这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很理想化的描述。
这个时代，青年拙于动手，不屑动手。不会动手和不屑动手的人爱抱怨是必然的。这不好。所以，我—直说男的要揸螺丝批，女的要学做针线。
采访手记
在《新周刊》2009新锐榜的颁奖礼上，主持人胡一虎问台上的嘉宾们一一2009年最恨什么最爱什么？当时陈Sir的回答是：最恨胡一虎，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一虎一席谈》节目有关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专场录制。最爱在垃圾焚烧事件中表现出色的番禺市民、番禺政府、广州街坊、广州政府，“全部爱晒”（粤语，指全都爱）。
整个2009年对陈Sir来说，他只记挂一件事，就是番禺街坊反对垃圾焚烧事件，一件事牵挂了他全部的爱与恨。作为一个番禺居民，我还是有点感动的。采访那天，我很想找机会对他表达—下感谢，但没有机会说。我看到了他扬长而去的背影，谈不上气宇轩昂，谈不上仙风道骨，就是一个朴素男人的普通背影。他不应酬场面，不和权贵攀谈，也不特立独行故作清高，就是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
采访前，闺密要我转告，说陈Sir啊，街坊很想念他。我想，陈Sir就是一个懂得街坊情
